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是在夹缝之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和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我国民营经济曾一度出现了繁荣时期，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但在随后，民营企业大多遭遇到了成长中的烦恼，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严重制约了其持续发展。首先，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国有大型企业不满足于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凭着在政策、法律、资金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越来越多地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行业扩张，打破了原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中小型企业基本平衡发展的格局。外资企业则凭借着超国民待遇、税收方面的优势、强大的研发能力、管理能力和极具优势的人才抢夺力也使民企在与其竞争中倍感压力。
　　其次，支持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政策始终得不到落实。继2005年中央政府颁布"非公经济36条"后，"新非公经济36条"颁布又过去一年多了，但这个旨在破除民资进入垄断行业障碍的条例，由于在提高行业准入条件、行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以及整顿行业秩序等诸多标准的制订上，大多是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标杆的，实际上反而限制了民间投资，排挤了民营企业。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要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但大多数地方政府和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银行，并没有动力去落实执行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经济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缺失使民营企业无所适从，只能比照着国有企业，像它的影子一样见机行事。因此，在国有企业越做越大的同时，不彻底改革歧视民营企业的制度，其生存发展空间就会变得非常有限，再优秀的企业家也将陷入无用武之地。
　　再次，"三荒两高"使民营企业陷入生存困境。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民营企业曾因出口受阻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大量企业主逃亡破产。如今，在全球经济出现好转，需求逐步得到恢复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却因遭遇到用工紧张、融资难、缺电和高成本、高税负的难题再次陷入到危机之中，歇业或倒闭的事件频繁涌现。比如，最近就有温州的三旗集团、波特曼(餐饮连锁企业)、江南皮革等老牌企业接连因遭遇资金链断裂而破产或倒闭。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民营企业危机很大程度是国内一刀切式的紧缩货币政策造成的。银行信贷本来就很少惠及民营企业，银根收紧进一步恶化了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大量民营企业转向高利贷融资后，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劳务和原资料成本上升，其利润空间就被大大压缩了，也就难遭一夜猝死的命运。
　　身份和财富缺乏有效保障
　　企业家被誉为"经济增长的国王"。然而在我国，这样的"国王"却需要费尽心思地戴上红帽子，积极地关心政治，想方设法地进入政府相关机构以获得话语权，或者通过拉拢相关官员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他们其实并非是对政治有多大野心，或者在不务正业，其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减少不规范政府行为的侵犯，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为了谋求财产和身份的保护。曾报道说，去年山西一位民营企业家因拒绝公安局长的200万的索贿而被羁押941天，他所拥有的2000多万元资产也被非法贱卖。后来此案虽然"拨乱反正"了，但他的财产也只收回了一小部分。这样的冤案虽然只是个例，但反映了我国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得不到保障的事实，增加了民营企业家对财产和人生安全的不安全感。由于制约企业的政府部门太多，民营企业家时刻在担心着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把自己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再加上近年来，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控越来越频繁，大大增加了民营企业家对企业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客观现实逼使民营企业家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经济和精力成本，去研究政策的方向，拼命挤进人大、政协，处理好和相关官员方方面面的关系。否则，没有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有关部门实质性的支持，没有相应的政治资源优势，民营企业家完全跟着市场走是不可能做大做强甚至立足的。稍有不慎，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他们就有可能在企业经营上遭到阻力，在财产上遭受巨大的损失。企业因得不到政府和政策的有效支持而倒闭，企业家的财产因此顷刻之间烟消云散的事例并不在少数。
　　众所周知，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涉及到我国经济的转型和结构的调整，还直接关系到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促进市场竞争机制的发挥、防止市场经济停滞等问题。但就是这些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民营企业，却与国有大企业始终处于不公平竞争的地位。国有企业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依靠垄断可以轻易地获得巨额利润，还可以不受国家和社会控制和监督地"自行分配"这些利润，即使亏损了，也可以向国家伸手。民营中小企业则因对地方政府GDP增长贡献有限而长期被歧视。这样巨大的反差给民营企业家心理上带来的失落感和不公平感是可想而知的。
　　这就不难理解，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的民营企业家，为什么有的移民国外，寻找安全的落脚点；有的走向极端选择自杀；更多维持着生存的是如何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