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5-05-30 作者：解波;汪逸芳 来源：文汇报

    小时穷得衣衫不整

    丁是娥1923年11月12日出生于上海虹口虬江桥畔外婆家。父亲潘成忠是个临时工，母亲石桂娥是缫丝工，他们给长女起名银男，希望能引来弟弟。母亲每天带银男去湖丝栈，把车肚权当摇篮。

    车肚摇篮摇出了大胆、泼辣的野性。那时虬江桥一带，有“敲白地”的流浪艺人，也有卖洋线团的唱着小曲招徕顾客。银男拱开人群，看得有滋有味，以后她出门遍觅琴声，多看多听记熟了两支小曲《手扶栏杆》和《哭七七》。她自然不懂唱词内容，边唱边照瓢画葫芦，嬉笑抹泪举手投足，活脱脱一个小小的跑江湖的人。有的邻居惊奇小孩的聪明伶俐，给她起个绰号：“六岁的老江湖”。

    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潘家流落难民收容所。同年深秋，母亲病逝，由姑妈作主，银男拜丁婉娥为师，立下九年关书，踏上从艺之路。丁婉娥为她取艺名丁是娥，希望银男像苏滩名旦孙是娥那样头角峥嵘，挂大大的霓虹灯牌子。

    丁是娥从小与学堂无缘，从艺后狠下心边学艺边认字。小艺徒们整天忙碌，不仅是自己的老师，戏班内任何老先生都可以差遣他们去买香烟，端馄饨，泡开水。有的小艺徒嫌累，丁是娥却抢着跑腿，一方面讨老先生喜欢可以多学曲子，一方面买东西也可以借机认字。她随老师周转于上海游乐场、公司场子，也被老师租借给江湖戏班，闯荡杭嘉湖和苏常锡一带集镇，在雪地里唱过堂会，在茶馆里讨过铜板。

    1936年春夏之交，丁婉娥成立以唱班为主的小囡班，后称为婉社儿童申曲班，历时两载有余；丁是娥的艺名被改为“小小婉娥”，成为小囡班的台柱。小囡班解散后，她又恢复丁是娥的艺名，伴随三度春花烂漫，先后跨入申曲第一大班文月社、新组建的鸣英剧团以及文月社易名的文滨剧团，仍屈就于配角。原班主筱文滨后来回忆说：“丁是娥当初进‘文滨’，穷得衣衫不整，鞋有破洞，脚无袜子，我送她一块银元，让她买新鞋袜，她恭恭敬敬三鞠躬，连连说：‘谢谢伯伯，谢谢伯伯！’”

    在一张文滨剧团的申曲海报照片上，剧团为表示抬举新人，特意标明：“天赋聪明伶俐花旦丁是娥”，并破例放大字号列于出演名单第三行正中。

    看家戏《罗汉钱》

    1952年，国家文化部决定于国庆三周年之际，举办首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上海沪剧团有两台剧目入选。一台是根据赵树理短篇小说《登记》改编的《罗汉钱》，一台是从歌剧移植过来的保留剧目《白毛女》。解洪元团长原本让正当而立之年的丁是娥去扮演农村少女张艾艾。演员名单报到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副处长刘厚生一锤定音：“由丁是娥出演小飞娥。”丁是娥自是喜出望外。三十啷当毕竟不是豆蔻年华，演少女不讨巧，小飞娥虽是徐娘旦，却是主角。请来电影导演执导《罗汉钱》，使丁是娥获益匪浅。小飞娥徐娘半老却丰韵犹存，她俏丽、聪慧、泼辣，以及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留下的阴云，使剧中人物的性格显示出生活历练的丰富性，同时，这样丰满的戏剧角色也造就了丁是娥，使她能淋漓尽致地施展艺术才华，让她的艺术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1952年10月，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中山公园的露天音乐场开幕。一朵能表现当代生活的江南秀葩盛开在首都舞台。赵树理观剧后高兴地说：“我写小飞娥，就是舞台上的这个人物，我就是这个想法！”

    又过了几天，沪剧团突然接到通知，《罗汉钱》要进中南海小剧场演出。

    幕未启，掌声响。喜讯飞遍后台：毛主席来了！同行的还有李济深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小剧场演出后，全体在中南海食堂用夜宵，谁都想不到的是周恩来总理站在食堂门口迎接。丁是娥抢前一步：“总理，您辛苦了。这么晚还在等我们！”甜甜的声音里溢出了激动与感佩。总理笑眯眯地说：“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嘛，应该的。”

    离京前夕，周恩来单独接见参演演员。在与总理的对话中，丁是娥显得落落大方，一点也不拘谨。她故意问总理：“您看我们的戏，能看懂吗？”总理说：“看得懂看得懂，我过去在上海呆过。”复又以行家的口吻说，“《罗汉钱》的音乐是不是吸收了苏滩的曲调？”

    谈话一旦深入到音乐，所有的人都没了拘束，丁是娥更是把旧社会从艺的经历诉说了一遍。周总理记住了这位丁是娥。

    在北京逗留期间，田汉去华东地区代表团住处看望大家，他直言：“一个好演员一定要有几部自己的看家戏。”响鼓不用重锤，聪明人一点即通，田汉的话在丁是娥心中落地生根。应该说，《罗汉钱》就是丁是娥的看家戏。

    “阿庆嫂”的坎坷

    1958年，沪剧团的团长陈荣兰和副团长陈剑云去南京军区寻觅创作素材，从军区三十周年的征文里发现了崔佐夫所写的《血染的姓名——36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这些在阳澄湖养病的伤病员即是20军59师175团的。陈荣兰原来是20军的文工团员，看到这份素材备感亲切，同时也意识到可以创作出一部好的现代剧。之后，就介绍陈剑云和编剧文牧去59师体验生活，这才有了新四军伤病员转战芦苇荡，地下联络员阿庆叔侄二人周旋于敌伪之间的剧情内容。

