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杭州地区的活动

    1934年，日军加紧对华北诸省的蚕食，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政府对日宣战，而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调集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6月，中共中央为推动抗日，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队，减轻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决定抽调主力红军一部，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命令驻守在福建连城的红军第七军团返回瑞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简称“抗日先遣队”)，对内仍保留红七军团建制。红七军团全军约6000人，长短枪3000余支。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命令，由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和红七军团寻淮洲、乐少华3人组成红七军团军委会，决定和处理重大军事政治问题。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革军委7月初联合发布作战训令，要求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皖、赣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揭露蒋介石投降卖国的反共政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游击区域直至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中央派出这支部队更直接的目的是“深入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州铁路及安徽的南部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部分‘围剿’中央苏区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

    为了这次北上行动，党中央还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了“一致对外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等宣传品160万份交抗日先遣队带上。7月6日晚，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一路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于9月到达杭州地区。

抗日先遣队在杭州地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遂安、淳安境内以及分水、昌化、寿昌等地。从1934年9 月至1935年1月，抗日先遣队途经淳遂地区的白马、大市、枫树岭、安阳、百亩坂、汾口、浪川、中洲、白沙、许源、光昌、临岐等10多个乡镇，前后合计20余天时间。

    1934年9月4日，中革军委发来电报，要求抗日先遣队在闽浙赣皖边境创造广泛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以彻底破坏进攻红十军团与闽北苏区的敌后方。遵照中革军委指示，抗日先遣队由闽北苏区重返浙西。9月14日，抗日先遣队经一路激战直逼遂安县城。此时中革军委也连续发出电令，要求抗日先遣队主力迅速占领遂安，“以后则于安徽边境、淳安、寿昌、衢县、开化的范围内发展游击战争和苏维埃运动”。同时，中革军委还电令在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团派部队向遂安出动，协助抗日先遣队。

    抗日先遣队先头部队约500余人，于9月17日下午，从常山进入遂安白马。18日中午，大部队约5000余人随后到达。同一天，朱德在关于袭占遂安县城问题致寻淮洲、乐少华的电报中指出：“主力应向遂安前进，以袭击的方法占领该城而确保之于我军手中”。在关于浙西的政治工作和作战任务致寻淮洲、乐少华并刘畴西、聂洪均的电报中朱德又指出：“暂时以遂安为苏区的中心，七军团主力应迅速占领遂安，并保持于我手中。”规定抗日先遣队以遂安为中心，在安徽边境的淳安、寿昌、衢县、开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尔后再向浙皖边境的歙县、建德梅城、兰溪、江山、屯溪等地域发展。电报还指出：“看这一苏区的巩固程度，即进行组织省委和地方党部。”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当时党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以遂安为中心建立新苏维埃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的意图。   

    抗日先遣队进入淳安后，在白马和上坊两地停留了3天。9月19日，为掌握遂安县城的具体情况，派出一部分人到白马衍昌侦察敌情，午饭后，他们返回白马时遇到从常山、开化方向尾追而来的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九师。此时，国民党补充一旅也从寿昌方向直插遂安县城，兵力已增至2000余人，抗日先遣队处于重重包围之中。当时中革军委对进入淳遂地区的红军抗日先遣队给予很大的关注。当天，朱德在命令抗日先遣队消灭上坊镇地域之敌问题致寻淮洲、乐少华的电报中指出：“七军团应于上坊镇(即原上坊乡)山地的隘口，有消灭敌人右纵队部队的任务。”主力“应有完全的战斗准备”。20日凌晨，抗日先遣队离开白马，经乳洞山，过岙后，来到上坊，次日午后离开上坊朝铜山方向进军。红军大部队的到来，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惊慌，遂安县政府急忙调兵增援，浙江保安纵队总指挥俞济时亲自率部赶到狮城(原遂安县城)。抗日先遣队在上有敌机轰炸，下有国民党第四十九师紧紧尾追的情况下，按照中革军委及时调整的部署，放弃攻占遂安的计划，改向皖赣边境突围。

    抗日先遣队于9月22日从鲁家田、铜山出发辗转到达鲁村。23日，部队在鲁村一带宿营，司令部就设在鲁村。24日凌晨，部队离开鲁村在经过送驾岭地区时，与国民党第四十九师和补充一旅共5个团的兵力展开激战，国民党部队伤亡160余人，先遣队顺利突出重围。25日上午，抗日先遣队折转南下复从坑口北上直插白际，于27日早晨再次进入淳安，当天抵达开化县左溪一带活动。

    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在10月上旬，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0月15日，中革军委电令抗日先遣队迅速转移到赣东北苏区休整补充。10月下旬，因行军、战斗伤亡等原因，当进入赣东北苏区时，全军仅剩3000余人。

