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一：父亲张国藩的传记
发布时间：2010-12-04 10:25:23
发布人：
天堂天使
（此传记是根据张国藩先生自传、天津大学档案馆资料、中国民盟天津市委员会资料以及张国藩校长的生前好友和同事们发表的文章和回忆录，由其长子张士一先生整理编写）
一、出生贫苦农民家庭
我们的父亲张国藩，字铁屏。1905年12 月16 日出生于湖北省安陆县（今安陆市）城北约四十华里的莲花庵背后张家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祖父张益是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贫苦佃农。原住湖北省安陆县城北三十余华里的马鞍山脚下横塘渔，靠租住和佃种大地主张寿峰的房屋与土地过活。由于受地主的剥削，加上子女又多（五男一女）、又小，每年打下的粮食除了交租外，所剩无几，难以糊口。每到青黄不接，田里庄稼还没有成熟，家中粮食己吃完时，常靠出门乞讨度日，生活十分艰难困苦。他的父亲名廷祥，字瑞亭，在兄弟中排行老五，年龄最小。小时常在兄长们的带领下出外讨米要饭。由于当地是个穷乡僻壤的丘陵山区,住的多是贫苦农民, 地主又不肯施舍, 靠讨饭也很难果腹。于是他们就从地主家狗钵子内夺食,经常偷偷地溜到地主家门口, 看到四周没有人, 就把看门狗打走, 把狗钵里喂狗的饭倒在自己讨饭篓里就跑。我们的父亲有四个伯父和一个姑母。他大伯父早死, 二伯父名廷发，三伯父名廷凯，四伯父名廷秀，姑母张孙氏。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流逝，他的伯父们和父亲逐渐长大成人，并都学了手艺。他的二伯父会做木工活，三伯父在县衙门做衙役，四伯父会编竹器, 他的父亲是风水先生，会为人相宅、相墓、择日、算命、卜卦。他们农忙时都在家，利用农闲时出外打工，各施所长。从此家中生活慢慢地好起来了, 他父亲和赵氏结了婚（他三个伯父因家穷均未结婚娶妻）。
地主张寿峰看到佃户家过好了, 心里就不舒服, 说这是由于他的田好, 能多产粮食硬要加租。加了一次不算, 还要加第二次。这时，父亲的祖父和伯父们感到难以承受, 就拒绝了。 有一天地主张寿峰故意将自己的羊放到父亲的祖父种的田里吃麦苗，父亲的祖父驱赶时打了地主的羊，地主就把父亲的祖父抓到自己的院内吊在树上用鞭子抽打。在这以后不久，父亲的祖父就含恨去世了。父亲的祖父去世后，父亲的伯父们和爷爷在附近山上买了一块坟地，准备埋葬。地主张寿峰知道了，认为爷爷是风水先生买的这块坟地准是风水宝地，硬说这地是他的, 不准下葬, 并告到官府说父亲的伯父们和爷爷霸占坟山，拒不交租。幸有父亲的三伯父在县衙做衙役，托人说了情，才使他们免除了牢狱之苦，给了地主几担谷子, 退佃了事。退佃后, 地主把土地和房屋都收走了, 全家无处安身。这时爷爷和伯父们就搬迁到原住址东约七华里处的上张家湾, 向族人租借了两间草屋, 暂时栖身。经过全家人共同努力, 艰苦奋斗, 用辛勤劳动和节衣缩食积攒的钱买了几亩田和一块荒山。就在这块称作乱棘旮的荒山沟里，爷爷和父亲的伯父们前后花了近十年时间开山劈石, 平整坑凹, 自己动手盖了几间干打垒（用黏土筑墙)的瓦房。当地人称它为"新独屋"。
1905 年12月16 日我们的父亲就降生在这个 "新独屋" 里。这是一个距安陆县城约四十华里的偏僻小山村。出县城沿安应（安陆至应山) 公路北行至榔树岗(公络上的一个小镇），它就坐落在榔树岗东约五华里处的上张家湾背后一个山凹里, 四周是山, 门前有池塘和冲田。先前爷爷和父亲的伯父们在房前屋后的山上栽了竹子, 种了树。后来, 竹子长有碗口粗,树长有一人围。据说到1958年大跃进时,竹子和树被砍光了，房屋也拆了, 在这里修了一个小水库。父亲的伯父们和爷爷有了自己的田地和房屋后, 他们仍坚持农忙时在家种田, 农闲时外出做工，生活又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当地地主看到眼红, 心生妒忌, 唆使同族二流子张省纠集一伙人, 将父亲的父辈们辛辛苦苦栽种的一千多株已要开花结果的桃树全部砍光，说是栽到他的山上了。这样，爷爷就到县里与他打宫司拿地契出来对验。虽然官司打赢了, 但却用了不少钱, 再加上父亲的四伯父去世，二伯父年纪大了, 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起早贪黑地干活了。而且父亲的兄弟姊妹较多, 他们多数还未长大成人，因此家中生活水平又开始下降。这时,爷爷为了养家糊口和筹措儿子上学的费用，经常来往于湖北、河南之间, 除了看风水、算命、卜卦外, 并兼作贩卖牲畜生意。
