我的七世祖，名谓，字说亭，嘉庆年间人。谓公天资聪颖而又后天勤奋，二十年间曾置办地产四十余顷﹙四千多亩﹚。并开设酒馆、油房，字号为‘瑞泉堂’。他以信交人，以诚待客，更是善于经营，瑞泉堂声誉远播，鲁南一带家喻户晓。他勤奋终生，乐善好施，在地方屡建善举，因此被荐为‘乡饮大宾’，成为一代乡贤，也是后人礼拜的楷模。

  谓公兄弟五人﹙称少五支，也称东支﹚，排行四。父名继文，是张发长子﹙[称老五支，也称西支﹚。张发胞兄张忠，有四女，无子，立继文公为承嗣子。张忠家景虽说颇可，但分五份之后，也就微乎其微了。据说，兄弟五人分家析产，每人只分得宅基地二分四厘，可见当时之艰窘。

 谓公聘棠隶吴氏为妻，也就是后来称为大福大贵之人的老太祖奶奶吴氏。吴氏聪明伶俐，温柔和顺，孝上慈下，恩亲养邻，携助丈夫成就一番事业，为后世传颂。听传说，她每天未明早起，洗盥后即到大门口拾个元宝回来，而是传之确确。但也有人认为她办事勤奋，很晚了还在料理家务，等账柜上把一天的账结清，所收得银钱交回来清点明白，可就已到后半夜，或有时一忙就是天亮。如此，神乎其神地传说，每天早起拾元宝的神话也就宣扬开了。当然，这也包函向往和崇拜的成份。           

这位吴老太孺人襄助谓公，在发家伊始就积极参与，付出艰辛，成就了一番事业。据说，当初谓公欠下了赌债，吴太孺人去棠隶娘家借钱还债。两三天没有回来，谓公仍旧去赌。也是时来运转，一夜之间不但翻了本金，还赢了一大批赌资。这时，吴太孺人在娘家又借来钱，加在一起，为数不少，于是就做了粮食生意。当然，一开始是小敲小打，驴驮人担，风来雨去，夫妇二人付出了无数的劳苦和艰辛。

 我家上户主村，向北十几里即是连绵不断的山东丘陵；往南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滕县县城西傍运河，自古是商旅南北通衢。谓公的付出有了结果，几年的工夫，他就有了自己的商行和颇具规模的仓库。由单一的贩粮食生意，连带经营花生、红枣、干山菓品及药材。由于他以诚为本，南北客商，云集在这个小小的山庄，生意得到前所末有的发展和繁荣。当时，上户主村成为货物集散地。百多年来，人们称为户主街，当地称之为街的，再只有东郭了。     起初，谓公有了钱就购置土地。开始，买村东面一些村庄较好山地，如冯卯、水山，直到城前几十里地。后来又向南发展，以大坞沟、小坞沟为中心直到县城边缘。虽非阡陌相连，但可达百余里，共四千多亩，成为滕北著名财主。但谓公不是土财主，他时时在为自己‘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理念奋斗。虽然有千亩良田，而没沉溺在土地上，他又着眼于工商方面发展。当然，由于当时的条件和环境所限，只能办一些民生方面的工业。就地取材，根据家中有一眼水质很好的井，最宜酿酒。高粮又为当地一大种植作物，随即利用这种天然便利的条件，创办起酿酒作坊，取名‘瑞泉堂’。他聘请高技术酒头工，严格要求，精心选料，亲把质量关。凡出厂原酒一定保证三分七厘五的成色[62.5度]。由于善于经营，他的‘瑞泉堂’酒馆，办得非常红火，享誉遐迩。

后来又开办了油坊。因本地盛产花生、大豆、芝麻油料作物，而品质特好。榨出的油，味香而纯正，因此产品出众，远销外地。‘瑞泉堂’字号成了一大名牌，声名远扬。我少年时期，还见过当时用的石磨，直径有一米多，扔在大街西边无人过问。还有四五米长，一米多宽的石槽，内有一人多高的石轮。大概是人推动石轮，把豆粒碾碎。这么笨重的石器，不知什么时侯被何人毁坏，实为可惜。