    长征途中的中革军委于11月4日，电令抗日先遣队与坚持在赣东北苏区的红十军团合编为新的红十军团，下辖十九、二十两个师，对外仍称抗日先遣队。原抗日先遣队编为第十九师，寻淮洲任师长，聂洪钧任政委，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原红十军团及地方武装编为第二十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军团长兼二十师师长，乐少华任军团政委兼第二十师政委。原红十军团和闽浙赣省委主要负责人方志敏担任闽浙赣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区司令员，中央代表曾洪易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粟裕任军区参谋长。因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负责人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抗日先遣队与闽浙赣军区受中央军区指挥。

    经整编后的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3000余人，于1934年l 1月18日东出江西怀玉山，突破封锁线，进入浙江常山。11月23日下午再次进入白马。翌日和国民党浙江保安纵队副总指挥蒋志英率领的5个营在白马遭遇，战斗中共歼敌100余人。战斗结束后，十九师当夜进入上坊休整，26日凌晨离开上坊，当天抵达淳安境内的港口镇，国民党驻守淳安的部队闻讯逃窜，先遣队进驻后即展开抗日宣传，逮捕了一批土豪劣绅，并将收缴的布匹、食盐、铜板等发给群众。27日拂晓，十九师用民船架设浮桥，由港口镇横渡新安江，翻山越岭，28日下午抵达临岐。此时，浙西北部国民党兵力空虚，十九师决定袭击分水县城。

    29日，抗日先遣队十九师三个团以战斗力最强的第五十五团为前卫，从淳安梅口出发东进分水。上午10时，红军大部队抵达分水县合村，经简单动员后，侦察连和五十五团先行出发，沿天目溪西岸直奔分水。行军途中遭遇刚渡过天目溪的国民党补充一旅前卫第二团侦察队及第一营的阻击，激战4个多小时，于当日撤回与大部队会后。30日上午，国民党前卫第二团进至富家，其先头部队在离百岁坊仅3华里的新村附近遭驻守盘龙山的十九师一部的阻击后，退居富家并在百岁坊构筑防线。当获悉先遣队还在百岁坊，并发现富家以南的金紫山一带只有少数红军守防时，国民党部队凭借其人多势众，装备良好等优势，当天下午又多次向坚守富家的红军发动进攻，分水战斗前后历时一昼二夜，肉搏4次，战斗持续到深夜，敌伤亡130余人，抗日先遣队亦有15名战士光荣牺牲。

    分水战斗结束后，十九师继续向北往昌化方向转移。12月1日，十九师进入昌化县的湍口镇。在湍口宿营时，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宣传和鼓动工作，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广泛宣传革命道理和抗日主张。红军抵达昌化，逼近临安，震动了杭州。国民党当局即令浙江保安团、补充一旅加紧追堵。同时，安徽保安团也开始向昌化推进。2日下午，先遣队在昌化西部边境与前来“协剿”的安徽保安团在侯头相遇，敌我双方为争夺马头山制高点，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先遣队抢先占领马头山。3日凌晨，抗日先遣队主动撤离马头山阵地，稍事休整后于5日上午离境继续北上，转入安徽绩溪县境。

    12月11日，由方志敏、刘畴西率领的抗日先遣队第二十师在黄山东南的场口地区与第十九师胜利会师，部队进行了整编，新组建了第二十一师，胡天桃任师长。12月中旬，抗日先遣队在谭家桥乌泥关一仗失利，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在战斗中牺牲，由粟裕接任师长。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1月上旬，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在皖南和皖赣边区十多个县内往返转移，进行了十多次大小战役。期间于1935年1月8曰再度转入遂安县的储家坞、扎源、樟树、扎坑、黄林关一带，9日挥师北上。当晚，方志敏在宿营地茶山村敦睦堂的方氏宗祠主持召开了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会议(史称“茶山会议”)，研究红十军团的行动方案。最后决定全军回赣东北苏区暂行休整，再实施中央军委关于向浙西南行动的电令。10日凌晨，部队南下。1月下旬，先遣队主力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到10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斗失利。除乐少华、粟裕、刘英率先遣队先头部队800余人突出重围，其余大部分牺牲或被俘。刘畴西、方志敏等军团主要领导人不幸被捕。

抗日先遣队在杭州淳安、桐庐、建德、临安等地区的20余天，积极宣传抗日，根据当地群众要求，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为贫苦农民伸张了正义。红军在杭州地区，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得到了人民的拥护。虽然，抗日先遣队最终失败了，但她在皖浙赣边境有力地牵制住10倍于红军的国民党部队，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策应了中央工农红军主力实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转移。红军播下的革命种子也为以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革命斗争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