我们的父亲共有兄弟姊妹九个、他排行第八。在他前面有四个哥哥、三个姐姐。在他之后有一个弟弟。大哥名国权, 又名正权, 字小亭。农忙时种田, 农闲时跟他父亲学算命、卜卦、看风水。后又学中医, 娶妻王氏, 生有两个女儿, 均早亡。二哥、三哥均未成年即死去。四哥国奎,又名正奎, 农忙时种田, 农闲时跟其四伯父学蔑匠,；娶妻孙氏, 生有三个女儿。大姐名芸芝, 嫁唐德富。二姐名兰芝, 嫁袁老四。三姐名玉芝, 嫁刘文中。弟弟出生后不久, 就因母亲眼睛失明,看不见, 被压死在床上。父亲的母亲赵氏, 因家庭贫困, 人口多（全家老少三代, 最多时达十五、六口人), 操劳过度, 在父亲不到四岁时就去世了。这时爷爷仍经常出外谋生, 父亲的生活主要由年青的哥嫂和姐姐照料。由于照料不好染上了天花, 险些丧命。我们的父亲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长期被地主欺压的贫苦农民家庭。在他刚懂事的时候，他的父亲和伯父就常对他讲：自己小的时侯是如何苦, 是怎样讨米要饭的，后来如何受地主欺压和与之抗争的; 是怎样靠自我奋斗, 白手起家, 买田置地，盖房屋一些往事；并教育他“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爷有不如娘有，娘有不如自己有”。一个人要在世上生存， 过好日子，只有靠自己努力, 自己艰苦奋斗，自己要有真本事，靠其他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这对父亲以后的成长是有密切关系的。
二、从私塾到大学
父亲小时，因家庭经济困难，上学较晚。直到十岁时，他才开始到离家三华里以外一个名叫莲花庵的山庙（在文化大革命中己夷为平地）里读私塾。在这里教馆的是一位姓刘的只会教《 四书》、《 五经》的老学究。在这里上学的都是山庙前后附近村里的一些孩子，多数不是有钱人家的。能读两年，识几个字就算了。父亲上学读书，全家人都对他寄有厚望，希望他能出人头地，不再受地主欺压。在其父亲和伯父的教导下，他深知读书不易和父辈们的苦心，读书非常刻苦用功，经常起早贪黑。天刚亮就起床上学，放学回到家天黑了还要读书。那时农村没有电灯，照明都是用油灯。为了节省油，他在晚上常借月光读书。在三年之内，他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和《四书）、《五经》之类的书全念完了并能背诵如流，还能作诗、写简短的文章。他父亲和伯父见他"初通文墨“, 成绩很不错，又聪明又肯用功，想让他外出深造，但苦无钱财和门路。正在这时,在县衙门做衙役而信奉天主教的三伯父，打听到外国教会在县城内开办了一所名叫崇文的小学（后改称进文小学，现为安陆市实验小学），教学质星和学习秩序比城内其他学堂都好。而且教徒子弟和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减免学费，还可保送到省城上中学。这正合他父亲的心意．就决定让他上这个学校了。
1918年．父亲十三岁时离开家到县城崇文小学念书。这个学校是英国基督教循道会为了扩大影响，便于传教而创办的。校长是英国人, 校监是中国人, 名叫金丽生。学习的课程主要是国文、算术和英文。在星期天, 学生还要参加作礼拜。父亲到这个学校后，仍早起晚睡，刻苦攻读。他还根据自己已经读了三年私塾，国文基础好的状况，而把精力主要用在学习算术和英文上。因此，考试成绩一直门门优秀，并一再跳级，三年就把小学读完了。最后，毕业时考了个最优等，学校决定保送他到省城武昌博文中学学习。
1921年，父亲负笈从偏远的家乡来到位于湖北省城武昌小东门外的博文中学求学。这个学校也是英国基督教循道会办的一所私立学校，收费较高。每年要收学膳费一百二十块银洋。因为父亲是同一个教会，英国基督教循道会办的崇文小学保送来的，学膳费可以减少三分之二，每年只缴四十块。但就是每年这四十块钱的支出，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往往都是由亲戚朋友东拼西揍来的。他知道家里能供他到省城上中学很不容易，是全家辛勤劳动和紧衣缩食为他创造的条件。因此学习更加勤奋努力和刻苦。每到熄灯就寝同学们睡着之后，他就拿出自备的小油灯放在床头，继续看书学习。到冬天天冷时，他常常睡觉不脱棉衣，把棉裤往下退，用裤腰带捆住裤口，把脚缩到裤筒里以保暖，就这样躺在床土读书。由于学习用功，考试成绩都在前一、二名，但眼睛却成了近视眼。
博文中学是一个教会学校，学生照例每星期天要到礼拜堂做礼拜，父亲有时也参加。他听牧师念《圣经》，讲《神学》，进行传教演说，就相信了。在1922年，他十七岁时加入了教会，成了一个基督徒，每个星期天都到礼拜堂作礼拜。直到1928年以后，由于在大学学了一些科学知识，认识到教会关于神的宣传是一种迷信，他对宗教就不再相信了，也不再去礼拜堂作礼拜了。
