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和吴学周教授的交往

袁瀚青

    60多年前，我和吴学周教授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就相识了。说来也巧，吴学周教授是1928年考取江西省教育厅公费留学生，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所学的专业是物理化学。我是1929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同样是攻读博士。尽管专业不同（我是有机化学)，但是彼此的抱负却是一致的。

    当时，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有许多造诣很高的科学家，如:1923年荣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R.A密立根教授（Milikon)，他们开展着前沿课题的科学研究工作。

我的指导教授是A.A.Noyes(1866-1936)。那时，来美留学的中国人比较少，而在加州理工学院就读的中国人就更少了。我刚来该校时感到寂寞，后来与中国留学生吴学周、赵忠尧等几人相识了，课余时间经常在一起，互相促进，互相勉励。

 记得1929年冬，我的导师A.A.Noyes教授，分别把吴学周、我和一位日本人（名字忘记了)请到他的乡村别墅共度圣涎节。在此期间，大家一起游玩、吃饭、谈学术。通过交往，我觉得吴学周很质朴，对人非常热情，对事很谦逊，对学术研究刻苦努力。我对他的印象越来越深。

在美加州理工学院就读半年后，经A.A.Noyes教授推荐，我入伊利诺大学攻读，于1933年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并在校当了半年助教。不久，接到前中央大学信函，邀请我去中央大学化学系任教。此时，吴学周教授在前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专任研究员。我们之间保持了通信联系。

抗战开始，我到了大西北的兰州，任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开展科学普及工作，同时兼西北师范学院教授。而吴学周教授在昆明主持筹建科学实验馆，也属科学普及方面的工作，彼此可算是同行。为此，我们的通信联系增多了。

1955年，吴学周教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我和赵忠尧也同时当选。这样一来，我和吴老的关系就更深了一层，经常通信联系，交流学术上的问题。

“文革”期间，许许多多的人受到迫害，吴老和科技界不少专家、学者也未躲过这一厄运。当时，我被下放在河南罗山放牛，而吴老蒙冤入狱，受到严重摧残，一只眼睛被打坏。因当时属非常时期，严刑逼供很厉害。吴老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如实地讲了以前和那些人和他同过学、同过事，那些人和他交情比较深。结果，造反派就据此把这些人都当成“特务”，并加以株连。于是，唐敖庆、张大煜(已故)、徐光宪、赵忠尧和我等100多人先后被定为“特务”、或“反动权威”。对此，至今还有人耿耿于怀。我在河南罗山时，有一天，上级派人把我叫去，询问吴老是不是特务？我回答不是。接着又问，上海条件那么好，他为什么要去不发达的长春？图的是什么？我简单地答复他们：他是被中国科学院派到长春筹备长春应化所的。在“文革”这场长达十年的浩劫中，我们这些人都是自身难保，相互之间无法联系。吴老恢复工作后，不计较个人恩怨，仍忘我地工作，彼此联系也很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次九三学社中央全会上，我见到了吴老。谈及往事，他为“文革”中众多的同仁受到摧残和株连感到愤懑和内疚。

吴老是中国分子光谱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和化学科学研究的卓越组织者，为光谱研究和化学科学研究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一生为祖国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光谱研究人才，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