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还有下辈子……

老潘离开我整整十年了。

十年来记不得有多少次我在梦里被惊醒，多少次我们在一起，象十年前一样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老潘走后，我便办了内退手续，带着对她的深切怀念，背着行囊北上找事做。也想以至离开这使我心疼难过的地方。北京的三年，我走遍了北京及其方圆三百公里内的大小庙宇，每到一处，我都要向菩萨、向苍天祈求，保佑老潘在那边不被小人欺负、过得安心。每逢过年、生日、忌日我都要给她烧点纸、同她谈谈心。就像十年前我们每天在一起散步一样。

是夫妻也是战友

我和老潘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文化革命后期经同学牵线走到一起的。毕业时由工宣队作主，一起分配到云南省机械局，由机械局又派送到昆明远郊的云南轴承厂工作。一踏进这个厂，我们就找到了在这里工作了多年的一位姓刘的老校友，他详细介绍了这个厂的产品、环境、厂风，并直言地建议我们如果有其他地方可去的话，最好考虑考虑。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背景下，看到厂房很大、机器很多、设备的自动化程度顶高,在要求斢换单位无望的情况下，也就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

工作的头一年，属大学毕业生实习期，我和老潘在不同的车间开磨床，同工人一样白、二、三班轮流倒。我们都住单身宿舍，在厂里，是对象的男女，可以在一起作饭吃。我们俩象其他人一样，买了个煤油炉子，自己炒点菜，在食堂买上主食，也算是过上了小日子。在举目无亲的异省它乡，两人相依为命、互相鼓励、渡过了那思乡思情耐以荒凉、寂寞的一段时光。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一年下来，我们双双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第二年，落实专业对口，我们被安排到设备动力科工作，搞全厂的设备电气维修，也就是当电工。由于工厂电工的技术性强、工作灵活性大而被一般工种的工人所羡慕。然而面对新的工作，压力也是挺大的。一是不懂、二是不像学徒那样可以配师傅带、三是没有各种机器设备的电气图纸。我们暗下决心：作为国内名牌大学毕业、又十分注重业务成绩优秀者，荣誉感和责任心鞭策着我们要尽快上手。趁红河州的同学老車来厂出差的机会，请他给我们讲解了看图和自控的一些基本知识、设备维修技巧，又买了许多维修电工的书来看。没有图纸吧，我们就把同事的图纸、不管他是正规的还是手画的统统借来，两个人即分工又合作，日夜加班。熄灯了，点上蜡烛在蚊帐里面接着画。短短半个月时间，完成了全厂七十几种设备一百多张图纸。

记得有一次我上夜班，老潘上白班。我在修一台C725车床时，不知怎么搞得短路，引起全厂停电，我一时慌了手脚，这可怎么办?工人帮我打着手电搞了一阵仍没有搞好，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我急急忙忙跑出喊老潘帮忙，她二话不说披上衣服就跟我走，两个人一直忙到三点多才搞好。

我们在这个厂工作了11年，它是我们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难忘的岁月。住房从三代人8平方米搬到16平方米，买3斤带骨肉熬一锅萝卜过一个年。然而这11年，也是我们收获最多的，我们是该厂文革后拔尖提拔起来的技术员，我们专门从事大、尖、精设备的安装调试和技术改造工作，我们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工人们尊称我为大师，老潘则经常外出帮兄弟厂矿解决设备运行中的疑难问题。

她心里只有我和孩子们

81年，我们调回到老潘的家乡江西九江，在庐山电子仪器厂工作。我被安排在研究所从事新产品开发，老潘在仪表室从事测试仪器的计量和维修。从搞控制到搞电子仪器，从搞强电到搞弱电，我们又面临着专业知识的系统更新，学习的紧迫性再一次降临于我们。尤其作为业务骨干的我，几乎一切业余时间都要用在学习上。

仪器厂座落在九江郊外的庐山脚下，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潺潺流水从宿舍流过办公楼，是科研和居家的好地方。但是在这里生活却很不方便，没有大的商店、医院，也没有菜市场。厂里每星期派三次车把职工送到6公里外的沙河镇买菜，为了不耽误上班，买菜的车早上五点多钟就要开出。夏天还好，一到寒冬腊月真叫人受不了。我也偶尔买过几次菜，站在卡车上，在刺骨的寒风中顛出顛来，上班时一个上午都缓不过神来。买菜的事基本上老潘都包了，为了御寒，她自己动手做了一件厚厚的棉大衣，每逢买菜，生怕吵醒了我和孩子，总是蹑手蹑脚地离开家。老潘有便秘的毛病，记得有一次买菜，因为上厕所耽误了，赶到门口时，车已经开出十几米远了，她边跑边喊向卡车冲出，司机一个急刹，她差一点被压在车底下。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感到很后怕、也感到很愧疚。

82年底至83年初，我在北京出差半年，家里的事里里外外全靠老潘操劳，儿子在这段时间里刚好患上了过敏性紫癜病，她每天背着儿子到两三里路远的医院打针、开药。独自承受着身心的痛苦。每次收到她给我的来信，总是提醒我要注意营养、注意身体，家里一切都好等等，只字不提儿子生病的事。老潘阿，你是世上最好的妻子、世上最伟大的母亲。