博文中学还是一个英国买办式的学校，专门注重学习英文和数学。只在初中学一点中国历史和地理。到高中就学英国历史和地理, 所有课程都是英文的，大半由英国人直接讲授，校长也是英国人。父亲初到这个学校，是有什么课程就学什么，只求得到好的考试分数，不问内容如何。待进到高中后，他的思想开始活跃，除学好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不少杂书，如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尤其喜欢哲学，很欣赏当时丁文江与张君励等人关于“玄学论战”的文章，并立志要进大学专门学习哲学。由于命运不是掌握在他自己手里，而是受家庭经济条件限制和学校制约，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1925年，父亲在博文中学高中毕业。毕业后，家中无力供他升大学，让他考海关，学校也希望他走这条路（因那时中国海关是由美国人控制的）。他只好遵命，考试成绩虽然不错，但因身材矮小，眼睛近视，出天花破了像，而未被录取。无路可走，就回去找学校。学校校长丁克生（英国人）看他成绩不错，又肯用功读书，而且还是一个基督徒，就决定帮助他上大学。但有两个条件：一是到上海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办的沪江大学学习物理、数学或化学，学完以后回博文中学当教员；二是上大学所用之款项，待回博文任教时，从工资中分期扣还。这两个条件，父亲当时都欣然接受了。但家中认为上中学借的钱都还未还清，现在又要升大学，全家都反对。经再三请求和商议的结果：他先留母校教书挣钱，把债务还清了再去上大学。
父亲高中毕业后，留母校教了一年初中低年级的数学，还清了借款，于1926 年到上海沪江大学念书。沪江大学位临黄浦江畔，风景优美，校舍壮丽。他感到能到这样的大学学习，很满意。每天课内课外照样用功读书，星期天也很少出校门。入校时，读的是自然科学, 课上所学的主要是物理、数学和化学之类。但他还是喜欢哲学，在课外看一些哲学之类的书。由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引导又看了一些考古书籍，如《国故论衡》、《崔东璧遗书》等。过了一年后，由于受到当时大革命的影响，他觉得哲学一类的东西，无补实际，无益于国计民生，就决然放弃了看哲学和考古学一类的书。父亲认为中国应以农立国。因为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从小就跟着家里人插秧、割稻，学会做农活，对农业有一定的感情和兴趣，于是又打算学农。一面与博文中学校长商议，请求改行；一面自己到学校图书馆借有关农业的书籍学习研究。他的请求遭到博文中学拒绝。因此，他只好一心一意地学物理、数学。1928年以后，转读物理系。1930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
根据事先与武昌博文中学商议的协定，父亲1930 年在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即回博文中学教书还债。他当时教授物理和高等代数；并兼任教务主任，月薪五十元，学校扣二十元还债，实发三十元。他在该校教书到1931年考取湖北省官费赴美国留学为止。
三、娶妻育子
父亲一生，前后共结过三次婚。第一次结婚，是在1923 年。当时他在湖北武昌博文中学读高中，寒假回家时奉父命，与附近秦家畈一个比自己大四岁的秦光媛女士结了婚。据说这件婚事，是父亲还在娘肚子内未出生之前，由其二伯父（当时家中由他当家）包办的。婚后生有一子一女，子名士一，女名意梅。父亲出国留学后，两人差距越来越大，感情逐渐疏远。1935年父亲回国后，他向秦氏提出想在外再娶一个妻子，说他回国途经新加坡时，新加坡一个老华侨要将女儿许配给他。在当时，男子纳妾是允许的，于是秦氏就同意了，条件是保障她的生活和子女上学的费用，父亲都应允了。秦氏于1991年在北京去世。
第二次结婚，是1939年在陕西城固古路坝西北工学院任教时，娶的是那个新加坡华侨林金仓的女儿林素玉女士。林氏生有一子，名恒瑞。林产后不久，因患肺结核，未得到很好治疗，于1943年在陕西城固古路坝去世。
