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刘宪曾同志，无论在河北、山东，还是陕西，教育界的人们大都知道。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的学子们，更是不会忘记这位令人尊敬的师长、革命家办教育的事迹。

青年志盛 投身革命

    刘宪曾同志于1902年10月24日出生在河北省蠡县。1923年由河北省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后，考入保定河北省第二师范学校高级部，并加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活动，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次年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投身于党的地下工作。1925年师范毕业后，便以保定一所教会学校的语文教员的身份作掩护，进行党的秘密工作。1926年担任中共蠡县地下党支部委员、博（野）蠡（县）党支部委员。1930年，以河北省蠡县乡村师范学校校长的身份作掩护，任中共博蠡县委委员、中心县委书记。他这一时期以革命家的身份闹革命的事迹，给他的学生、著名作家梁斌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创作长篇小说《红旗谱》成功地塑造贾老师等地下共产党人的形象，提供了很好的素材。1932年，由于反动政府的通辑搜捕，刘宪曾同志又到山东省烟台志孚中学作教员，兼训育员。1937年下半年，他先后鼓励和资助二三十名学生去延安，11月他自己也踏上奔赴延安的征途。但到西安后却一时未能成行，便于1938年2月，受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简称绥师）校长刘春园之聘，来到绥师任教。

一进绥师 劳顿救亡

    此时的绥师，地处国共共管区，抗日救亡的空气已经形成。同学们由于经过1937年下半年抗日救亡活动的实践体验，深感有加强学习的必要，很想在新的学期安心学习，充实自己。但是，日本侵略者却企图突破黄河防线，向大西北进犯。黄河东岸的山西省柳林、军渡均已被日寇侵占，河防吃紧，学校的正常秩序无法保证。为了配合保卫河防，在我八路军绥德警备区的领导下，绥师组织战地服务团，在刘宪曾、曹孟朴、李国璋等教员（当时党员身份不公开）的率领下，分别挺进佳县、吴堡、绥德、清涧等地的河防前线，深入榆林、横山、米脂、绥德、吴堡、清涧等县的城镇和乡村。有两个宣传队还东渡黄河，到山西农村和我八路军120师驻地宣传抗日，慰问抗日将土。刘宪曾同志带领秋三零级甲班宣传队，在绥德县和吴堡县的李家沟、土地岔、圪针湾、冯家岔、雷家峁、曹家四坪等地宣传、动员、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每到一地，就给群众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九一八》、《黄河颂》、《在太行山上》等救亡歌曲，表演《放下你的鞭子》、《抓汉奸》等活报剧。还帮助当地群众组织训练人民自卫军，手持红樱枪，站岗查哨、送鸡毛信。所到之处，群情激昂，抗日救亡成为当地人民生活的主旋律。所以宣传队很受群众欢迎。在校内，更是充满着浓烈的抗日气氛。

    也就在此时，在日本侵略者诱降和英美劝降下，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反共高潮，实行“限共”、“溶共”、“灭共”的反共政策。蒋介石派其嫡系、特务头子何绍南出任伪绥德专署专员，专搞摩擦。诬蔑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游而不击”。到处煽动对共产党不满和不明真相的人，打出蛊惑人心的“欢送八路军北上抗日”的旗号制造摩擦事件，袭击、杀害八路军官兵和革命群众及进步人士，企图挤走我党的武装，实行其一党专政。与此同时，有的县国民党当局还对绥师宣传队百般刁难和阻挠，诬蔑“绥师学生进行赤色宣传，煽动群众颠覆政府”。在绥师校内还安插亲信白焕亭（白进彩）严密监视校长刘春园及进步师生的行动。他们鼓吹绥师是国民党政府的学校，应该保持所谓的“三一主义”（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府——国民党政府，一个领袖——蒋介石）。为了严密控制学校和学生，同共产党争夺青年学生，何绍南声称绥师学生“赤化”了，要给绥师学生“洗脑筋”，要“净化”绥师学生的思想并电求蒋介石从庐山军校派来十多名特务教宫，诡称要进行抗日时期的正常军事训练，强迫已经毕业本该离校的二七级学生，也和在校生一起参加暑期的军训。在训练中，软硬兼施，既灌输反共的思想，施以法西斯特务的管理办法和训练方法；又免费提供午餐，许诺给毕业生解决就业问题。还大讲要组织什么“铁肩队”，到前线支前，每月给20块大洋的薪水，等等。在这种形势下，刘春园校长于1938年6月被迫离校，省教育厅改任白焕亭为绥师校长。