少年时期，常听老年人讲，谓公的发家是由仙人相助。传说，在通过莲青山的要道‘五径口’，常有一位白须老者，赶着驮子夜间来往于此。有人问驮的什么？回答粮食。再问去哪里？回答：送给上户主张谓家！这老者就是帮张谓启家的‘发家仙’；再之，谓公的仓库很多，而且又大。凡来库房的人，必先焚香跪拜。然后开库。如冒然开门，会遇到仙人。轻者是库内到处声响，重者使人昏昏沉沉，如失魂魄，几天都没精神；还有，不管夏秋打场，没人敢与他同时进行，如是同时打场，这家场的粮食就跑到他场里来了。曾有人亲眼见到，他碾场的碌碡眼里，往外冒粮食；就连赌博，因他常赢，都说他的眼被仙人点化，能背面看清骰点，谁也赢不了他。当然，都是传说，但言者却说得如眼所见，听者觉得津津有味。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理解：神话和传说中，吆驮子的老者，就是谓公当年赶着毛驴，背着粮袋子，白天黑夜，往来于五径口之间的真实写照。

谓公一生勤奋，不辞劳苦，他的生意做的这么大，可谓忙人，但一有空就往地里跑，仍不间断田间劳作。据说，他种的庄稼此别人好得多，芝麻长得象小树一样，小娃娃能向上爬；南瓜结得多，又大得抱不起来。一直到晚年他都习惯于早起晚睡，操劳不止。

他的节俭更使人传诵不已：一生粗布衣，家常饭，骑着黑走驴，来往于乡里田间，不象是个有钱的人。一天，去东郭赶集，看到有人买黄瓜，水凌凌的翠绿，实在是好。他一想还没到立夏节气，这黄瓜怎么下来这么早！便问：“黄瓜多少钱一斤?”卖黄瓜的抬眼打量了他两眼没有吭声。“嗳！我问你黄瓜多少钱一斤?”卖黄瓜的眼一眯，嘴一撇：“不用问，你买不起！”此人如此无礼，惹脑了谓公，便说：“你说多少钱,？黄瓜我全要啦!”那人一愣，随口要了个价，赶紧将黄瓜称好。心想这老头一定是大户人家办事的，便问：“我给你送到哪去?”“不用送，把筐端来，我要喂驴！”卖黄瓜的一听目瞪口呆。傍边有认得谓公的告诉他：“这就是瑞泉堂的掌柜老张谓！”买黄瓜的连连作揖，语无伦次：“老掌柜，别生气，我有眼不识泰山，看我眼拙的份上，不要一般见识！”谓公哈哈大笑，语重心长，好言相教：“你大小也是个买卖，来的都是客，不要一眼高一眼低，不然你永远是个挑担买菜的小贩。”那人连声喏喏。  

那个时代的老年人都戴的是毡帽。也就是一个毡筒子，一头缝住，另一头折上去。谓公的毡帽已戴了好几年，不但满是脑油，而且又破了几个洞。一天谓公去赶集，习惯地把钱掖在帽折里。路上遇到一个熟人，谓公跳下驴高兴地谈笑起来。因天气热，随手将帽子摘下放在地上。两人谈了半天，嘻嘻哈哈举手告别，帽子也就忘了。到了集上买东西，举手一摸帽子没有了。就慌里慌张回路去找，一看帽子仍在原地，被人踩得满是土。他拾起拍了拍土,钱仍在里面掖着。他对服饰一直很随便，到后来，公务活动多了，穿戴相比较干净整齐起来，但仍是讨厌绫罗绸缎。他生得膀大身宽，一表堂皇，稍有修整即给人一种‘人物’的感觉。                                                                                    

