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房子先生”急切盼望迁都赣州

“伍豪同志，我们已几次去电苏区中央局，要他们组织红军迅速向外发展，打吉安，打赣州，他们执行得怎么样？

在上海一间很不起眼的小阁楼里，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周恩来在一起商议工作。博古见到周恩来，首先问的一件事，就是中央苏区红军有没有开始打赣州。

“据那边来电和从国民党报纸报道来看，他们还在瑞金周围几个县做赤化工作，没有部署打赣州的迹象。”周恩来回答。

“泽东同志是怎么搞的，对中央的指示就是不积极执行。”博古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黑边近视眼镜，十分不满地说。

“是不是中央给他们的电报还说得不够明白？”博古又问。

周恩来：“不会的。中央在给他们的第四号指示电中已明确告诉他们：若困处瑞金一隅，避免与敌接触，恐惧第四次战争爆发，因而向闽西北赣西南十六县发展，不但给养难解决，而且是放弃良好时机，自处被动，使敌人得以从容布置，从而无法巩固根据地。他们应该理解中央的意图。”

博古：“是不是再给他们发个电报，要他们赶快组织攻打赣州或吉安？”

周恩来：“前天发出的中央训令，对此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再发电报有无必要？”

周恩来说的“中央训令”，是1931年12月4日发出的，题为《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关于敌军进攻的军事布置，红军的行动方向与编制》。“训令”中说：

目前红军行动的总方向应该首先是使中央（闽西在内）与湘赣边苏区连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在这一总的发展方向之下各苏区的行动方针应该是：

A.  中央区      应以红军主力军配合群众行动向西进攻，迫吉安赣州与湘赣边苏区打成一片，另以少数部队与赤卫队佯攻宁广南丰线以助势并牵制敌人。对赣南（寻邬、崇义、安远、信丰、南康、大庾、上犹、孝义[原文如此，引者注]等县）闽西北（清流、宁化、归化等县）应发展广大的游击运动与土地革命，阻滞敌人，巩固后方与扩大苏区。对于闽粤赣及湘鄂赣两苏区要保持绝对的联络，并与赣东北取得联系。

“我看还是再给他们发个电报，口气严厉一点。”博古想了想，说。

周恩来：“那好吧，我来起草这个电报。”

博古：“伍豪同志，你打算几时前往中央区？”

周恩来说：“我想过几天就走。”

博古说：“很好。你到中央区后首先就要抓好打赣州这件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都，不能老是设在瑞金那个山沟里，要把赣州打下来，尽快搬到那里去，才像个国家的样子嘛！”

1931年12月6日，由周恩来起草的致苏区中央局的第十二号指示电发出，电文如下：

中局：

3号电悉。

1.  报载赵观涛师将调京汉路，南京正计议大举进攻鄂豫皖苏区。江西敌情现测重保持临川至宁广之线以固南昌，对赣江上游防守较松，红军主力似宜乘此改向西进，首取赣州，迫吉安，与赣西南打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另以少数部队配合群众赤卫军佯攻宁广南丰助势。中央已指示湘赣边省委向赣南行动，湘鄂赣红军向樟树方向游击。如何望讨论执行。但不容因开会建立政府而迟缓红军行动，更不许因此而再抛弃闽西根据地。

2.  人民委员确定与分工，宜授权中央执委决定，便有时可改变，少奇不能去，叔衡改工农检查，八部外宜加交通。

3.  干部续有派去，但主要在自给，宜速办党校及苏维埃干部训练班。

周恩来历尽艰险抵红都

1931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

大约8点多钟的光景，上海海宁路与山西路转角处的一家小小的烟酒杂货店。楼门打开，一位身穿对襟哔叽中式短上衣和一条蓝哗叽中式裤子、下巴蓄一绺小胡子的中年男子，手提一只小提箱，从楼上下来。他身后还跟着一位短衣打扮的男子。两人一前一后出了店门，雇了两辆黄包车，坐上后便直奔外滩十六铺轮船码头。