    白焕亭原是“四师”二班学生。1927年在北京大学入党，大革命失败后就叛了党，所以，在他被何绍南安插到绥师任训育主任后，学生们就曾以交“白卷”的方式反对他宣传国民党的陈词滥调，使其被迫离校。这次，当学生得知白焕亭被任命为绥师校长时，马上通电反对，并在校内组成护校队，以阻止其进校。当白焕亭进校后，何绍南派保安队进人学校，扬言要逮捕学生，使得学生坚持斗争发生了很大困难。而且，有些党员的身份也已经暴露。在此严重困难的形势下，刘宪曾同志意识到暂时不能在此坚持，便与延安方面取得联系，调往延安边区中学。随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绥德特委安排有组织地撤退，曹孟朴、李国璋和部分学生也撤往延安。

二进绥师 力挽狂澜

    绥师在白焕亭的统治下，一度成了反共的重要据点。1940年，我党接收了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的国民党地方政权，使这五县归属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白焕亭虽然留任绥师校长，但其反共立场未变。不过，他已经深深地感到这里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便于端午节逃往地处国民党统治区的横山县响水堡，拉出去部分师生，办起了伪“绥师”。留在绥师的师生，由我绥德专署组织起来坚持学习，不久又从边区调来一些教员，才使绥师得以坚持。

    1941年 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正式决定接办绥师，学校更名为“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学校”（简称仍为绥师）。于1938年下半年到延安陕甘宁边区中学任训育主任的刘宪曾同志，又奉调来到绥师，担任训育主任，并兼教师党支部书记。下半年教师党支部和学生党支部合并后，刘宪曾同志仍任党支部书记。随着党员队伍的壮大，1942年学校党组织扩建为党的总支委员会，由刘宪曾同志担任党总支书记，直到1949年他离开绥师。这期间，他在绥师还担任过教导主任、副校长和校长职务。

    刚接收过来的绥师，面临着严峻考验。学校经费短缺，学生大量流失，领导力量薄弱，给刘宪曾同志所负责的党务工作和训导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困难。为了使学校尽快走出困境，担任教师党支部书记的刘宪曾同志把注意力集中到培养积极分子，壮大党的组织，加强党的保证作用上来。首先，他统一了学校的党组织，于1941年下学期，将原来的并行的教师党支部和学生党支部（同属警备区青委领导）合并为一个支部，实现党在校内的统一领导，并积极发展党员。到1942年上半年，19名教职员中就有12名党员，学生党员发展到100多名。所以，又将党支部扩建为党的总支委员会，在教职员中和各班都建立起了党支部。他自己身体力行，并教育、带动共产党员在各方面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从此全面开创了学校工作的新局面。

    在对学生的训导方面，边区政府接办时确定了以下方针：“①克服自由主义与散漫现象，加强集体生活的训练；②提倡遵守校规，服从团体纪律的精神；③克服保守自私、偏狭等不良现象，发扬为公服务的精神；④养成活泼、紧张、切实、朴素的作风，提高学习情绪，加强学习效能；⑤在实际活动中培养民主精神；⑥养成吃苦耐劳的精神；⑦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刘宪曾同志根据上述方针，以及自己多年从事训育工作的经验和体会，首先从抓常规管理入手，强化级主任领导，加强对学生生活和纪律的管理和教育，以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和秩序。在此基础上，把重点放在训育与教务的“步调一致”上。这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和方法方面的改革上。居于各科之首的《公民》课，1940年时，主要讲社会发展史。1941年起，讲授内容有：“①青年修养（根据洛甫的待人接物和《中国青年》上的论文）；②边区问题（边区的来源、现况等）；③国际问题（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④经济问题（边币与法币）；⑤苏联问题；⑥土地问题（减租减息、累进税等）；⑦学校生活；⑧读报常识；⑨国家问题（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⑩政党问题；⑾少数民族问题（外蒙、印度）。1941年后半年，高年级讲了一部分社会科学概论和唯物辩证法。1942年后半年，各班还讲了《七七宣言》、《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反对宗派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以报告会的形式开设《时事课》，有时由级主任讲，有时也请名人或专家作报告。学校设有时事研究会，订有《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抗战日报》、《抗战报》、《边区群众报》、《陕北日报》等报纸，供大家阅读。学生坚持时事周记、学校定期组织时事测验。《语文》课突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选用古今中外有较高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名篇为教材内容。《教育概论》突出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集体主义，理论与实践，教育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等基本原则。地理课除讲授一般理论知识外，还增加敌占区和抗日根据地等政治地理知识。中国近代史讲中国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适应战争和边区建设的需要，还设有军训课，新增了边区建设、生产知识、医药知识等课程。在教学方法上，重视实践性，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启发学生创造性思维。这样，使学生在学知识的同时，受到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现实的教育，增强了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

