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章同品尝食品一样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口味，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冰心老人就讲过一句很形象的关于品味文章的话，她说：读梁实秋文章赛吃鸭梨（大意）。我想，这大概就是指梁实秋散文那种清脆、悦耳、简洁流畅的文字风格吧。但世间也有一种文章读后却会让你感到苦涩和沉重，作者以一种十分凝重的笔墨，把你引入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使你深感压抑。我年轻时读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有这种感觉。现在我要讲的是另一种有着很高文史价值的文字——《吴宓日记》。
    
    吴宓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名人，他的生平，特别是他主编的《学衡》杂志长期被视为复古主义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值得庆幸的是，自“文革”结束和新时期的到来，一个变得宽松的政治、学术环境，终于使我们有机会逐渐清晰地看到一个真实而全面的吴宓。三联书店分别于1998年和2006年出版的《吴宓日记》与《吴宓日记（续编）》，为人们深入研究吴宓提供了一套真实可信的原始资料。尤其是《吴宓日记（续编）》，由于真实披露了吴宓在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与思想，大大拉近了我们与吴宓的距离。这部“续编”的时间跨度是1949到1974年（其中1949和1950年日记在“文革”中被一位代为保存的朋友焚毁，已永远消失，现仅存片断）。因为内容太丰富，一篇读后感难以说尽它的全部内涵，我只好选1959年这一时段来谈我的一点感受。
    