这位提着小提箱的中年男子，就是周恩来。他今晚乘轮船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那位跟在他身后的男子，是临时中央前来送行的黄平。同在小店楼上的邓颖超为避免引起外人注意，没有下楼为周恩来送行。

周恩来是前往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自苏区中央局成立后，书记职务一直由他兼任，只是由于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的工作任务繁重紧张，一直不能前往就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一职，只好先后由项英、毛泽东代理。今年4月间，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这个叛徒对中央机关的办公、开会地点和领导人居所都很熟悉，带着国民常特务在上海滩乱窜，伺机捕捉中共领导人，给中央机关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周恩来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虽然使顾顺章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自己在上海的工作已越来越困难。瑞金召开“一苏大会”期间，苏区中央局又几次致电中央，要求派一得力同志前去加强领导，担负苏区中央局书记专职。在这种情况下，临时中央只好决定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苏区。

黄包车在昏暗的路灯下疾驶，很快来到十六铺码头。黄浦江边停靠着一艘驶往广东汕头的客货混装的小火轮。验过船票，周恩来和黄平登上小火轮。

小火轮的统舱里，早已有两人在等着他们。两人中，一个叫黄华，广东大埔人，绰号“小广东”，一副人力挑  打扮；另一个叫肖桂昌，一副商人打扮。他俩都是党的地下交通员，是奉命专程从大埔赶来护送周恩来进苏区的。黄平在统舱里找到了“小广东”，将周恩来交给他，便离船上了岸。

茫茫夜色中，小火轮“呜——”地鸣叫了一声，吐着黑烟，离岸向长江口驶去。

这条地下交通线，是周恩来亲自筹划建立起来的，已经两年多了。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担任地下交通护送任务的交通员都经过严格挑选，他们严守纪律，忠于职守，一直没有出过问题，很安全。今年3月间，任弼时、王稼祥他们赴江西中央苏区，走的就是这条线。其他数十位党的重要干部，也是通过这条线进入苏区的。不过，周恩来并没有大意，几个月前他通知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来上海，对交通线的工作进行了过细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次前往苏区，他为安全起见，决定不走香港，而是由上海直往汕头，因为他知道自己在香港熟人多，难免被人认出发生意外。

小火轮沿着海岸线，曲曲折折地航行了好几天，总算安全抵达汕头港。上岸前，周恩来趁人们混乱拥挤之机，迅速换上一件灰色长袍大褂，戴上一顶褐色毡帽，还在鼻梁上架上一副金丝边眼镜，由原来的工友装扮换成了商人模样。

肖桂昌和“小广东”机智地掩护着周恩来通过警察的检查上，上岸直奔设在汕头海平路的华富电器材料行。

华富电器材料行是中央通往中央苏区地下交通线的一个绝密中转站，由中转站站长陈彭年领导。陈彭年又名胡广富，山东济宁人，1924年入党，1928年开始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今年才由周恩来亲自安排到汕头来担任交通站长。汕头站本来还开设了一家“中法药房”作为接头地点。顾顺章叛变后，为安全起见，这个接头点已废弃不用。华富电器材料行这个点一般不启用，只有中央有重要领导人来往时，才动用这个接头地点。这是周恩来以前作出的决定。

看见周恩来到来，陈彭年喜出望外，却又不露声色。向周恩来简单汇报完工作后，便安排周恩来和肖桂昌住进了汕头一家最大的豪华旅社——金陵旅社。

周恩来是位细心人。到金陵旅社安顿停当，随陈彭年下得楼来。他要观察一下周围有无什么可疑迹象。谁知他朝旅社候客厅拐角处的墙上一瞥，便发现了问题——墙上的玻璃镜框里，镶嵌着一张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合影照片，照片里就有他在内！他知道自己浓眉大眼，很有特征，走到哪里都容易被人认出。自己的照片就挂在这里，要是被人认出就麻烦了！他机警地要陈彭年随他返回楼上住房，将情况说了出来。陈彭年也觉得问题严重，决定马上转移，带着他们搬到了棉安街的一间小旅店住下。

