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9-12 16:33:37

　　第一章 大革命时期

　　第一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察哈尔蒙古族　

　　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察哈尔蒙古族对满清王朝二百多年来统治蒙古族的各种愚民政策深恶痛绝，但由于闭塞和缺乏政治头脑，革命初期，大部分官员并不理解其推翻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意义。各阶层因利害关系和认识的不同，所持态度也各异，当权的上层人物除惊恐之外，积极赞助者很少，他们中普遍对孙中山“驱除鞑虏”的口号表示反感。知识阶层虽理解这一口号是针对满清王朝的，但“鞑虏”二字仍含有蒙古的意味，所以大部分持观望或冷漠的态度，只有在北京、归绥、沈阳、张家口等城市读书或做事的少数知识青年，较早地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赞同孙中山创导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五族共和国的主张，并投入到革命的浪潮之中。其中最著名的有恩和巴图等。

　　一九一一年初，察哈尔太仆寺左翼牧群人恩和巴图(汉名子荣)，在北京雍和宫当喇嘛期间，经人介绍赴南方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秘密组织——同盟会。不久，恩和巴国受孙中山先生的派遣，装扮成商人到北京、内蒙古、东北、天津等地进行扩大革命组织，筹集活动经费的工作。恩和巴图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并深得孙中山先生的信赖，多次亲手传递孙中山先生同李大钊之间的书信。恩和巴图的哥哥斯仁道日布总管(汉名杭锦寿)十分支持其弟从事革命活动，并不因为自己是满清政府的一旗之长而横加阻拦。他本人在北京主编蒙文周报，积极宣传三民主义思想，该报在蒙古族知识分子中广有影响。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察哈尔一些蒙古族进步青年觉醒后，纷纷加入了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战斗行列，当时比较影响大的有正黄旗五苏木人武万义，他与同盟会成员王虎臣，还有人称小状元的张占奎和祁风麟、李官亭、赵有录、赵喜泰、孙录、马德功、马有才等组织了起义队伍。这支队伍在王虎臣、武万义和张占奎的带领下，经过激烈战斗，曾占领了清军驻守的塞北要地丰镇县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中旬，清兵统领陈希义率重兵赶到丰镇解危，起义军自知寡不敌众，决定分三路撤退。由王虎臣率领的一路起义军行至大同得胜口与清军先遣马队遭遇，两军激战三小时，终因众寡悬殊败于清兵，王虎臣被捕后壮烈牺牲。由张占奎率领的二路起义军退到山西岱县，武万义带领的另一路起义军退到原平。武万义后来晋升为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的少将旅长，在同奉军对峙中，残遭谋杀。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窃夺。地处边陲的察哈尔八旗地区，新的思想文化向来传播缓慢，但不少蒙古族知名人士和部分民众，能毅然参加革命斗争，还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一九一二年，外蒙古的一些封建上层借助中国国内混乱局面和全国“反袁斗争”的形势，同时利用了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这一口号对蒙古族人民所造成的恐惧心理组织独立活动。同年秋天，袁世凯派遣了大量军队征讨外蒙古的独立队伍，但袁世凯的队伍奸淫虏掠、无端杀害普通牧民的行径，引起了草原上人民的无比愤怒(骂他们是“黑军”)。因此，袁世凯的黑军反而被外蒙古的军队以少胜多。

　　察哈尔达里岗嘎牧群旗首领受好蒙古军的影响，公然宣布脱离中华民国归属喀尔喀。察哈尔都统府立即命令察哈尔正白旗人卓特普扎布统领蒙古族骑兵四百八十名，协同张姓统领的五百骑兵收复达里岗嘎。从一九一二年五月到一九二一年七月，卓特普扎布率部为收复达里岗嘎两次亲征，第一次受伤被俘，历经磨难。释放回国后又进行了第二次亲征，这次讨回马匹三千多，四十余户牧民重返察哈尔。

