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坎萨斯城一个贫苦家庭，大学毕业后开始毕生所从事的新闻工作，不久便崭露头角。1928年，在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之时，他来到上海。1930年以后，为采集新闻，他的足迹遍布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以及台湾，他先后结识了美国著名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鲁迅和宋庆龄，还接触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1936年6月，在中国国内局势处于大转变的关键时机，他带着无法理解的关于中国革命与战争的许多问题，冒着生命危险，排除各种阻挠，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进入了陕甘宁边区，成为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在边区，他先到了苏区临时首都保安，和毛泽东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长途跋涉，他到达宁夏南部的预旺县。

　　最后，他冒着炮火回到了西安。“西安事变”前夕，他回到北平，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新闻报道，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影响，然后汇编成那本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出版。1938年2月，该书中译本在上海问世，鉴于当时的形势，易名为《西行漫记》。中译本与原著主要的不同之处是增益了原著出版时不便发表的大量照片。建国后新版的《西行漫记》中，“抗战之声”被用作中译本的封面和书中的首幅照片，那位英姿飒爽的“号手”成为一段历史和一个时代的象征，为世人所瞩目。但“号手”究竟是谁，斯诺的笔下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

　　然而，《西行漫记》终究应该是我们寻找“号手”的历史起点。仔细阅读，斯诺的“号手”情结，却是有迹可寻的。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号兵们。在《同红军在一起》一章中，他这样描绘道：“在预旺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这一描述几乎与“抗战之声”的场景相近了，不由让人怦然心动。在《战争与和平》一章中，他写道：“一天早上，登上预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手——这时总算在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接连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对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谈话的对象是一个有着红彤彤脸、闪闪发光明亮眼睛的十五岁的孩子，但他已是个参加红军四年的老红军了。虽然从斯诺的这些文字中无法得知“号手”的确切身份，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个吹响“抗战之声”的历史镜头，是他颇具深意的设计，他确实是把这些意气风发的号手当做红色中国的象征的，他惊叹“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他赞叹“他们的英勇的故事流传很多”。我们可以初步判定“抗战之声”中的“号手”也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而且，从这两段描述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地名——宁夏预旺堡，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那张“抗战之声”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一带拍摄的。这让我们真切地感觉到，我们离那个神秘的“号手”越来越近了。

　　1996：谜底揭晓的历史契机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199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历史仿佛是在不经意间，倏然提供了揭开这一扑朔迷离谜底的契机。那个我们“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号手”，原来就是当时我所在的海军指挥学院（原海军学院）的第三任院长谢立全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