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瞬长思感悟生命
发布时间：2014-08-27 16: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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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n525
易龙云
得悉杨敏之同志溘逝的噩耗，我顿感悲痛。一位好人，一位好领导猝然走了。几天来，我心里一直沉甸甸的。
敏之同志14岁参加革命，16岁随南下工作团来到湖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湖南的山水和湖南的人民养育了我，我是吃湖南的大米成长起来的。如果要说我这个人文化气息还有点浓的话，那也是湖湘文化熏陶的结果。”
敏之同志于1954年来衡阳，时年21岁，在衡阳工作整整三十四年，和衡阳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这里的山山水水，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熟悉这里的人民，这里的人民也熟悉他，敬重他。
我是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跟敏之同志仅有十来次交往。正是这极少的交往，令我对他倍加敬重，没齿难忘。
1955年秋，我在衡阳师范学校读书，一天，谭雪纯校长请时任湘南区委党校教研科长的杨敏之同志来校作报告。高大魁梧的杨科长以其洪亮的声音、讲座内容的严密逻辑性、讲演语调的抑扬顿挫，折服了所有听众，给我留下至深的印象。毕业后，我分配在衡阳市江东区（今珠晖区）任小学教师。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敏之同志调任市委宣传部长，我又有机会听过他几次时事讲座。
我年轻时爱好诗歌，常去市教师进修学校向诗人王晨牧老师请教。大约是1963年秋的一个星期二下午，我在那儿碰上敏之同志，当然只是点头致意而已。后来我才知道，他每周星期二、五下午，都去那儿听欧建鸿老师讲授《古文观止》。此外，他跟毛盛炯、王晨牧、陈植森等老师也有过师生情谊。一位领导干部如此勤奋好学，着实令我钦佩。
真正认识敏之同志是在1978年秋，我陪谭雪纯校长去他家拜访。那时，他任衡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谭老向他介绍了我。谭老是地下党员，在1960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受到错误处理。谭老此次是为平反来的。那时，我家住在人民路小学，敏之同志的家在环城北路，相距不到两华里。谭老便委托我把报告交到敏之同志手里。尔后，为传递书信，我跟敏之同志有过几次见面的机会。他为人随和，主动询问我的工作和家庭情况，我也不再感到拘谨了。1979年初，谭老恢复了党籍，先后调任衡阳地区教学辅导站主任、衡阳教育学院院长。谭老能迅速落实政策，显然与敏之同志的努力有关。八十年代初，敏之同志出任衡阳市人民政府市长，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成为当时街谈巷议的一桩美谈。有几次我们在路上相遇，他总是下车跟我握手。这使我产生一个想法：“官越大越没有架子。”
衡阳地、市合并后，敏之同志连任市长。1984年初，谭老和几位地下党的老同志给他写信，推荐我从政。不久，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应山红同志来人民路小学对我进行考察。由于我当时爱好儿童文学，不想离开教育战线，同年10月，我去衡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做了教研员。1986年9月10日，衡阳市隆重庆祝第一届教师节。午宴时，时任市委书记的敏之同志带领市党政领导向与会代表敬酒。给我们工作人员敬完酒后，他走到我身边，亲切地问：“小易，现在的工作还适应吗？”随后，他叮嘱我不要放弃儿童文学创作，说这也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语重心长，感人肺腑。
1988年春，敏之同志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怀着对衡阳人民的依依眷恋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迈入省委大院。此后，我们仅有两次书信往来，此外，我只是在电视上看过他满头银发的形象罢了。2008年初春的一天，我偶然看到《湖南日报》副刊上有一篇关于敏之同志《铁马冰河——我的南下征程》的书评，顿时有一种一睹为快的冲动，便写信向他索书。很快，我收到省纪委“敏之同志处”的挂号印刷品，内有三本书，扉页都有他2008年2月28日的亲笔签名。我异常高兴，用几天的时间通读了一遍。原来，他离休后并没有休息，他是在用自己的笔继续为党的事业工作着。
这三本书都是写作者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所为，所思。《铁马冰河》给读者勾勒出南下岁月的风风雨雨，赞扬了这场伟大运动的历史意义，歌颂了百万南下战士担当民族大义、解放全中国、建设新国家的时代精神，也对南下征程中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反思，提出一些理论性的探讨。《一瞬长思》记叙“文革”那一段涂抹不掉的历史。时为市委秘书长的敏之同志，所经磨难最多。此刻，他才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最大惨痛是：有口不能辩，有冤不能伸，笼罩在刻薄的冤枉的困境中。
《蓉园秋思》是敏之同志在省纪委书记岗位上十年的记录。涉及的大多是纪检监察工作，主要是反腐败。其中有些篇什是工作期间对纪检监察工作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总结，曾得到中央纪委主要领导同志的肯定。许多文章如《请客吃饭也要来一场革命》、《与“红包”的较量》、《对“公款消费”开一刀》等，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南方周末》等报刊杂志刊登；大部分是离休后的一些理性思考，从人物的故事入手，娓娓道来，入木三分，对旧体制中的权力越位、监督缺位等症结作了深刻的剖析。他认为：“只有改革，才能遏制腐败。”这些真话，细读之可以增长见识，净化心灵，对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同志，更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无独有偶》中提到的那位罗姓女教师，我是见过的。在1961年暑假教师学习班上，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批斗，后来精神失常。“文革”中，沦为“阶下囚”的敏之同志与这位地位卑微的“天涯沦落人”尴尬相遇，他猛然想起此人此事，如果是错案，自己定然负有领导责任，心存愧疚。1979年，他复出任市委副书记，便亲自招呼城北区（今石鼓区）区委认真调查此案，为罗老师平了反。他感叹道：“如果说悲剧是人生的一部分，那么将这么沉重的悲剧压在这位原本无辜的罗老师身上，历史也真太会作弄人了。”在阶级斗争的“魔圈”内，以言定罪，以权代法，作为领导者，他也会犯错的。错而能改，善莫大焉。
读完敏之同志的三本著作，感触良多。我十分赞同他对生命的感悟：“人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社会意义。生命是自己的，但主要是大家的，社会的。因而，人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他人、为大家而活着。”我也完全认同他的自我评价：“我在任何岗位上以及各种复杂困难的环境中，都是尽力去学、去思、去做，直到从岗位上退下来，也未改变我的初衷。”“因此，有一天我入土了，‘我尽力了’这四个字就是我的墓志铭。”
安息吧，敏之同志。我敬重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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