　　从北洋军阀统治开始，内蒙古地区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加深。一九一三年，察哈尔地区发生了“兵乱”，人们称作“乙丑年动乱”。“兵乱”前一年，外蒙古召开独立会议，哲布尊丹巴(外蒙古独立首领)派使者通知察哈尔各旗派代表参加会议。察哈尔十二旗群中只有商都牧群和镶黄旗派出了代表，其它旗群都反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这一年，外蒙古的军队进入内蒙古后，北洋政府派兵反击，双方的军队都是兵匪不分，焚村掠镇，草菅人命，牧民群众深受其害。这次“兵乱”中，察哈尔正黄旗巧尔计喇嘛(西仓活佛)起兵迎合外蒙古军队，在察哈尔名将穆仁嘎统领的配合下，在拉白庙(牛羊群庙)成立了察哈尔都统府，与民国政府的张家口都统府对立。察哈尔人民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地方的安定，对新成立的都统府不屑一顾，有些知名人士如正红旗参领阿林嘎为取缔新都统府出谋划策。最终，巧尔计喇嘛被张家口都统田中玉诱杀，穆仁嘎被外蒙古军队依“图谋叛变”的罪名处死。新都统府的官兵被冲散、追歼，短暂的由察哈尔部分上层乘乱凑起的都统衙门及其军队组织宣告破灭。这一事件的平定无疑对袁世凯有利，加强了他对蒙古族地区和人民的统治，但是在挽救边疆危机的形势方面，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九二○年，北洋政府由于屈从于外国侵略者的政策，允许外国神甫用中国的庚子赔款大肆购买中国的领地修建教堂，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察哈尔不少牧场随之被垦为农田，放地商人和天主教神甫勾结官府横行不羁。祖祖辈辈以牧为生的察哈尔人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牧场。当时，在察哈尔都统府供职的纪殿臣等几个察哈尔籍蒙古人看到家乡的惨景，为家乡人民的出路而十分焦虑，想通过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来挽救察哈尔的衰危，在他们的奔走呼吁下，察哈尔八旗第一、二高级小学先后成立，一高小设在正白旗，二高小设在正黄旗八苏木印上(即旗政府所在地)。

　　这两所高小的建立对发展察哈尔地区的教育，培养新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二高小的校长为朱景臣，他学识丰富，为人正派，治校有方，察哈尔不少有作为的人毕业于该校。如纪松龄，莫杰、宝音巴托尔、孟克敖其尔、白斯格楞太、色登、傅贤德、朱日明等人即在第二高小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

　　察哈尔太仔寺左翼牧群五旗敖包的拉希巴拉布尔(汉名灵革)在北京蒙藏学校学习和工作期间曾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回乡担任太仆寺左翼五旗敖包国民小学校长期间，常向学生灌输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曾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宣传革命思想。当外蒙古人民革命斗争的消息传到了察哈尔地区后，拉希巴拉布尔和拉西扎木苏、班其尔胡其等七人赴外蒙古，学习外蒙革命经验。

　　察哈尔地区的蒙古族青年学生所以能较早地走上革命道路，这与二十年代初京绥路上的职工运动有密切联系。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昆弟，范鸿、李一鸣、张国涛、罗章龙、何孟雄等都在京绥路沿线活动过。何孟雄受北方党派遣做铁路工运工作，对察哈尔地区的革命运动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

　　第二节 大革命时期的察哈尔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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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共北方区委帮助国民党在内蒙古建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和蒙古四个党部和一批基层组织，发展了一万二千余名国民党员，壮大了革命力量。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中山先生提名的李大钊、恩克巴图等五人为北方代表出席会议。恩克巴图被选为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北上，恩克巴图为先导，负责孙中山先生的安全保卫工作。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恩克巴图与廖仲凯、谭延恺等人致力于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恩克巴图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七名成员之一，并继续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他为国民党北方负责人之一，主持党务工作。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时，恩克巴图与宋庆龄、毛泽东、邓颖超、屈武等二十二人联名发表《中央委员会之宣言》，指责蒋介石背叛革命。恩克巴图做为察哈尔蒙古族的进步人士积极投身于国民革命，为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一九二四年初，第二次直奉战争酝酿爆发，冯玉祥将军在察哈尔各旗区招兵买马。有不少察哈尔八旗群的牧民参加了他的军队。太仆寺左翼牧群就有陈志远，南木斯来、青格里等二十多名青年加入国民军骑兵四团。察哈尔正红旗、正黄旗的孟克吉勒格尔、朱日明等三十多名青年也曾加入国民军，被编在张之江部下的学兵连里。冯玉祥通过“北京政权”控制了北洋政叔，有很多察哈尔籍人随冯玉祥的军队参加了“首都革命”。一九二五年，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在张家口成立西北陆军军官学校。由于受第三国际和中共北方局的影响，冯玉祥将军决定为内蒙古革命党人筹建两个骑兵师，在军官学校招收了一百八十多名士官生。西北陆军军官学校共有七百多人，多数为察哈尔籍学生，分六个大队。察哈尔蒙古族士官生被编在骑兵大队，莫杰、朱日明、华林太、穆克登宝等为该队学员。军校在一九二五年七月开学，三个月后，全体党员被分配到连队体验士兵生活，不久参加了国民军对奉军的战斗和著名的“五原誓师”。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察哈尔蒙古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争取民族解放的光辉历程。经过五四运动和历次反帝爱国斗争锻炼的察哈尔部分蒙古族进步青年，逐步走上了新民主义的革命道路。纪松龄、宝音巴托尔、查干胡、巴雅色格楞太等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初，中共北方区委首先在内蒙古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四个工作委员会，多松年同志担任了察哈尔工委书记。

