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没有人预见到阿拉伯世界的爆发会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发生。然而学术界、商业界、多边机构、甚至专制政府自身，都已经年复一年地诊断出青年们的忧患症状。

　　统计数字能够反映部分问题：超过半数的人口不满30岁，然而年轻人失业率却属于全球最高水平。即使是那些寻求接受高等教育者(这些人的数量正在增加)，进入劳动力市场也没有用武之地。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布阿齐兹悲剧发生几个月前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警告：“不对年轻人进行投资，尤其是不为他们创造所需的就业岗位，将会使青年更加脆弱，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从而造就一代代懒散无所事事的公民……容易受到负面社会现象的影响，这需要远远多得多的投资才能够恢复。”

　　然而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已经被异化到了那种地步。在那些领导人准备使出极端的羞辱，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孩子，延续独裁政权的国家，青年们的愤怒和怨恨尤其尖锐。28岁的叙利亚示威者哈立德(Khaled)说：“布阿齐兹点燃了已经存在很久的情绪，从失业到无法自我表达，从年轻人移民到国家压制等问题之上积累已久的失落感。”叙利亚的革命已经持续了十个月。

　　他说，叙利亚政权，以及其他政府，没有觉察到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正在通过社交媒体网站，在相互之间建立起有益的联系。他们在这种虚拟的联系渠道上传播大量的信息，交换革命的建议。一些年轻男女还参与了和平抵抗的讨论会，将学到的经验应用到了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上，并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示威者进行分享。在叙利亚，示威者使用 Skype 进行沟通，他们通过向外界发送手机录制的视频，打破信息封锁。

　　“这些国家的政权还以为年轻人与政治是隔绝的，”哈立德说。“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年轻人当中存在相互联系，他们有雄心，他们有政治意识，而且他们的政治意识比传统的反对派还要强。”

　　由布阿齐兹自焚而引发的政治转型，实际上是青年们对包括传统反对派在内的政治精英群体的更广泛的反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上一代辜负孩子们，让失落感持续存在的批驳。阿拉伯青年的父辈们曾经渴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不仅因为在军事上被以色列挫败而破产，而且还被独裁者用来充当政治压迫的借口。23岁的萨莉•扎赫兰(Sally Zahran)是埃及革命中的一名殉难者。最初据称她是在解放广场上被棍棒毒打致死的，然而后来发现，她是在与母亲发生争吵，要挟如果母亲不允许她加入抗议队伍，她就自杀时，意外坠下阳台死亡的。

　　在谴责旧秩序时，由于鄙视那些他们认为容易导致腐化堕落的权力形式，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也不愿指定领袖。在专制政权与无法控制的大众对抗时，不存在领导者是他们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他们绝对不愿意做政治交易。就连因为在革命中遭到绑架而成为英雄的谷歌(Google)驻埃及高管瓦伊尔•高尼姆(Wael Ghonim)，在提议将权力移交到埃及副总统手中(这个做法并未涉及辞职)或许就能令人满意时，年轻人也对他表达了反对。解放广场上的反应是：“他(高尼姆)倒下了。”

　　青年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他们能够摆脱束缚上一代人几十年的恐惧。在西迪布济德和其他市镇的街巷里，白天的和平示威，到了夜间就变成了街头的打斗。埃及的转折点也是在1月28日，示威者不屈不挠地返回广场，与安全部队进行对抗。那一天，警察四散离去，至今也没能全员回到街头执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