谓公乐于参加公益事业，常为众人和家族的事出钱出力，从不计较，也不辞劳苦。上户主村张姓，是汉留侯张良后裔。张良晚年随赤松子遨游天下，仙逝后与黄石同葬在他的封地留城。留城在唐代洪水泛滥被淹没，也就成了现在的微山湖。张良墓因地势高，成为四面环水的微山岛。张良的后人，为了保护陵墓，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在周围置办土地七十亩。租给当地农民，租金作为护陵开支。清同治年间，天齐庙道人王合瀛、王乐溪侵占墓田，并砍伐墓陵周围树木，造成很大破坏。东郭前村同族有两位秀才，气喘吁吁来找谓公。谓公听罢拍案而起，招集族中人士，去天齐庙找王道士论理。王道士有恃无恐，并不讲理，而口出狂言。大家气愤之极，于是一纸诉状，告天齐庙王道士于滕县衙门。区区两个道士有何能耐，敢如此猖狂。事情不那么简单，原来当地有一举人名叫殷献昌，背后全力操纵支持。殷献昌自认为，先祖是商朝的微子，微子墓也在此处。他想霸占林地，将张良墓香火钱作为祭祀微子费用，就暗中指使王道士首先挑衅。殷某人是当地大户，且举人出身，为滕西一霸，走州串衙，举足轻重，何曾了得。当时滕县县令洪调笙屈于势力，不敢得罪殷举人，遂判道：“张之祠堂无切实证据，其所奉神主，所言墓田，归庙祝照管……”。如此草率判决，张姓大为不满。随之百多人的告状团体，同去衙门进行申辩，引发著名的墓田争执案。洪县令怕激起民愤，收回成命，以他任满到期为由，将案子拖了下来。同治八年，滕县新任县令周麟章，进士出身，刚正不阿，接下前任宗卷，重新开堂审理。于是讼事又起，谓公领着张姓代表，与殷举人、王道士对薄公堂。周县令为这宗墓田案，于同治八年、同治十年、同治十一年，一连作过几次批语，终因殷献昌阻挠未能结案。周县令不愧是一方父母，考虑再三，亲自来到上户村找谓公商量办法。谓公大处着眼，考虑到墓田年代久远，事情复杂，举证不全。深深理解周县令此来的一翻苦心。再之，良公墓与微子墓相比为邻，同为先哲墓陵，共同保护起来岂不善哉！于是将想法告诉周县令，周县令哈哈大笑，正是来此之意。于是，又商议以后墓田的管理方案：谓公重申张家虽不要墓田监管权，但也不能给殷家和道士，这是原则问题。周县令想出一个更高的办法，由县书院为第三方掌管监督。所以，七十亩田地，分成三份，书院、张良墓、微子墓三方受益。谓公抚掌赞叹“明哉!善哉!”民初，滕县县志评周麟章为‘爱民敬士’的好县令，真是评述得当。

谓公嘱咐设宴，一时酒香菜丰，县令与谓公相逊入席。霎间，酒酣耳热，二人引为知交。兴奋之余，周县令索笔展纸，题写‘瑞泉堂’三字。真是墨饱意足，稳重端庄，一派大气，体现了周县令当时愉悦的心情。嗣后，谓公请上等木工，选用枣木雕刻成牌匾，悬挂在柜屋里。柜屋就是当时批发零售卖酒的门市，一百多年几经翻修，此匾一直挂在里面。抗战时期，日本人挖交通沟经过村里，柜屋被拆。从此，匾额不知下落——这是后话。

同治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周县令亲赴微山岛，知悉各庄绅士，对拖延已久的张良墓田争执案，进行宣判，取得各方的接受和支持。这个方案，既保护了古墓文物，又使经费紧张的学校受益，其结局在现在看来，也是一种明智和进步的选择。