　　二十年代中叶的察哈尔省首府张家口成为内蒙古地区革命活动的中心。宝音巴托尔、纪松龄等察哈尔八旗地区的革命先躯者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他们时而奔走于军政间，时而呼号于学生中，曾把奎璧、多松年等同志编辑的革命刊物《农工兵》《蒙古农民》加以广泛宣传散发。当时在张家口读书的傅贤德、沙登、孟克鄂其尔等也深受其影响。

　　一九二五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强调：加强和扩大自己的队伍;加强和扩大工农和手工业者的广泛的无党派组织;加强自己在这些组织中的组织影响;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使自己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当时，国民党的口号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我党和共产国际在领导内蒙古革命运动中坚持了联合各革命阶级进行革命这一方针。同年秋季，中共中央在“内蒙古问题议决案”中决定成立“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由于这个组织属于我党的外围组织，具有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的广泛性，察哈尔地区的部分青年踊跃地加入了这个组织。我党北方局主要领导人李大钊同志亲自到张家口主持了“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的成立大会。在此基础上，李大钊同志根据“蒙古问题议决案”中所指出的“我们认为应当组织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党)，这是蒙古人民民族上、政治上的责任”的精神主持了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工作。蒙古族国民党员白云梯、恩克巴图以及郭道甫等也参加了组建工作，共产国际特派代表进行了指导。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由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组建并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代表蒙古族劳动人民利益的革命政党。察哈尔八旗进步青年和共产党人积极参加了该党组织并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纪松龄同志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出任了林西军官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同张家口的西北陆军军官学校一样，其宗旨是为内蒙古地区建立武装力量培养军事干部。一九二六年，冯玉祥将军到苏联考察期间，国民革命军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打败西撤，两所军官学校均随军撤至包头。林西军官学校起初由多尔济扎布任校长，后由纪松龄同志担任校长。

　　国民军西撤后，宝音巴托尔、莫杰、巴雅色格楞太、查干明等人奉命留在察哈尔八旗地区从事地下斗争。他们在张家口、丰镇、集宁地区散发红色书刊、革命传单，动员青年参加革命，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在组织和发动革命力量，揭露和批判反动军阀统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奉军占领张家口后，新任察哈尔都统为了稳定其反动统治，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宝音巴托尔、巴雅色格楞太首先被捕入狱，虽经严刑拷打却未向敌人吐露半点真情。他们正气浩然。表现出了革命党人的英雄气慨。

　　反革命势力的反扑激起了察口哈尔蒙古族人民的强烈义愤，在莫杰、傅贤德等人的组织下，有三百多户人家联名出保，写出诉状，要求释放宝音巴托尔等人。这一义举将正红旗福林阿老总管也促动了，由他出面周旋，很多有识之士捐款凑银，打通了衙门上下的关节。由于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民族上层人物的同心协力，竭诚营救，宝音巴托尔等几个革命者终于获释。