这间小旅社店面小，来头却很大。它是潮汕驻军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私下开设的，不论是警察宪兵，还是流氓地痞，谁也不敢来骚扰，安全得很。

果然一夜无事。第二天在华富电器行吃过早饭后，周恩来换上一套西装，戴上毡帽，装扮成一名画相师，提着一只装满颜料、画笔和图画纸的小木箱，跟着肖桂昌和“小广东”，登上了汕头开往潮州的火车。

那时，火车票分一、二、三等，一等票最贵，三等票最便宜。他们买的是二等票。谁知登上车厢一看，整个一节车厢就只他们三个人。“这怎么行？不是明摆着我们的身份特殊，惹人注意吗？”周恩来心想。他和肖桂昌一嘀咕，三人赶紧转移，挤进了拥挤嘈杂的三等车厢。

找到一处靠窗的座位坐下后，周恩来掏出报纸，漫不经心地看了起来。

“喂，查票了！”一个验票员朝他们走来。

周恩来闻声抬头一看，觉得这个验票员好生面熟。他搜索枯肠想了半天，终于记起此人在六年前曾是潮汕铁路工会的骨干，自己当时曾多次听取过他的工作汇报。“我认得他，难道他就不认得我？万一被认出来怎么办？”周恩来赶紧拉下帽沿遮住大半个脸，脑子里急速地思考着对策。

机警的肖桂昌见状，知道有情况，连忙起身挡住周恩来，掏出车票递到验票员面前。

“这是二等车票，怎么坐到三等车厢来了？到那边去坐！”验票员看过车票后说。

“是呀，我怎么就没有看看车票呢？”肖桂昌赶紧搪塞，“我们这就过去，这就过去。”说完，他和“小广东”装着起身要走的样子。

验票员忙不过来，验过他们的车票后又忙着查验其他乘客的车票，哪还顾得上他们去不去二等车厢？周恩来、肖桂昌和“小广东”磨蹭了一阵，见验票员离去，又坐在原位不动了。

他们捏着一把汗在潮州下了火车。吃过午饭，周恩来又脱去西装，穿上长棉袍。三人换乘小火轮沿韩江溯江而上，到大埔的青溪上岸步行，在六名武装交通员护送下穿山过水，到了永定县城。周恩来在永定县委机关驻地县城北门外秋云楼住了两晚，听取了县委书记肖向荣关于全县情况的汇报。接着，他继续由交通员护送，出西门，经西溪、半山、天丰到合溪，给正在召开的永定县共青团代表大会讲了话，随后进入上杭苏区，于12月20日前后抵达长汀县城。

进入苏区后，周恩来沿途利用休息时间找当地党政领导人和农民群众谈话，调查了解苏区情况。调查中，他发现闽西苏区乱肃“社党分子”的问题十分严重，弄得人心惶惶，便于12月18日在赴长汀途中给中央政治局写去一信，汇报了这一情况，建议中央带速对闽西作一决议，以帮助闽西苏区纠正这一错误，同时帮助江西中央区纠正乱肃“AB团”的错误。到长汀后，他连续几天参加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会议，给干部作报告，听取省委领导汇报。他发现闽粤赣临时省委书记卢永炽携巨款和妻子一起潜逃，立即于12月25日去信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

在长汀，他还见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从项英的汇报中，他了解了“一苏大会”前后苏区的详细情况。特别是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加入红军这一喜讯，令他十分兴奋。在上海时，他曾十分担心驻宁都的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犯，威胁瑞金的安全，因而多次要毛泽东和朱德派红军主力向宁都、广昌出击。现在好了，这个隐患去掉了，红军可以无后顾之忧地集中兵力向赣州进攻了，他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终于来到了共和国的红色首都瑞金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