林氏死后，父亲是既当爸又当妈，，一面上课，一面照看孩子。没有办法，上课时就把孩子带到教室内，让孩子呆在教室的墙角。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原打算到武汉大学任教，把林氏之子恒瑞带回老家，交前妻秦氏扶养；后受北洋大学校长李书田的邀请到了天津北洋大学。这时，同事郝桐生见父亲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生活很艰难，就将自己的妻姐任景芬女士介绍给他。1949年父亲与任景芬结婚，任景芬是天津高级护士学校毕业, 解放后一直在天津大学医务室工作。婚后生有二女：大女名晓明，小女名晓华。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迫害和病重期间，全靠她们精心照顾，使父亲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安慰。任氏于1988年在天津去世。
父亲一生生有两子三女，均已养育成人，并都已生儿育女。长子张士一，1929 年生于湖北省安陆县城北莲花庵后上张家湾新独屋。1950年响应中央军委和政务院的号召，报名参加军事干校。到北京经过短期训练后，分配到军委防空司令部情报处担任雷达情报参谋工作。1957年防空军与空军合并后转到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任作战参谋（正团级），直到1983年退休。现住北京海淀区军队离退休于部第四于休所。生有一子一女。子名张关邑，在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名华中理工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作，现任高级工程师。女名张秋放，当兵复员后上过社会大学，在中学教过课，现任北京勤德技术开发公司经理。
次子张恒瑞，1941年生于陕西省城固县古路坝。在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毕业后分到河北省任县中学教书，曾任高级教师和河北省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8年退休。恒瑞生有一子一女。子名张宇强，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现在河北省任县中学任教员。女名张焕芳，长春吉林省工业设计学校毕业，现在河北省任县职教中心任教。
长女张意梅，1931年生于湖北省安陆县城北莲花庵后上张家湾新独屋。在武汉湖北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分到武昌湖北卫生专科学校当教员，后调到湖北宜昌市第三中学任教。因患肝炎，已于1983年去世。意梅生有一子一女。子名张立朋，在北京邮电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副教授。后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现在香港理工大学工作。女名李立梅, 北京经济学院毕业。原在北京邮电大学工作, 后随兄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商管硕士学位，现在新加波“SBS”公司工作。
次女张晓明，1950年生于天津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到内蒙古通辽农村插队，1973年回城上天津医学院。毕业后分到大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任内科医生。1983年赴美国波士顿进修学习，现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贝勒大学医学院儿童医院工作。晓明生有一子，名杨立凡，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 现在旧金山一家投资理财公司工作。
三女张晓华, 1952年生于天津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姐姐晓明一起到内蒙古通辽农村插队。回城后上了天津财经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大津大学财务处工作 (任科长)。晓华生有一子，名彭凌云，现在天津大学读机械工程硕士研究生。
父亲从小就接受家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教育，他一生艰苦奋斗。解放后，他地位变了，当了大学校长、副市长，但仍保持原来艰苦朴素的本色。一双皮鞋，修修补补，穿了十多年。私人外出，从不坐公家的车。1975年到北京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想到长子士一家看看，自己有病走不了，也不要公家派车，让儿子用自行车推着走。
