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朱惠方，男，木材学家，曾名会芳，字艺园。1902年12月18日生于江苏省丹阳县,1919年江苏省淮阴农校毕业，1922年考人明兴大学（今慕尼黑大学）后转普鲁士林学院，1925年毕业后到奥地利维也纳垦殖大学研究院攻读森林利用学。


　　1927年夏，他从奥地利回国后先在浙江大学劳农学院任教，1929年到北平大学农学院任教授，1930年到金陵大学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随金大内迁重庆，任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至1943年。在这期间，除教育、科研之外，他还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对中国林业的振兴与林产品的开发利用提出不少建议，完成了《中国中部木材之强度试验》、《中国木材之硬度研究》等论文；曾二次率调查队深入川西和西康地区，调查森林资源，并提出了森林经营管理和木业开发的规划。1943年被任命为中央林业实验所副所长。1945年被派往长春，组建长春大学农学院，任教授兼院长。1948年应台湾省农林厅邀请，与梁希同行，赴台考察林业。当时台湾大学正在筹组森林系，朱惠方应邀就任该校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翌年7月1日又创建了台湾大学实验林管理处。在此期间加入台湾林学会，当选为理事。1954年夏，以交换教授身份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林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同时考察美国的林产利用和木材加工工业。1956年，朱惠方积极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在政府有关部门协助下，几经周折，终于回到祖国大陆，在林业科学研究所任材性室主任、副所长等职。1957年加入九三学社，并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78年9月17日因病与世长辞。

　　朱惠方教授在木材学的研究中，密切联系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适应国情和森林资源结构的变化，及时提出新的科研任务。他在木材材性与工业利用的结合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是中国木材科学的开创者之一。他在林业教育工作中，一贯倡导“教做合一”，培养了几代林业与木材工业的科技人才。

专访时间：2004年8月6日

专访记者：陈瑶　皮宁　苗媛媛

专访实录：

1. 问：请您谈谈朱先生的求学及工作经历。

答：他小时侯，我爷爷是在苏北宝阴开油坊，算是小业主、商人。家里也不是很好，他13岁上淮阴的一个农校。后来当时一开始想到日本留学，但是去日本留学的费用比较高，就考上了同济大学的留德预科班，后来得到一笔教育部的公费，这样就是到德国了。后来的呢，书中都有，我想说的一个就是他到了那以后等于是读了硕士，后来大战结束了，公费就停了，就没有钱资助他，他的博士没有读完。他在那地方很苦，没有经费来源，就靠在工厂里打工，后来维持不下去就回来了。因为那时侯大战结束后工作不是很好找，他就回来了。回来后，到浙大当教授。然后抗战期间，到南京金陵大学，之后抗战金大就搬到成都，这个地方书上写的不对，它写的是到重庆，应该是先到成都。到成都后，要筹建中央林业试验所，没有专业人员，让他去做业务，去当副所长。后来就到了重庆，这段过程就是这样的。至于他当时为什么选林业专业，什么想法，我不好说，是因为喜欢林业，还是因为他原来是农校毕业的，所以就选了农林，持续这专业，还是他就认为这个需要，这个原因我们现在不好分析这个事。但是不管他当时出于什么原因选了这个专业吧，那么他后来，他整个一生，我认为他还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所以在他去世的时候，我们家里人给他的碑上写了“勤奋一生，林海为碑”，我觉得他还是无愧于这么两句话的。

