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任殷女兄悲咽的电话，讣告刘岘先生于前一天谢世，我的心一沉。刹那间我不知说什么好，只嗫嚅着劝她节哀，节哀；努力保持自己的健康，因为还有高龄的伯母在，还需要她的特别照拂和劝慰。当得知伯母精神还能支撑，头脑清醒而又明达的时候，我舒了一口气。是的，后死者的生存和温饱和发展，也应该是第一义的吧。

    其实，刘岘先生是一位幸福者。我孤陋寡闻。据我所知，在中国新兴木刻的萌芽，发育，壮大的历史过程中，在日益增多的革命木刻家中，一生既得到鲁迅的培育和扶植，又得到毛泽东题词奖励的，大概只有刘岘先生一个人。如今，他
们三位——一位中国革命的导师，一位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的导师，一位战士、学徒，以自己之力成就为木刻大家的战士、学徒，都作古了。他们之间的这一际遇，使我想起古人的慨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没有见过刘岘先生，更遑论他的两位导师。真的，人生就是这样：“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鲁迅：《写在< 坟> 后面》）我为刘岘先生的逝去，感到悲哀，又加重了的悲哀。

     我由此推想到，刘岘先生大概也属于这样一类艺术家，他会间歇性地爆发创作激情，在一个时期内亢奋不已，大量产生创作。比如1939年他奉调到延安，同年11月就得到毛主席这样的题词：“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又比如1958年全中国处在大跃进的高潮时刻，郭沫若先生诗兴大发，几乎每天有一首百花齐放诗作出来，同时也有刘岘先生的百花齐放的木刻。那娴熟有力的刀法，流动柔美的线条，黑白分明的构图，令人叹为观止。那是比诗更生动的杰作。鲁迅当年评李桦先生的《春郊小景》，“足够与日本现代有名的木刻家争先”（《341218》致李桦》）。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二十年后刘岘先生的木刻百花齐放，也会大加赞赏，并洗去“粗制滥造”的旧时印象吧？虽然这一百多幅木刻也是在短时期内雕刻出来的。是的，1986年允经兄编辑出版了鲁迅珍藏、早欲出版而未能出版的苏联版画《拈花集》，试将刘岘先生的木刻百花齐放和《拈花集》中的木刻放在一起，是足可以与之媲美的。在我这个外行的眼睛看来，
这是刘岘先生最好的杰作，是堪称木刻大师的标志。三十年过去了，每一想起这组木刻，印象还是这样生动，历历如昨日事，或许这就是一种不朽的现象吧？

    刘岘先生一生热爱鲁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他自己创作的不同发展阶段，他都忘不了鲁迅，一再把心中的怀念化作精心的木刻造像。他那1958年的《鲁迅》，以细腻的刀法，柔和的线条，分明的黑白，刻出一个和蔼若朋友般的肖像，是很
亲切感人的。

    刘岘先生又爱屋及乌，关心鲁迅博物馆的事业。他不仅捐赠我们木刻作品，还不辞辛劳，以七十多岁高龄亲自莅馆为我们鉴定美术藏品。如今他走了。他对鲁迅的终生不渝的深情，怎能不留在后死者的我们的心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