并于当日，周麟章县令以破坏先贤陵墓树木为由，将王合瀛、王乐溪二道士驱逐出天齐庙。

光绪四年八月十四日，滕县又一届县令何维坤，对书院学生于同年八月初八日递呈的墓田收入情况，和监管情况的禀报作过批复。何县令一再强调“此后一切祭扫，自应由诸生等认真经理，切勿有名无实，致负周前县殷切判断之本意也”。后来，书院学生的监管维持到了什么年间，墓田后又归于何方，因无资料可查成为悬念。

谓公异常开明，颇有兼容并包的胸怀。在那个什么都要按封建伦理，进行活动的社会里，给先人立碑似乎是子孙独有的特权。此前，在农村碑刻中，从没有见到关于女子的信息。同治十二年，谓公给祖父张忠公立碑时，他三姑家的表弟夏文藻与他商量，是否能将四位姑母和他的名字同刻在碑上。谓公则表示，立碑就是为了使后人了解先辈的人生全貌，达到千古永垂，有何不可。夏文藻非常高兴，于是碑的右下方，分四行刻着‘长女适黄庄丁家；次女适金钢圈龚家；三女适夏庄夏家；四女适马家庄马家’，右方居未是‘外甥夏文藻’。此碑，文革时被推倒，后来当了井台，井坍塌而掉到井里。一九八八年在这里挖大口井，碑石重见天日。谓公的大度与情怀又现光辉，启示后人，也使今人能够了解忠公子女详细情况。﹙夏文藻亦为地方名人，夏庄很多人现在仍能知道其人。一名百姓，名字能流传二百多年而未泯灭，谈何容易。﹚时过百年之后，谓公的孙子张尚朴就不那么顺当了。他也给他的外祖父母刻了一筒碑，格式同上。但送到老虎窝村外祖坟前，就被外祖的子孙挡住不准树立。只好拉回上户主村，扔在野外无人过问，前几年还在西河岸躺着，这两年不知去向。

谓公还是孝的典范。他的母亲是大坞沟秦氏，生省、坤、苓、谓四兄弟，可惜英年早世。继文公又续相家山相氏，生老五张安。谓公对继母相氏非常孝敬，嘘寒问暖奉若亲母，传下很多美谈，影响深远。谓公的孙子张尚俭可谓秉承家教，衣钵嫡传。尚俭公自幼熟读四书五经 又兼攻医理，时时为乡里乡亲免费把脉诊病，口碑很好.。他又是一个大孝子，父母之言，唯命是从，百般承顺，从不拂其颜色。一日母亲病重，亲自接了大便，用手指仔细研抹，观察软硬颜色及嗅其味道。自古有‘自家仙姑难下神’之说，不敢自开药方，特邀当地名医会诊，慎重处方，使其转危为安。他的孝举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津津乐道，传为佳话.。 还有谓公曾孙张玉勤，亲母为东郭后村魏氏，生二子三女后去世，尚先公后续黄庄赵氏。这位赵太孺人比尚先公小了许多。虽出生山里，但排场很大。玉勤公每天早晚，请安问候，娘长娘短，如同亲生。他在地方上有点名气，常出外办些公事或私事。每次出门回来，都先到这位继母房里，将所办何事，办得如何，一一说于她听，然后方回自房休息。谓公以忠孝仁义为信条，礼廉谦让为准则，德被后人，遗风尚存。成为家族尊奉的文明道德传统，虽也曾有一两个流荡顽劣之子弟，并没影响敦厚朴实的家风。

 谓公事业有成，乡里受益，好善乐施，惠及众人。咸丰年间，地方士绅乡耆，力荐谓公为乡饮大宾，经朝廷批准颁布，旌表乡里。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难得的荣誉。﹙《周礼》有载：乡饮酒礼，举乡里处士之贤者为大宾，次为介宾，又次为众宾。﹚谓公大概是最后一届得此荣誉。据说，咸丰朝后，因国库紧张，朝廷不再拨此经费，遂废。