我要回老家去

俗话说“好人命不长”，我说呀“苍天有眼”，苍天的眼也是见钱眼开的，看不见我们穷人，特别看不见善良的穷人。

老潘2000年5月19日在湘雅医院做了结肠改道手术，手术主刀刘教授告诉我，肿块太大，癌细胞已经四处扩散，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估计还可以活半年时间吧。我听了以后就像五雷轰顶，差点站都站不稳了。我不断提醒自己，不能慌了神。我一面派读医的儿子坐飞机到北京买药，一面安慰不知情的老潘，说手术怎么作得好，要她安心养病。有时候我就想，怎么会得这个病的？老潘平时是很注意的，每年一次的体检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呀。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常年的工作压力和精神压抑。从九四年开始筹建省计划干校培训大楼，到二〇〇〇年金泉大厦开业的整整七年，她付出得太多太多。身为基建办主任，又是指挥部里唯一一个有高级职称、懂技术的，工地的各种大事小节全部集中到了她这儿。指挥部里除了一个“财务一支笔”控制资金的外，其他的也就是来开开会、打打牌、领领补贴者居多。下面配的助手吧，都是外单位临时请来的，他们想要的一是权、二是钱，谁愿意来跟你分担责任、分担工作任务呢！你想要给那个队伍付点进度款吧，“一支笔”给你卡着，你想叫那个队伍把工程质量整改以后再付款吧，“一支笔”给你付了。老潘是一个眼里不容沙子的人，又不想为五斗米折腰，把所有的气往肚子里吞，既不跟上面反映、又不愿意与他人交流。整天埋着头做事、埋着头受气。只有每天晚饭后散步的时候，她才跟我说说。我多次劝说她，你不搞了行不行？让他们去搞天不会塌下来的。她却认为她若不管，工程就会搞得一塌糊涂，国家的投资项目就会受到损失，就会正中人家的下怀。那几年呀，不知她哭过多少次、流过多少泪。那几年，我的工作相对较轻松，就主动承担起家务活。那几年，尤其是开工初期，工地上连个厕所也没有，她跟我说，往往一个小便也要憋上好几个小时，加上工地上的粉尘、噪音的长期影响，对她的身体损害是很严重的。老潘啊，如果你当时听了我的，也许今天你我还在夕阳里回味着那些只有你我才知道的故事哩。

8月9日，儿子请湘雅医院的名教授替老潘作了肠道侧吻术，教授告诉我，老潘的肠道脏器已经结块了，手术无法进行。能坚持多久，就看他的命了。

老教授做了手术，老潘的精神状态明显地好了很多，每天让我和儿子架着走上20米。为了让她宽心，我故意带上一本技术书，有空就翻一翻。

9月8日，医生查房时，老潘向他们反映肚子胀，但又无法解出来。我急忙与西安的一家诊所联系，对方了解情况后，表示可以作特快专递办。我在邮局办完手续后回到病房，快十点半了。老潘净净地跟我说：“我恐怕是不行了，不知道能不能挺过中秋节啊”。我为之一振，心脏象收紧了一样，好久好久才开始安慰她。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等西安的药到了以后，病情就会缓解。中秋节我们回家出，一家人欢欢喜喜在一起。她面带喜色地说：“老梁，到了那一天的话，我要回安化老家去！你一定要了了我的心愿。”我的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我说，还是在长沙找一块地方吧，星期天、节假日我和孩子们可以去看看你。安化路途遥远，一个人在那边会感到很孤单的。无论我怎么说她都坚持死后要把骨灰安葬到我的老家去。我当然要满足她的愿望。

也难怪，老潘对这一片故土有着许多许多的牵挂。

我的老家是一个偏僻的小山庄，人们虽说很勤劳，由于土地贫瘠，日子总是过得很艰难。老潘为人厚道、爱帮助人在我们乡里是出了名的。无论是普通乡亲还是村干部到了家里，都要热情招待，临走时，还要打发点东西或者路费什么的。每逢回家，她都要每家每户登门拜访，问寒问暖。村子里吃水一度很困难，特别到了夏天，碰上久旱无雨时更是苦不堪言。老潘四处求人、各处求助争取了四万元资金，基本上解决了饮水难的问题。我每次回家，乡亲们都要念及老潘的为人、念及老潘做过的好事。

……

老潘跟我整整生活了三十年，我们朝夕相处、心心相印，她中有我、我中有她，她就是我、我就是她。三十年，我们互敬互爱、相敬如宾，从未抄过嘴骂过架，就连脸红的次数都是出指可数。在我的眼里，老潘是最纯洁的、最真诚的、最美丽的。她用她毕生的心血和智慧对待家庭、对待我。在老潘临走时我对她说：“我们下辈子还做夫妻！”我还要说，如果还有下辈子，我当女的、你做丈夫，我要像你对我一样对你，持候你一辈子。

写在老潘逝世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