　　在他的研究工作，就是我后来看到他发表的一些东西和他的经历后，我觉得他的研究工作还是很注重实用的。有这么几件事，我觉得还是值得提一下的，一个是在四川的时候，当时西康地区的林业资源利用很混乱，破坏很厉害，西康省政府委托他们去做一个调查，做一个考察后，以后对林业资源的利用和开发，能够提出一些规划或者是一些意见。那时吴宗仁先生是他的学生，他就带着吴宗仁和一些学生，还请了一些民工，因为要穿过嘉兴江然后在青一江和大渡河的流域进行考察。考察非常艰苦，一个是因为交通工具不行，要步行翻山越岭，为什么找民工呢，就是在沿途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还有一个就是那时有军阀，在打仗，有好多地方不好通行的，由政府就想办法拿通行证，另外就给了他一个少校的军衔，沿途可以得到一些军队的帮助。所以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了他一个罪名，说他是国民党少校，其实当时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还有一个事情，四川这个地方，工业用木材比较少，受当时部队联合后勤总部相当于现在的后勤部的委托，搞以竹代木的研究，那么他就对竹纤维的理化性能和怎么样加强的方法进行研究，以后就提出了一些参考的意见，当时用来做国防。这之后从四川到了南京，到南京的时候是因为抗战胜利了，整个的要回去，他在重庆参加的中央林业试验所要搬到南京恢复。他当时因为急着要走，我母亲当时怀着我，走不了，没办法就让我小哥陪着我妈在四川，前头的四位哥哥也没有办法跟他走，就托了同事坐着轮船两边绑着的小木船，从重庆到了南京的浦口。到了浦口后就交给我大伯，他自己就去做恢复林业试验所的工作。然后一年多以后，又让他到长春大学接收这个学校，去复课。后来他一个人就去了，把我们全家人留在了南京。他就到了长春，在当时很混乱的条件下很快把那个学校就恢复了，他那时去是当农学院的院长，后来这一段对他也是有影响。实际上就是这么个情况，后来就很快恢复，很快就正常地有了毕业生。在解放前，四八年或四七年，梁希先生那时是林业部部长，约他到台湾去考察，当时也是应台湾林业厅的邀请，让他们去对台湾森林的状况做个考察，另外提出一些意见和方案，那么他就陪梁希先生一块去了。到了那以后，台湾要求他们留在那，当时台湾大学在筹建森林系。当时他不是很情愿去，所以家没有搬去，因为想在那等这个系筹建起来后，他就回来。结果后来没有想到，头一年去，把这个系筹建起来了，第二年还建了一个林业试验站，后来就解放了，两岸就不通航，不通邮了，他就回不来了，失去联络了。后来没有办法，他只能在那呆着了，我们家就等于当时没有依靠了，过了一段很艰苦的日子。他在台湾也想回来，但是在台湾是绝对回不来的，他就想办法到美国去做交换教授。在美国他就想办法通过印度大使馆，因为当时中国在美国没有大使馆，中国在美国的一些权利、事宜，都是由印度大使馆来代替。他就通过印度大使馆和这边的统战部取得联系，有了联系后，他在那又联络了一些专家学者。这些人一起，通过这些关系就回来了。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有几件事，说明他还是很爱国的。第一件事，他从台湾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台湾政府是要阻止他，所以当时他屋子里的所有东西他没有动，只是把随身的东西带走了，那么就意味着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做出一种表象他还要回去的。另外一件事是他们当时要走的时候，台湾政府知道了就派人给他做工作，不让他走，让他还回台湾去，他当时也是拒绝了的，还是回来。好象那时总理也有一个号召，就是号召国外的科学家回国服务，他们当时在国外也是知道的。后来回来的时候为了避免台湾当局找麻烦，由印度使馆派人护送他们上船，船从夏威夷到日本，然后再到香港。后来到了香港以后，台湾的特务在香港搞暴动，我们国家的教育部也是害怕出意外，就派了人到香港去把他们接回来，接到广州，这说明，这其中还是有阻力的。回来后就到了林科院，得到了当时院长的照顾，给予了很好的科研条件。我忘了说一点，大渡河考察的时候，考察完了他可能是发表了两篇东西，在这里提出了一些规划、意见，大概在那时还是比较有影响的。在东北长春期间写了一本《东北垦殖史》。

　　下面是回国的一段。刚才说他的研究比较注重于实用，那么从前边这一段也可以看出来，都是根据实际的需要来进行工作的。回来以后，六几年时候的自然灾害，当时是缺衣少食，周总理那时是号召利用多种纤维，解决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他当时搞了一个课题是卢竹利用，在卢竹利用上他有两个点，一个是用卢竹做人造丝。因为他到南方，江苏等地方看，有很多的河滩和湖岸特别适合卢竹大面积的生长，他看了后就是想开发卢竹。卢竹的第一个用途是做人造丝、人造棉，可以织出布来，后来很可惜的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这个成果没有很好的推广。后来他去世之前，又汇同轻工业部的人又一起去考察卢竹。