    1959年的“反右倾”涉及面很广，不仅覆盖整个经济领域，而且深入到教育、学术、宣传、文艺等部门。吴宓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当然也不例外。1958年吴宓曾被拔“白旗”，受过批判，他逆来顺受，表态诚恳，并多次向党表决心要彻底改造，走又红又专道路，但这一切努力并不能给他带来好运。“白旗”方拔，另一个充满新的风险的年头又开始了。1959年日记真实记录了吴宓在反右倾斗争中的经历和思想。掀开一月份日记，一种紧张的气氛就扑面而来。1月4日记，西师中文系召开了一次文艺思想学习会。系里一位教师在主讲《毛主席文艺思想之源》时不点名地批评吴宓“在讲课中说希腊喜剧来源于笑谑云云，荒谬之极……如此妄说，吾人必须词而辟之，以免谬种流传，流毒愈广”。下课后，吴宓急忙去找这位主讲人解释，说他讲课时并不是这样讲的，所谓“希腊戏剧来源于笑谑”的说法不过是同学大字报上的一个传闻，并不符合实际，可以讲稿为证。同时，《语文》第一期也有一篇专文就这一问题对吴宓加以指责。本来，在学术研究上这实在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更不牵涉政治，即使吴宓真是这样讲过，如有不同意见，也可以进行争论，何苦这样上纲上线呢？1月6日，中文系又召开了一次讨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学习会，吴宓就此课题谈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西欧文学背景，他的发言再一次遭到人们的批评，斥之为谬说。吴宓不知究竟错在哪里，便在日记里百般无奈地责备自己“冒昧轻率，甚悔，后当力求沉默”。1月7日，在中文系召开的政治学习会上，一位系里负责人宣读了《中国青年报》上一篇上海交大的文章《劳动生产、教学、科学研究不可偏废》，吴宓谈了自己对“三结合”的看法，认为劳动与政治学习应划定时间，尽力做好，所剩时间可由老师自由支配，以自己的方式工作，其工作应以教学为主，而以科研为辅，即以全时全力多读书，兼深思，以丰富教学之内容及质量……不当以科学研究为专务，或以科学研究篇题多定某人之成绩。总之，三者之中，以教学为主。吴宓的意见并没有什么错，即使放到现在也有可取之处，但是，他刚说完即遭到他人的一致反驳。吴宓在日记里辛酸地写道：“盖今人之偏见极重。凡我等所言，必认为是代表老年人、旧派、地主资产阶级落后分子之意见，故宁以凝重、沉默、寡尤寡悔为得耳”。2月13日，吴宓得知有位同学在《西师学报》1959年第一期发表了一篇《吴宓先生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马上跑到科研部去找这一期学报，但未找到。他在日记里写到：“窃思，今党及政府、学校给宓以厚薪优礼，其所以用宓者，惟作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之代表，作为批判之对象，打倒、搞臭之典型而已，宓既不获自由著作如意读书，又不能用其所学以教人，徒以忧危之身，如斯恒受屈辱，实不如速死之为愈。思念及此，则连日惟觉宓定于今1959年死去者，于是旁皇郁苦不宁。”一生热爱教育与学术，并愿以自己全部学识和才智奉献给国家而不得，甚至言出必“错”，动辄得咎，这该是怎样难以承受的痛苦！2月17日，吴宓在家中读《西师学报》那篇长文，对文中历数吴宓之“人性论”“天才论”“有神论”“厚古薄今”“繁琐考证”等等错误甚为反感和不解，他在日记里写道：“益知当局有意选宓为批判之对象，而宓在本校，平日领厚薪，受优礼，其用处（宓注：可效力之处）即在此，自当坦然欣受之。”原来，学校给吴宓定为一级教授，因他坚辞而改为二级，此外他还有两个荣誉头衔：校务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协委员。但他此时的无奈和委屈可想而知。9月26日，在中文系政治学习会上，吴宓又首先发言，承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右倾情绪（或右倾思想）二者无别，诚恐右倾情绪之人皆惴惴自危”，并交代自己1958年在历史系写大字报“每日苦不能及定数，又宓不赞同若干简体字，则将以宓为‘右’乎？是用深忧。”（1958年9月26日记）10月7日，吴宓在中文系政治学习会上发言检查自己的右倾思想：“先自责暑假中未编出讲义，此定是右倾思想，以其妨碍工作。”但是，吴宓这几次有点轻描淡写的检查，领导并不满意。于是，在11月27日的政治学习会上，吴宓不得不作了一次有些像总交代的发言，系统检查了从1952年以来思想改造的进展。他总结自己教学所犯错误有两类：“（甲），个人自由主义，任性妄为，保证以后断不再犯；（乙），思想性的错误；未用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来处理作家、作品中之事实、人物，宓应努力学习，而未必能完全更正者。今年9月重授外国文学课，迄今尚无差错。（甲）之毛病已全戒除，（乙）之阶级观点、立场，亦大体掌握。”他最后说：“此一定量之进步，全由于教育革命所给予宓之改造及锻炼，故由宓个人之反省与体察，即可证明教育革命之成绩与功效之甚大也。”同时，他说自己也努力研读所有之新教材，研读有关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云云。吴宓的这次总检讨可说是煞费苦心，既要满足上级的要求，把自己的问题抖尽，又要表现出追求进步的样子，这样才可能得到领导和积极分子们的赞许，安然过关。看到这里不禁要为他的苦心孤诣发出一阵叹息。
    
    吴宓的日记就是他为自己制作的一面心灵的镜子，他的整个身影和心态都在这面镜子里反映出来。在这一年的日记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为了避祸自保而作出的种种姿态（谦卑、恭顺、迎合，甚至还有点作假），而且也记下了他对自己言行的沉痛自责和忏悔，甚至那些足以招来大祸的政治异见及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也不作任何掩饰地记录下来。不带一字虚伪的历史真实性就是《吴宓日记》的价值所在。
    
    备受煎熬的1959年终于挨到了尾声，他在12月27日日记里，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回顾了坎坷的一生。他拿王国维、陈寅恪与自己对比后说：“反观吴宓，乃一极庸俗、渺小、平凡之人……卑躬屈节，尽弃理想与人格，揣摩迎合，以求自保其生命与职位，今宓生世已深自羞惭，而学问与著作亦无可言……所谓科学研究，则皆敷衍成篇，但求不犯规贾祸，遑言其他！总之，宓乃一极庸俗、渺小、平凡之人。今虽犹生存，实无异于死，即不死而久活，亦无益于人，无益于己。纵观我六十六年之生涯，悔恨何如！”这篇几乎长达两千字的日记（这是他这一年日记中写得最长的），可说是泪痕斑斑，他哪里是在写日记，他是在用一把利刃无情地解剖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