    大纲初现，陈荣兰对文牧说：“侬要写只和尚戏呀？”

    文牧一时语塞。陈荣兰手蘸茶水在桌上写了一个“丁”字，用吴侬软语说：“侬为‘摘钩头’写只戏。”

    一年后初稿《碧水红旗》出台。陈荣兰亲自推敲剧情，增补细节，使之既有戏剧性，又符合地下斗争的特点，剧名改为《芦荡火种》。

    1960年1月首演，陈荣兰仍不满意，坚持边演边改边丰满，进一步完善阿庆嫂的核心地位。《芦》剧使丁是娥的表演艺术登上了新的高峰。

    1964年1月9日，由中国剧协出面，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亲自主持，为“人沪”的《芦荡火种》和《巧遇》组织专题座谈。周巍峙由衷地称赞：“沪剧团四次来京演出，一次比一次进步。”《人民日报》还发表戴不凡的剧评《喜看沪剧〈芦荡火种〉》。

    两天后，《芦》剧慰问驻京部队。

    到了23日，刘少奇、李先念、薄一波、张鼎丞、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剧，和全体演职员合影留念。这一次进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从沪剧移植的京剧《芦荡火种》示范。

    刘少奇肯定了沪剧的长处：“沪剧的阿庆嫂周旋于胡、刁之间，利用敌人矛盾，这一点比京剧好。”

    周扬对京剧团的薛恩厚说：“沪剧演出很成功，你们不要改了，就照它改。”

    春来茶馆的阿庆嫂，丁是娥把她演得舌生莲花，八面玲珑，如一匹花色斑斓的丝绸，在闪烁变幻的灯光下渐次展露，撩逗出观众火炭般的热情。

    丁是娥在荣誉和掌声面前举止得当，进退有度。她把荣誉归于陈荣兰团长，说是陈团长改造了一个旧戏班。当《人民日报》约她写出演现代戏的体会时，她明确告诉代笔者：赵燕侠正在演阿庆嫂，我说东道西的不好，还是谈谈《罗汉钱》里的小飞娥和《鸡毛飞上天》里的林佩芬吧。

    《芦》剧的胜出，稳固了丁是娥作为沪剧界代表人物的地位。上海市人民沪剧团载誉返沪后，《芦荡火种》剧组又在美琪大剧院向上海市民作汇报演出，连演连满达九个月之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芦荡火种》与政治搭上了边，成为纠缠历史陈账的一个工具，以至于扯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武装斗争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工作路线上去了。史实记载，第一丝不和谐音出现在《芦》剧返沪之前，江青提出，“挂红灯”和“开药方”不符合地下工作的情况，建议删去。丁是娥向旁人发牢骚：“红灯要撤，开方要去，我这个阿庆嫂还有啥唱头？不演也不要紧……”

    1964年六七月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震荡着古老的京华，京剧《芦荡火种》列于首位。一些意见传至沪剧团，其中包括“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只是谁也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指示。到了11月12日，上海举行文艺会演，张春桥询问沪剧《芦》的修改进度，责令将沪剧、京剧两个本子合成一个向全国推荐，并郑重其事地点明此乃江青的意见。12月，丁是娥进京参加政协会议，带回来薛恩厚转交的由江青过目的修改本。

    那是个抹杀个性的年代，明明不需改动，偏偏逼迫修改。丁是娥的不满之词俏皮而又尖刻：“这个戏要写指导员为主，等于冬瓜生在甏里面，肯定死掉。”

    不久，她就被踢到乡下搞“四清运动”去了……

    做戏做人皆精彩

    在那个失控的十年，丁是娥熬了整整八年，直至1973年9月才重获“人民”的身份。1977年1月8日，上海沪剧团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丁是娥主动请缨，选择了难度极高的“赋子板”，唱《鸡毛飞上天》中的“从前有个小姑娘”唱段，共有八十八句。1960年，这个戏的成功曾使丁是娥在唱腔设计上登上一座高峰。这一出根据建襄民办小学教师吴佩芳的先进事迹编写的现代戏，刘少奇曾看过，周恩来也看过，他们都给予肯定，总理称赞它“刮刮叫”。停了十年的嗓子初试失利，吐字和嗓音都沉湎于哽咽的干涩之中。丁是娥经过几度调整，终于找回了从前的感觉，再度唱红上海滩，电台录音，电视录像，一时，满街传唱“从前有个小姑娘”。

    1978年8月，丁是娥出任上海沪剧团团长。作为演员，她刻意驰骋于红氍毹；作为一团之长，她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已经五秩晋五，观众的怀旧是暂时的，喜新厌旧是铁的规律。她力排众议，推出再现金嗓子周璇遭际的新戏《一个明星的遭遇》，捧出了

    十九岁的新人茅善玉，新的西装旗袍戏，新一代的金嗓子，瞬间走红浦江两岸。翌年五集沪剧电视连续剧《璇子》问世，开创了沪剧电视连续剧的先河，并于1984年摘取了全国最佳戏曲电视连续剧“金鹰奖”的桂冠。茅善玉与越剧茅威涛并称“江南二茅”……1982年9月，建立上海沪剧院，丁为第一任院长。丁是娥公私分明，动用公家车辆，车资要从工资里扣除；担任各种评委，一概谢绝礼品。她竭力规范自己，约束自己和家人，把做人和做戏和谐地拧到了一起。1988年7月9日，因晚期肾癌，丁是娥告别了人世。

    摘自《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解波汪逸芳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