　　第三节 察哈尔革命党人在西蒙地区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初，三路北阀军胜利地向前推进，以林西军官学校和西北陆军军官学校的学员为主体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同北阀军遥相呼应，对反动军阀形成了南北夹击的态势。当时，纪松龄同志担任内蒙古革命军骑兵团第一营营长，奎璧同志担任党代表，第一营是全军的主力，战斗中又得到了伊盟锡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运动”的密切配合和支持。正当革命战争即将胜利之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混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窃取领导职位的白云梯也追随蒋介石，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杀害了旺丹尼玛、李若愚等革命领导干部，并把反革命的魔爪伸向了第一营。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纪松龄、奎璧等同志同白云梯之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纪松龄同志提议以军官学校的四、五百名学员为主，联合“独贵龙”和拉布敦的武装力量，加上老一团内的革命骨干举行暴动，惩处叛徒白云梯，以挽救革命。这本是极好的主张，如抓紧时机赶在敌人动手之前是可以成功的。然而革命队伍中领导层内部意见不一，犹豫之间，国民党反动派先入为主，致革命队伍大受挫折。

　　此时，绥远国民党右派开始清共，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张家口残杀了中共察哈尔工委书记多松年，一时西蒙地区处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全国大革命失败的形势下告一段落。察哈尔革命党人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刻并没有气馁，也没有被敌人的反动气焰所吓倒，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又积极开展了地下斗争。他们在正黄旗小淖尔村、镶蓝旗河子村、正红旗马莲滩村设立了三个秘密联络点，继续组织群众，宣传革命，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叛徒白云梯的罪恶行径。

　　一九二七年八月召开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巴托紧急会议”上，察哈尔革命人宝音巴托尔、纪松龄、莫杰等同志专程前往参加，将内蒙古地区革命遭受损失的详细情况向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负责人阿木嘎也作了汇报。并在会上同白云梯之流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次大会撤销了白云梯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成员，宝音巴托尔、纪松龄被选入中央执委会。

　　会后，白云梯右派集团潜回宁夏，并发表“内蒙古国民党反共宣言”，公开叛变革命。他们叫嚣反苏反共，恶毒攻击蒙古族的解放斗争，通缉共产党人与革命左派，与蒋介石集团正式同流合污。

　　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形势处于严重的情况下，第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决定派一部分同志回内蒙古进行恢复工作。一九二八年，当时在外蒙古的宝音巴托尔，纪松龄、莫杰等同志接受了共产国际东部书记瓦格涅尔同瞿秋白同志商定的两项任务：其一，找到地下党的同志，整顿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组织;其二，取得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他们分两路回国，宝音巴托尔同莫杰经阿拉善回到伊盟，纪松龄同乌力计敖其尔经张家口到达察东。把察哈尔正白旗总管鄂斯日格门德的家作为联络点，开展察东各旗群的革命斗争工作，经他们深入细致的工作和艰苦卓越的斗争，于一九三○年三月十七日在乌审旗召开了“察哈尔、鄂尔多斯、土默特、阿拉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秘密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召开的。一方面，由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孟和乌力计回乌审旗后，对右派集团妥协，企图改变革命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反动军警匪特猖狂活动，正肆意袭击、捕杀革命党人。为了保障会议能胜利召开，宝音巴托尔同志进行了严密的准备工作，同时得到了部分爱国民族上层人士的支持和当地人民群众的保护。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宝音巴托尔同志曾代表内蒙古地区革命党组织参加了“六大”)重申了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坚持革命斗争的重要性及光明前途;总结了革命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和教训，为恢复党组织和整顿基层党组织做了具体安排，制定了纯洁革命队伍的具体措施。会议对乌审旗通过嘎查发动各地“独贵龙”，恢复“独贵龙”的组织形式给予肯定，并指出具体方法是：每月召开一至二次大会，互通消息，研究斗争策略，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斗争，保证党的秘密工作的顺利进行。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经过六年的革命斗争磨练，人数虽没有增加多少，但队伍前纯洁精悍了，为后来转入中共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年，会聚在伊盟乌审旗的革命左派在宝音巴托尔、纪松龄、莫杰等同志的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历来的指示精神，在充分分析内蒙古地区形势的基础上，形成了“揭露日本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对内蒙古的政策”一份极其重要的宣传文件，并加以广泛印发。这份文件共分六个部分，它全面系统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内蒙古的罪行，以及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集团背叛革命的嘴脸，具体分析了内蒙古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社会矛盾，指出了蒙古民族的解放道路。这是三十年代初蒙古族革命党人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战斗檄文。

　　本文摘自《察哈尔史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