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06日 13:48 重庆晚报

　　姜听说，丈夫得知党正设法营救他时，用铅笔在一包香烟的薄纸背面写上“宁死不屈”四个字，表达自己为革命斗争到底的决心;他曾在白公馆与难友一起积极进行越狱准备工作;狱中难友宣灏传看狱中挺进报时被特务发现毒打，他挺身而出掩护宣灏。老人感叹：“他天生一副硬骨头，只想着革命，想着别人，却总是忘了自己。”

　　1946年，姜随许家迁到了上海，担起了养家与教育女儿的重担。“女儿性格和她父亲一样，做事不张扬，有了好东西总是分给大家吃。在她身上，我能看见晓轩的影子。我一直相信，我们可以盼到合家团聚的那一天。”

　　可是她的梦想最终破灭了。1949年，当许晓轩被害的消息通过组织传到她耳边时，她整个人都崩溃了。那时她的肺病复发，整个肺叶坏了一大半，无法远赴重庆认领丈夫的遗体。“但我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要回到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去看看我的爱人。”

　　她的愿望在1981年实现了。此前，她独自带着女儿过活，寡居了整整30余年。当她摸着烈士墓那白色的栏杆时，泪如雨下：“晓轩，我回来看你了。”当时，白公馆旁那株石榴花像烈士的鲜血一般，繁茂红艳。

　　在姜老太的床头，一直放着许晓轩生前的照片，上面显然时时拂拭，毫尘未染。“许晓轩曾经留下遗言，除了让我好好带孩子，还得考虑自己的事。虽然我和他只有半生的缘分，但我这一生都丢不下。后半辈子，就让我一直陪着女儿吧!”

　　人物小传

　　冯玉琴，红岩烈士单本善之妻。

　　1938年，单在重庆参加了进步组织“战时知识训练班”，开始献身党的事业，曾任《陪都晚报》编辑主任，并利用专栏以笔作枪，宣传进步思想。1949年9月18日，单被捕，11月29日在松林坡被害，时年36岁。

　　冯与单1935年相识于重庆，1940年结婚，共同生活了10年。单牺牲时，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8岁，一个未足年，女儿尚未出世。

　　解放后，冯在组织安排下与一老八路结婚，生有两女一子。

　　冯玉琴：不能忘啊，坐在家门口的爱人同志

　　晚年的冯玉琴，曾独自生活在七星岗德兴里的一套旧房里，屋里的摆设陈旧而简洁。记者到冯家去过两次，相处了整整半天，但她仍然时时记不起记者是何许人也，甚至记不起自己有几个孙子孙女。长期的艰苦生活对她的影响太大，长了几十年的脑瘤更是严重损害了她的记忆与思考。但是那些苦难与幸福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岁月，却像烙印般深深留在她的脑海里，任疾病与衰老都不能洗去。

　　“怪人”求婚，缘起缘定

　　冯玉琴与单本善最初的相识颇带几分喜剧色彩。

　　冯10多岁就随父母从老家宁波逃难到重庆江北，一家老小就在江北一间阴暗潮湿的篾条屋里勉强度日。每天中午，他们不得不到公用的堂屋里吃饭。“那时门口摆了个算命摊兼书摊，晚上就放在我们堂屋里。每天一到吃饭时对面税警队就出来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一声不响地坐在书摊上，一双眼睛直往屋里瞧，瞧得我心头一阵发毛。我对父亲说，那人怪怪的，不像好人。”

　　略通文墨的冯父很快被单本善出色的谈吐所吸引，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冯父没有想到，单对清纯可人的冯玉琴早就一见钟情，一切行动都是有的放矢。

　　可是在少女的眼里，单的行为都是那么古怪：他定时定点出现在门口那条老木凳上，虽然在跟父亲谈话，可是眼角余光却有意无意地瞟着她;他谈起时局形势如数家珍，说起孙中山、冯玉祥就慷慨激昂;他写了一封“文言文”给父亲，信上龙飞凤舞的字迹更让她摸不着头脑。“我当时有点察觉，只好暗暗祈祷，这个怪人别是看上我了吧?”

　　但冯父看到单的求婚信，赞不绝口：“这小子有文采!将来玉琴跟了他一定有出息!”于是，两家的婚事就这样订下了。

　　可冯玉琴还是看不惯这个“怪人”。单来到家里，她黑着脸不愿到堂屋里见他，甚至不愿跟他端茶倒水。单觉察到了玉琴的不满，打算主动放弃这段感情，便以旁人的口气用左手执笔给冯家写了一封信，称自己已被当地土匪杀害。冯父硬是不信，让冯母带着玉琴去找寻单本善。结果在双方父母撮合下，两人终于喜结连理。

　　与两代烈士的永诀

　　婚后，单本善对冯玉琴几乎是百依百顺。次年，他们的儿子呱呱落地。单本善将他取名叫“去非”，“我的名字叫本善，可是这个社会并不是有很多的善良，所以这个儿子叫去非。”当冯问他以后的孩子取什么名字时，他很干脆地回答，不管是男是女，都叫去恶。

　　1947年，单编辑主任的职位被解除后，为了全家人的生活，不得不跑单帮做小生意，后来又拿出自家收藏的不少进步书籍在自家门口摆起了书摊。

　　冯玉琴亲眼目睹了丈夫被捕、从新世界饭店押至白公馆的全过程。“几个挟着盒子枪的便衣特务提起本善的膀子往后一扣，铐起就走。他强有力地一扭头，叮嘱我：‘莫哭，没关系!’”

　　“那时候我手上牵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还怀着一个，身上分文不名。母亲只好出去给人当保姆挣钱。朋友偶尔送几块钱给我们，都是掩得严严实实地给我，生怕被特务发现。小女儿从出生起便没见过父亲，连她的脐带都是我自己剪断的。”

　　丈夫被捕后，冯曾在送东西时见过丈夫一两面，周围全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她只能一个劲地流泪。单说：“我连死都不怕，你怕什么?”听了这话，士兵用枪托子使劲砸他。

　　冯玉琴永远都忘不了在丈夫临终前的见面。“解放前两天，好像出于某种感觉，我跑去了新世界监狱。我挤到最前面，听见里面在点名，许多士兵将我们狠狠往后推。我死死地瞪大眼睛，看着一个个被反绑着走出来的‘政治犯’——最后一个正是他!我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本善!”他挣脱看押的士兵朝我扑来想要拉拉我的手，可是却没能成功。在那一片喧闹声中，我只听见他对我说：‘好好把孩子带大!’接着就被推上了刑车。我在后面哭喊着追刑车，跌了又爬起来再追，直到再也看不见刑车的影子。”

　　当丈夫被害的消息传到她耳里时，她悲恸过度昏了过去。不顾众人的阻拦，她自己跌跌撞撞地走到烈士墓，没有发现丈夫的尸体，却看见一口口黑色的棺材。

　　冯玉琴在诉说这段经历时，声音有些哽咽，却没有眼泪。她说，从那时起，她的眼泪便已经干涸了。

　　解放后冯玉琴受到组织上照顾，先后在行政干部学院等单位工作，1979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