2. 问：您选择木材专业是否受朱先生的影响。

答：我选择专业基本上没有受他的影响，后来我们家没有人学林的（最开始我不是学林的）。我原来选择的专业是基本靠近化学方面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由于好多原因，学了制革。当时因为我出身不好，虽然报了清华等学校，但后来考的是轻工学院，当时我也没有报这个专业，后来就被分到这个专业，我也不喜欢这个专业，后来文化大革命乱分，就把我分到纺织厂做印染。在这个和岗位上刚刚站住脚，后来也就比较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为了照顾我母亲我就回来了，回来后就到木材行业做胶粘剂，也和化学相关。因为后来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所以说在这方面也没有受我父亲太多影响。

3. 问：在教育子女方面，朱先生是否按照他所倡导的“教做合一”教育思想。

答：从他本人来讲，生活很克服，很节俭，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做事情很认真、很有整洁。他是从来不提什么特殊要求，因为他回来后先后被选为第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届政协常委，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待遇，但我觉得他不怎么向组织提特殊的要求，比如他搞木改，就经常要出差到工厂里去，每次他都是和年轻人一起坐公共汽车。包括他到后来生病，那天晚上他喷血，第二天早上还是他自己挤公共汽车去看病，后来他的同事知道了，就开着车追过去，陪着他到医院看病。所以我觉得他在生活上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还是比较刻苦、比较节俭。但在外头却经常帮助其他人，比如亲戚家的孩子在北京念书的，因为老家那边的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都是他出钱来资助的。另外有朋友的，像我哥哥的朋友的妹妹或者我哥哥的朋友，有一个北京念会计学院的，一个在北大读书，他只要说是你这孩子是念书的，他就比较喜欢，他都出钱，每个月给他们生活费。但他对自己家的孩子要求严格，我们家的孩子也不娇惯，比如我是最小的，我那时候是住校，但他从来没有说特殊的每月给你钱什么的，都是跟大家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家孩子不娇气。生活上要求不高，我听我哥哥他们说，那时在四川，我家的老大和老二，一个上高一，一个上初一，他们要到60里外的地方上学，他们每个星期都要穿着草鞋走60多里回家。有些教授的孩子也坐车，但我们家没有。我父亲没有让我两个哥哥坐车，就是他对子女的要求也是刻苦。

4. 问：您是如何看待家庭生活中朱先生的。

答：最开始他回国的时候，我们去接他，那时候知道爸爸要回来，但我一看到他的时候特别陌生，让我叫他我不肯叫，所以当时他可能挺失望的，但后来时间长了就好一点了。我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他刚回来时，他做家务洗碗时要带橡皮手套，以前觉得挺怪的。

　　他这人特别认真、特别整洁，他的衣服，以前的中山装是蓝的，洗得哪怕发白了，也是干干净净的。自己的生活比较节俭。他对我们这一代人、直接的子女，好像在一起的时间挺少的，但对我们下一辈的人却比较喜欢，我儿子三四岁时，他经常抱，他们俩都属虎，他对我儿子就说你是小虎呀，我是老虎。他虽然不经常做菜，但他做的菜，我觉得挺好吃。他喜欢吃红烧肉、臭豆腐、豆腐干、火腿之类的。

　　他总是在不断的学习新东西，比如后来搞木材改性时，他不是学化学的，但他经常虚心向学化学的人请教。

　　他生活有规律，晚上学习专业，早上起来得早就学英文（他原是学德语），特别是专业英语。文化大革命时他住牛棚，不能看专业的东西，所以就看英文的毛选来学习英文。受联合国委托，他编了一本英汉林业词典，后来一个人在他的基础上编了英汉木材工业词典，后来日本农林省又在英汉木材工业词典的基础上编了日英汉的木材工业词典。

　　对我们的教育并不是用口头上来说，对我们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在这种环境上长大，因此培养了我们外界的承受能力、吃苦耐劳的精神。真是工作需要他的时候，他都能把家都放下，是很有献身精神的这么一个人。

　　文字内容根据采访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