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都要求子女也能和他一样艰苦奋斗。解放前，长子在武汉上高中时，他要求把交学杂费、伙食费和买书籍、文具的收据都寄给他，不让乱花一分钱。那时，金元券贬值、物价飞涨，写信告诉他寄来的钱不够用时，他回信说：“若是你祖父在，知道我把这么多钱给你，他会骂我的，用钱要节省。”长子参军以后，他还常教导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因而促使长子在业余时间自学完了大学理工科的物理和数学，还上了夜大和函授，学了无线电专业；在工作上曾被评为积极分子并受到上级嘉奖。其他子女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学习、工作都很勤奋，生活也很简朴。次子恒瑞在河北省任县中学担任高中物理教师时，一贯勤勤恳恳，尽心尽力，教出的毕业班年年成绩突出，受到学生和家长的爱戴与尊敬。他在该县有一定声望，曾被选为县政协副主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次女晓明和小女晓华初中没有读完，就下乡插队，由于勤奋自学，回城后都考上了大学，工作也都很出色，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
四、留学美国
1931年武汉发生特大洪水，汉口被水淹浸三个月，街心行船，长江沿岸淹地五千万余亩，死亡十四万余人。当时湖北省政府为了作作姿态，装装门面，决定选派人员出国学习水利，准备治理长江。于是，父亲在这年考取了官费赴美国留学，学习水利工程。
1931年11月，父亲乘船离开上海赴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留学。据他记载：该校位于美国纽约州北部的爱萨卡市（Ithaca）风景区，据山面水，四周群山盘亘，五指湖（形似五指而得名）罗布。山上古木参天，山间多险峻的悬崖、峡谷和时缓时急的溪流及奔泻的瀑布。堪称奇观，而有美国瑞士之美誉。这所大学是美国教育家依兹拉. 康奈尔（Ezra Cornell）先生于1865年创办的，它主张学生自由选择学习科目，重视农业及产业界需求的科技学科。
那时，父亲认为能来美国这样的大学留学非常不易，感到机会难得，希望能多学些东西回国。因此，他除了学习水利工程外，还选修了物理学。在水利工程方面的导师主要是修德 （Schodre）和西利 (Serey )，在物理学方面的导师主要是肯纳德（Kennard）。他在导师的指导下，如饥似渴地刻苦钻研学习。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最感兴趣的流体力学方面，另一方面从事分子物理学和原子物理学的研究。这期间，除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外，还写出了《用膨胀系数与压缩系数求原子半径》的论文（刊载于美国《化学物理》杂志1936年8月号版）, 据《中国科学家辞典》（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7月出版）介绍，所提出的求原子半径的理论与方法，在当时是具有独创性的。1933年2月，父亲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理科硕士学位后，于同年3月转入衣阿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继续学习水利和他感兴趣的流体力学及与流体力学相关的空气动力学、航空力学，主要是探讨流体力学的湍流理论及应用方面的问题。他在1935年写的博士论文《溪流中的落体及对湍流的影响》中，阐述了落体降落到一流体中的状况及对湍流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一成果，后来被研究湍态化的学者所引用。在奥色麦尔（D. F. Otlllner）所著《流体沦》一书中，就曾提到这一成果，并认为这是最早对单体被流体挟带的相互效应所进行的研究。
