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立全（1917.5—1973.10）

　　一幅珍贵的历史照片。画面的右侧是当年红军的一面旗帜，旗裤上标着“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11个大字；旗面的上角是一颗五角星，红旗中间是镰刀和锤子；左侧是一位年轻英武的红军号手，头戴八角军帽、腰后挎着手枪，昂首向前站立，手举军号正吹……

　　这幅被誉为“抗战之声”的照片，是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当年在中国西北苏区采访期间拍摄的，最早是放在他写的那本《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里，后来成了《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再版书的封面。随着《西行漫记》一书的热销，这个红军“号手”将军号吹“遍”了世界，其“永远的红军号手”的坚毅形象也走进了世人的心里。

　　新中国建立后，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纪念馆等场馆里，人们虽然看到了斯诺拍摄的这幅照片，但是没有发现照片具体详细的说明；在一些老红军的回忆文章、地方史志和各类的研究著作中也未见有关这一红军号手的任何记载。直到1996年，在纪念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60年后的一段时间，人们对这一照片的研究和考证，才有了一些突破，但仍没有完全一致的认识。经笔者考证，大致确立了这幅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和照片上的人物。

　　1.照片拍摄时间：从照片中飘扬着的军旗来看，时间应是在1936年间

　　依据照片中那面飘扬的旗帜，大体上框定了拍摄的时间。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193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东渡黄河，向山西、绥远进军，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发展。5月初，为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决定将开入山西的红军全部撤回河西，结束东征，并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5月下旬，中革军委为落实“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部署，又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的红1军团、红15军团和红81师、骑兵团等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举行西征，到宁夏、甘肃广大地区作战，“任务是扩大抗日根据地，接援二、四方面军出草地”[1]。西征部队经过两个月的征战，到8月上旬，给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地方军队以沉重打击，先后攻占甘肃东部的阜城、曲子镇、环县、洪德城等地和陕西西北部，直到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城一带，缴获战马500余匹、俘获人枪各2 000余，开辟了纵横近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扩充了红军和地方部队；促进了与东北军、西北军形成统一战线，进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抗战。这期间，西征部队用的仍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旗帜。因而，从照片中飘扬着的那面“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军旗来看，时间应是在1936年间。

　　2.照片的拍摄地：从斯诺在苏区采访的行踪来看，拍摄地应是在豫旺堡

　　2.照片的拍摄地：从斯诺在苏区采访的行踪来看，拍摄地应是在豫旺堡

　　照片中那面猎猎翻飞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军旗，使人们一度猜测照片是拍摄于红军东征山西期间。但这与照片的拍摄者埃德加·斯诺到西北苏区采访的时间和行踪不符。

　　1936年春，斯诺专程到上海拜会了宋庆龄并表达了访问陕北苏区的愿望。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斯诺由北平出发，到郑州与青年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美籍黎巴嫩人）会合后，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7月9—10日，周恩来“在安塞百家坪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表示中共欢迎他考察苏区，并为之拟定考察的路线及项目，同时回答斯诺所提的许多问题”。[2]7月13日，斯诺一行到达边区临时首府保安（今志丹县）。当晚毛泽东去看望斯诺并对其表示欢迎。在随后的几天里，斯诺多次与毛泽东交谈，了解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等方面的情况。然后于7月下旬前往宁夏、甘肃访问西征的红军。在宁夏南部的豫旺堡（西征总部驻地），斯诺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晓（政治部主任），采访了徐海东、陈赓、杨勇、杨得志、萧华等红军指挥员。在以后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或骑马或步行，途经10多个县镇，行程千余里，进行实地采访。9月22日回到保安后，毛泽东又接受其十几次访谈，介绍中国工农红军成长历程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及为巩固扩大苏区举行的西征战役等，同时还首次披露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后斯诺又到西安，10月底带着十几本日记、笔记和30卷胶卷回到北平。随后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新闻报道，然后将其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出版，接着美国翻印。不久，又相继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间闻名遐迩。《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西行漫记》，1938年2月在上海问世。在这部《西行漫记》里，斯诺不止一次提到了豫旺堡，提到了红军的号手们。如：在第八篇《同红军在一起》的“游击战术”一节中，斯诺对红军号手的一段描述：

　　“在豫旺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

　　又如：在第十篇 《战争与和平》的“红小鬼”一节中，斯诺又写道：

　　“一天早上，我登上豫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上面往下看，……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手这时总算在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连接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对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球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像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一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15岁，4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第297-298页）

　　斯诺在上述对红军号手的描述中，都提到了豫旺堡，“抗战之声”这幅照片的拍摄地，理应也是在这个时间段的豫旺堡。因为“8月31日，西方野战军从豫旺堡向西出动，控制中宁至固原大道，9月14日，西方野战军占领将台堡、打拉池”。[3]也就是说，是在红军西征期间，而不是在红军东征期间；是在宁夏同心县的豫旺堡，而不是在山西其他地方。