 谓公第一个开始在上户主村盖起砖瓦房，据说是在岭头村买来的旧房，拆下的木料、砖瓦所建。铺地基的石块是在水山拉来，石块很大，几个人抬都很费力，不知当时是怎么运来的。屋脊装饰着陶制的‘哈巴狗子张嘴兽’。﹙据说没有功名的安合嘴兽﹚屋盖得很坚固结实，近二百来年，历经兵荒马乱，人为破坏，仍没有裂缝现象。文化革命时，红卫兵把‘哈巴狗子张嘴兽’砸毁。2008年十月，村里搞新农村规划，用推土机将其推倒。从前，上户主村前后三条街，我家居中街路北。因为这是第一口瓦房，所以村里人叫‘瓦屋院’，共三进院落。最前是柜屋，也就是门市，居街向南。酿造的白酒都送到这里，是批发或零售的地方。大门向西，大门里是第一进院，我小时叫客屋，也就是会客室。是当时洽谈生意的地方，据说屋里面挂着一些名人字画，这些字画在抗日战争期间，土匪头子孙明德来上户主村，被他们偷的偷，抢的抢，烧的烧，毁坏殆尽。剩下一副对联，玉勤老老爷拿去掛在他屋里。是翰林高熙哲写的‘流沙龙骑升高驾，天育风雷出画图’，字体汉隶。小时我还见过，后来不知哪里去了。通向里面是二门，二门的结构独特： 前面是墙和大门，后面是柱子支撑，约八米见方，筒瓦包沟，上面也是装饰‘哈巴狗子张嘴兽’。五八年大炼钢铁，各村各户，拆砖送东郭垒炼铁炉。一夜，我已睡下，听得人声嘈杂，天明，二门没有了，只剩下一大堆破砖和灰碴。进二门是东西屋，东屋一度曾作为磨坊。再就是腰屋，由腰屋进去是主院，主房屋两面是东楼西楼。从我记事时，楼只有一层，听说西楼多年为伙房。院东仍是院落，是饲养牲口地方，及杂物仓库。再向东是几亩空宅，后来靠空宅西边前方，修了两进院子，是二支玉勤公的住处。

据说，全字辈昆仲二兄弟分家析产时，长支全吉公继承酒馆、香油坊及大坞沟、小坞沟一带土地，住宅是老宅瓦屋院；二支全锷公继承豆油坊及冯卯、城前一带的土地和前街新院落。钱库里的制钱多年不用，锈成一团，无法清点，就用抬筐一一量开。

谓公晚年，生意上的事都由他两个儿子操办。但他仍是闲不住，酒馆、油坊、家里地里总是串个不仃，可谓事事关心，操劳不已。据说一天，院里几个人抬石头，他闻声跑出来，帮着挂铁索子。石头很大，几个人准备好，他大呼一声“起来！”众人把石头抬起，他却一头栽地，从此再也没站起来。至夜无疾而终，神态安祥，面色不改。这位一生勤勤恳恳的老人就这样走了，也圆满地画上他人生句号。﹙根据传说的这种症状，谓公大概是脑血管破裂或心肌梗塞之类的疾病去世。﹚

 谓公葬于村西南橡树林后面，陵墓很有气势；坟前是用花岗岩石，雕花的碑屋，内有碑石四方，铭刻着墓主人的生平事迹。碑屋前面是主碑，碑帽是九龙云舞的浮雕。碑身有四米高，正中大字：‘乡饮大宾张大公讳谓字说亭淑配吴太孺人之墓’，后人习惯称为‘雕龙碑’。再向前是石条桌和石方桌，石桌前是一米多高的青石雕刻莲花座的大石香炉，香炉两傍是同样高的石刻蜡烛台。最前是二十公分厚的大方石，作为跪拜地方。墓碑及一切石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革命时期被推倒砸碎，陵墓夷平，已了无痕迹。但谓公的品德、事迹，人们仍一代一代的流传；他的广义厚德，会永远激励和淘冶后人奋发图强。他的良功善举，一定为后人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