    与此同时，还特别重视了对学生会工作的指导。绥师学生会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大革命时期，以及抗日初期，都曾积极开展活动，成为具有相当凝聚力的党组织的外围群众组织和学生自治组织。当时，绥师学生会是受西北青年救国会领导，在学校党政的具体指导下开展工作的。学生会通过自己的组织来团结同学，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各种学习、生活及社会活动，协助学校开展工作。如配合学校开展模范学生运动，激励学生上进；办好“大镜子”（壁报）每半月一期，遇重大节日还出专辑，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全面反映同学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组织领导同学们的课余学习活动；组成各种自学小组，开展活动；组织报告会，演讲会，组织学生帮灶，协助学校办好学生伙食；动员组织学生投入大生产运动，克服经济困难。文体活动更是丰富多采，建起了俱乐部，开展经常性的文艺活动；组建了业余文工团和歌咏队，自编自演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不仅校内组织晚会，而且还经常到街头和乡村进行宣传。为了适应战时需要，还开展了军训活动，学习一般实用军事常识。尤其是社会服务性活动，是学生会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生会组织同学在绥德城内组织识字班、读报组和业余文化学校；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特别是每逢寒暑假，就向响水堡的伪“绥师”和榆林中学的同学开展宣传争取工作，并把这一工作做到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中去；在寒暑假期间，组织学生回乡广泛地开展社会教育活动，教唱歌，办识字班、读报组、办冬学、夜校，写宣传标语，春节组织秧歌队，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学业结束前还组织下乡实习，参与地方的选举、土改等工作，使学生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学生会在学校党政指导下扎扎实实开展的这些工作很好地配合了学校的整体工作。同时，也在实践中深化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学校对学生工作中出现的好的苗头，就予以积极的扶持；有欠妥当或不正确的东西就及时地予以纠正、指导，促进了学生的成长。

    寓教育于社会实践之中，是绥师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特色之一．通过1941年暑假赴延安参观，聆听毛主席的教诲，使同学们进一步认清了形势，增强了克服困难、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通过1942年至1945年的大生产运动，使学生认识了生产劳动的意义，提高了支援抗战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并且在思想感情上更加接近于工农群众；通过组织农村工作团，深入城乡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开展了农户调查，组织识字班、补习班、读报组，办夜校，办黑板报，以及战地服务团到抗日和解放战争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和服务工作，培养了同学们自觉服从革命需要的无私奉献精神。在大生产运动中，全校师生能够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下开荒种田、纺线织布、缝衣做鞋、修建校舍。不仅克服了学校的经济困难，而且连三五九旅南下和去东北的干部战士穿的毛衣、毛裤、毛袜子，也有不少是由绥师提供的；在紧张的大生产劳动间隙，在艰苦的转移途中，同学们能够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认真地学习。1947年3月，胡宗南匪帮开始进攻边区，边区教育厅命绥师组织战地服务团来延安。担任副校长的刘宪曾同志便与黄岗（王家广）、霍玉贵一起，亲率由50多名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开赴延安。在战地服务团中，还有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即由杨达、肖英、巩重起、安全和薛增禄等同志负责的文艺宣传队。他们每到一地，都和其他同学一样参加战地服务工作。但不同的是每天别的战地服务工作结束后，他们又进行文艺演出活动，给将士们、给广大人民群众献上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据1947年7月29日的一份统计资料记载：当时绥师自动报名参军的教职工有15人，其中就有副校长刘宪曾同志和教育处的两位副主任；学生有56人，占当时在校生总数的40％，其中有女生15人，占当时在校女生总数的86％。

    在教学方面，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的“教育为抗战服务，为边区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绥师从战争需要和边区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不断地调整招生对象、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及教材内容，从而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边区建设、土地改革等方面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如果把绥师初创时期在李子洲同志领导下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为我党培养了大批早期革命者作为绥师历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期，那么，绥师于40年代被边区政府接办后，在刘宪曾同志为首的党总支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干部，这无疑是绥师历史上第二个最为辉煌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