　　3.小号手其人：从号手着装看，应是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谢立全

　　3.小号手其人：从号手着装看，应是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谢立全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的已经当了4年“红小鬼”的红军号手，曾令他惊奇不已。这个红军小号手是谁呢？在书中，斯诺只是写了这个红军小号手“家在福建漳州附近……一家六口”，有“父母和三个哥哥”，并没有标明这个红军小号手叫什么名字。对“抗战之声”照片中的人物（红军号手），他也没有明确的文字指示。那么，斯诺的这幅照片中吹响“抗战之声”的那个“红军号手”是不是斯诺笔下这个15岁的“红小鬼”呢？有人说：可能是。也有人说：可能不是。但有一点共识的是：照片中的“红军号手”，已经成为那一段历史和那一个时代的象征永远的“红军号手”。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当年曾被斯诺摄入镜头中的红军战士都纷纷撰写文章，讲述各自照片的拍摄经过。而唯独这张“抗战之声”的照片，一直成为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不解之谜。直到1996年，中央电视台军事部摄制组的人员为筹拍一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的专题片，重走长征路，在江西兴国发现了“抗战之声”这幅照片及谢立全生前给妻子苏凝（时任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写的一封述说事情原委的信（影印件），随即经多方查询，找到了谢立全之子谢小林（时任海军指挥学院副教务长，后为副院长）。谢小林拿出了他父亲在1972年5月写给母亲的那封信，平静而深情地述说了这段尘封整整60年的往事，从而揭开了“抗战之声”照片中红军“号手”的谜底。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诺在瑞士病逝。为了表达中国人民的深切悼念之情，《人民画报》同年5月号用四个整版的篇幅登载了毛泽东的唁电（2月16日）、斯诺的生平、当年斯诺在西北区域拍摄的部分照片，“抗战之声”亦在其中。当时在北京出席海军常委扩大会议的谢立全看了《人民画报》后，提笔给妻子苏凝写了一封信：“在京西宾馆买了5月份《人民画报》，那个吹"抗战之声"（的人）是我，这可以肯定，不会张冠李戴的。回忆当时我不是号兵，我是一军团教导营的总支书记（营长何德全，现退休安家落户于湖南长沙）。斯诺看我健壮，衣冠比较整齐，又是背了手枪的干部，把我拉去照相的。”由此，谢立全第一次道出了斯诺镜头中“红军号手”的身份。

　　当年，《西行漫记》出版后，谢立全并没有看到，更不知他这位“红军号手”的照片已刊印在书中。新中国成立后到《人民画报》刊登这幅“抗战之声”照片之前，他不时从一些战友的口中得知了这幅早已在国内外广为流传的照片。但他从没有刻意地去寻找，更没有对别人提起过。偶尔有人问起，他也是隐而不语，避开话题。谢小林在介绍这幅照片原委的时候说：“其实，我父亲当时并不是号手，而是红一军团教导营的党总支书记。仔细看，我父亲并不在吹号，只是摆了一个姿势”。

　　这个姿势是怎么摆成的呢？众所周知，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到达陕北后，虽然有了根据地，但是条件还是非常艰苦，各种物资很匮乏，红军指战员破旧的着装也不能及时得到更换。1936年8月下旬的一天，驻地附近的一部分国民党地方部队突然袭击红军后勤部门，把红军筹集的还没来得及上交的200头羊、100多头牛及40多头驴子驮的做棉衣的布匹、棉花全部掠走。对敌人的行径，战士们义愤填膺，纷纷请战。经上级首长批准后，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的谢立全率两个连，军团侦察科长唐子安和营长何德全率两个连，分两路包抄袭击敌师部，营救出被俘的人员，夺回被掠的牲畜、物资，还缴获300多匹马和部分武器弹药。为表彰他，上级奖励了他一套新军装。那一天，当谢立全身着这身新军装与战友们畅谈战斗情景的时候，被独具慧眼的斯诺发现了。于是，他立即请人把谢立全叫了过来，拉到豫旺堡的南门外，在军旗下拍摄了那幅“抗战之声”的照片，如愿以偿地将中国“红军号手”的英姿定格在那永恒的瞬间。

　　斯诺镜头中的这个面孔透出果敢的“红军号手”，显然不是在《西行漫记》书中提到的那个“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的15岁的“红小鬼”了，而是时年十九岁，担任红一军团教导营党支书记的谢立全。这个秘密被谢立全悉心珍藏36年的，又被他的家人埋藏了整整24年……

　　现在，“抗战之声”的这幅照片存世已有70多年了，照片中的那个“红军号手”是谁的问题已经解决，并在10多年前昭之天下了。“红军号手”那嘹亮的号声，穿越时空，将在人们的胸中久久的回荡，激励人民为远大革命理想的实现，去拼搏、去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