1935年3月，父亲在美国，，衣阿华大学获得工程博士学位后，于同年4月离开美国，经欧洲回国。在欧洲参观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工程设施及文物等，于同年7月回到上海。父亲在美国留学三年多，经受了许多磨练。 他曾在《我的自传》(1983年5月载于民盟天津市委员会《文史参考资料汇编》第6辑）中写到：在美国三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学习了一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外，对他最大的教育是使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是最受歧视和被人侮辱的对象之一。使他最难忘的有三件事：
一是到美国上岸检查。无论中国人所乘的是几等船舱，一律排在最后，盘查中国人如同审问囚犯一样。这还不算，当他和一位中国同学范治纶（解放后在唐山铁道学院任教）去他们留学地点纽约爱萨卡，在芝加哥换乘火车时，有三名便衣警察，不由分说地把他们二人和到车站来接他们的涂羽卿老师（父亲在上海沪江大学时的老师，那时在芝加哥大学留学）一起拥到一辆汽车里，直将他们送到警察局。在局里看了他们的护照，简单问了几句，就把他们关押在一个监牢里从上午九点一直到下午八点, 没有吃的, 没有喝的, 其中只叫涂老师出去问了一次。等把他们放出来的时候，才知道是抓错了人。据说与他们同船来的有两个中国人没有护照，上岸了，认为范和我们父亲就是那两个人。因此，他们感到非常愤慨，认为这不只是对他们的侮辱，而是对中国的侮辱，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于是，他们就跑去找领事馆，把这段受辱的遭遇向领事馆一位姓王的负责人（当时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的侄儿）诉说了一遍，要他向芝加哥警察局提出抗议，要求道歉赔偿损失。他听了后，不慌不忙地说：“便衣警察捉你们的时候，查着牌子没有？若是没有牌子，你们可以用手枪打他们！”这几句话弄得父亲他们啼笑皆非，想让领事馆提抗议，是过逾奢求了！
二是“九· 一八”事变后和一位美国教授谈话。有一次，一位美国教授和父亲谈到中国问题，他很严肃地问父亲：“中国士兵会不会放枪？若是会放枪，为什么这么大一个中国在东北没有抵抗就被日本人占领了！”他这样问得父亲面红耳赤，羞辱得说不出话来。其实，拱手送掉东北的是蒋介石，而不是中国士兵的过错。
三是到加利福尼亚州旅行。1933年夏天，父亲同一个德国人、一个菲律宾人和另一个中国人到加利福尼亚旅行，有一天在街上散步的时候，看到一张鲜明的广告，上面写着“欢迎游客前往参观附近八大名胜，备有汽车和午餐，概不收费”。见有这样好的机会，他们当然不放过。第二天一清早六点钟，他们就跑到招待站等着。七点钟左右来了一位市侩气十足的老太婆，见有三个黄皮肤的人，就问是哪一国的？父亲回答她：“我俩是两个中国人、他是菲律宾人，他是德国人。”她听后就不愉快地说：“对不起，中国人我们不想接待。”父亲听了感到很愕然，当面对她讲：“广告上说的是招待游客, 并没有说不接待中国人啊。”她说：“这是我们的规矩，没有办法。”又一次受到莫大的海辱。在回旅馆途中，两人泪往心里流，感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己落到连菲律宾人也不如的地步。父亲回到旅馆睡了一天，咬牙立志，回国后一定要竭尽全力振兴中国。待到晚上，那两位去参观的同伴回来了，才知道那个招待游览的勾当是美国一家房地产公司搞的，目的是借参观名胜为名，到郊外去看地皮。因为按加利福尼亚的法律，中国人不允许在这个州买地皮，老太婆见招待中国人无利可一图，所以就不让他们两个中国人去参观。
父亲远涉重洋，忍辱负重，辛辛苦苦，在国外留学三年多，无时不思念苦难深重的祖国和家乡。在此期间，他写了不少诗词，来表达自己的情怀。现摘录几首于下：
感怀（1932年7月11日作）
年年作客，客里无归梦。此世凄零，有斯心谁共？旧愿新愁，没处寄，独看针阳，
静听琵琶弄。
“九·一八”国耻（1932年9月18日作）
微风细雨过中秋，四野阴霭兴客愁；家国飘零犹为已，三省失地几时收；
枕戈年来无祖狄，班远何时有定侯；男儿矢志维邦本，马革还身是尽头。
莫添愁（1932年12月11日作）
年年奔逐，斯心评碎，那堪更添愁！曾看柳岸花明, 春秋几度，忽地雷风，吹送到天头;
池鱼入深渊, 要回头, 没了时候，原非胆怯, 不是怕愁，只恐添了愁，忘了"方舟",
饥鸽无人渡；宁任心灵评碎，还是莫添愁！
父亲去美国留学，是抱着满腔热情、美好愿望和远大抱负而去的。他在乘船离开上海时，作了一首诗：“三城浸浩海，楼阁满虾鱼；男儿欲何为，负籍学大禹。”表明自己立志要学大禹治理水患，振救万民。当他学成归来，正欲报效祖国，而抱着急切的心情，到湖北省政府去报到，请求分配工作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合适的工作”。这一下子使他的心全都凉了。看来，那时政府派人出国留学，完全是为了装门面，毫无计划。
五、致力教育
1935年，父亲从美国留学回国后，由于那时派他出国留学的湖北省政府不予分配工作，出于无奈，只好自谋出路。于是，找到当时在天津北洋工学院任教授的同学涂允成，通过他介绍，受到当时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先生邀请到该校任教，从此开始了他致力于教育的生涯。1935年9月，父亲到天津北洋工学院任教，教了不到八个月，因患肺病大吐血，住进了北京香山疗养院。当时疗养院的负责人马月清，是父亲在上海沪江大学的同学，是通过他的关系住进去的。在这个疗养院住了四个月。
父亲病愈出院后，就没有回北洋工学院去。因那时华北形势紧张，蒋介石在出卖东北之后，又要出卖华北，正搞“冀察政务委员会”, 以适应日本侵占华北的需要。因而，父亲于1936年9月回到母校一上海沪江大学物理系任教。系主任是他的老师涂羽卿。他在该校任教到1937 年8月。这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大举进攻上海的时候，因此他离开了上海，到了广州岭南大学。父亲1937年8月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是通过当时岭南大学教务长，他的同学许祯阳介绍去的。在该校任教直到1938年5月广州沦陷。广州沦陷后，父亲逃到了广西梧州。在梧州避难期间，与时任陕西城固西北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原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联系，李书田院长再次邀请父亲到该校任教。1938年9月他离开广西梧州，赴陕西城固西北工学院。
父亲离开广西梧州后，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辗转奔波，于1938年10月到达陕西城固古路坝西北工学院。这个学院是由抗日战争爆发内迁的天津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工学院和河南焦作工学院四校联合组成的。设有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水利系、化工系、纺织系、矿冶系和航空系，从1942年起又在七星寺设了分院。父亲初到西北工学院时教授物理学，后在航空系教授流体力学。1943年到七星寺分院任分院主任兼教务主任，1944年以后任航空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校从城固古路坝迁至西安早慈巷。
1946年9月，父亲离开西北工学院回到天津北洋大学任教。这时的北洋大学是由迁回天津的西昌技术专科学校和江西太和北洋大学分校合并组成的，由李书田任校长。父亲在该校任理学院物理系主任，后兼工学院航空系主任，1949年解放时任教务长。1951年新政府接管私立学校时，任命父亲为津沽大学校长，接管了这所由天主教会办的私立大学。1952年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以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南开大学工学院、津沽大学工学院为主，合并组成新的天津大学，任命父亲为该校副校长，主持学校的教学、科研及日常工作（校长由当时天津市市长吴德兼任）。1957年父亲又被任命为天津大学校长。
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在担任天津大学领导的十四年间，他一贯兢兢业业，为学校建设呕心沥血。父亲在主持建校工作时，考虑到国家经济困难，采取了先教学后生活的方针，主要先把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等教学迫切需要的设施建设好。他提出：作为工科院校，一定要把实验室建设搞好。在父亲积极的倡导和参与下，由天津大学和有关单位合作，在天津大学校内建立了内燃机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既可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又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基地。父亲作为流体力学专家，他认为：要研究流体力学理论，必须先从实验入手。因那时学校经费较为紧张，没有建立起一个象样的流体力学实验室。但在父亲生前思想指导下，这个愿望由他在世时的助手舒伟教授所完成，后来又由后任校长史绍熙教授建成了国内一流的流体力学实验室，并在这个实验室内，研究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因此，当时对教职员工的宿舍建设得比较简陋，教授住的都是没有暖气的平房，冬天靠烧煤炉取暖。作为一校之长，父亲处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他和一般教职员一样，自己住的也是平房，而且家里的陈设也很简单，除了睡觉的床、吃饭的桌椅、书桌、书架、衣橱外，没有像样的沙发、写字台和书柜。曾有位副校长提出要为校领导盖几栋高级住宅，父亲认为这样做会脱离群众，是搞特殊化，因此这个提议被他否决了。另外，当时红旗轿车是国内最高级的轿车，在天津大学，只有父亲有资格坐，学校已经为父亲买了一辆红旗轿车，也被他责令退回。父亲认为，当时国家的经济还很困难，学校的经费也很紧张，应尽量节省，少花钱多办事。在他的这种思想指导下，天津大学的基建项目是在教育部部属院校中花钱最少的，因此曾受到高教部的表彰。当时的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同志曾多次到天津大学视察访问。1957年4月10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茨到天津大学视察访问，父亲作陪接待，并作了工作汇报。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主席到天津大学视察，也是父亲亲自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称赞校办工厂办得好，还邀他合影留念和同桌就餐，并让他坐上座。毛主席视察后，他写了一本小册子《伟大领袖来到我们中间》，并经天津新华书店出版发行。
父亲在天津大学工作了二十多年，对天津大学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父亲在大学执教，前后达四十年之久，先后教授过普通物理、理论力学、光学、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振动力学等课程。他治学严谨认真，讲究方法、趣味和实效。授课讲解详尽、简明、新颖、生动、有趣，能诱导学生好学、上进、深研。他的治学格言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要求做学问要穷根究底，学生要有悟性，能触类旁通，自成一派，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认为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
一要态度正。应以“才、学、识”与“志、气、意”六者并重。以学养气，以识维意，以志宏才。不论学什么，都要专注集中，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因为，每一门学问领域中，有倡始者，有发扬者，有附从者，有“南郭”者。近代科学种类甚繁，派别也多，如欲将其细枝末流，行行精通，虽尽毕生之力，亦不能达，且纵能达，亦不过拾人牙慧，追人骥尾，这又有何益？做学问，不在学人之工拙，而在创学之本领。他人之学，只可取为己学之参考，不可作为己学之主体。诗人应以诗为思，画家应以画为思，音乐家应以音韵为思，数学家应以数理为思。一派思想之成，在于明简察繁，烛微济变，发现问题，以某种问题为中心，多思多做，如做实验、做论文等等，然后融会贯通，层层罗集，积之日久，即可自成一派。
二要趣味浓。不论做什么学问，一定要感兴趣，如果没有兴趣是断难成功的。要有趣味，不外二法：一是引起趣味，二是保持趣味。无论那门学问，若能先窥其门迳，趣味即可油然而生。因好奇喜异是人的天性，如不受外力所阻，好奇心自会发达；好奇即能引起趣味。但太热的事，无奇可好；太生的事，又不知其奇。故太生太熟的事，都不能引起趣味。趣味之来，即在不生不熟之间。但人们对各种事物，必自生而熟。欲求生中之奇好，必先经过一段无趣味的硬板工夫，识其领域之梗概。要想引起趣味，必先求知。只要有决心求知，趣味之来, 殊非难事, 而趣味之难，即在于能保持持久。人生二十五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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