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05-20 作者：齐翔延、齐翔安 来源：《我的父亲齐燕铭》 
 
   齐燕铭（1907-1978）自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国家建设、统战工作和文化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在本书中齐燕铭的女儿们撰写了父亲在金石、诗词、书法、收藏等多方面的造诣和情趣。
   
    齐燕铭的家族算得上是北京的世家。在家庭的熏陶下，他从小对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有浓厚的兴趣。祖母和父亲教他读古诗词、写篆字、刻图章。父亲齐之彪写一手何子贞派的小楷，他写的扇面在荣宝斋也属于珍品。齐燕铭幼时练字都有父亲给他写帖。在中学时代，齐燕铭对楷书、隶书和小篆都下过苦功夫。到大学时，随国学大师吴承仕治小学训诂，对金石篆刻自然也更加爱好。当时齐燕铭曾从北平著名的篆刻家寿石工学过刻印，每晚刻图章、写字都是必修的功课。
   
    从10岁开始，齐燕铭就学写旧体诗词。大学阶段与自己的同窗好友、即后来的爱妻冯慧德，经常共同研读诗词，也相互赠诗。后来都用小楷抄在他们共有的诗文簿上，有空时两人就拿出来诵读。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他们共同在这文化的海洋里探寻、吸吮和享受。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断了中国青年人的美梦，齐燕铭一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齐燕铭在中央马列学院(后改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员，妻子在陕北公学任教员，侄子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3个女儿在延安保育院上小学、小弟在保育院，大家各得其所，开始了新的生活。
   
    40年代初，毛泽东要范文澜同志为老干部阅读组织编写一套《中国国文选》，齐燕铭初到延安即参加了这项工作，他与范文澜、金灿然、叶蠖生同志一起，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1942年出版时，毛泽东亲自为这部书写了序言。此后，齐燕铭担任中央党校教务处文教科科长期间，先后与黄火青、刘芝明、姚仲明、彭真、江帆、胡乔木等同志编写教材、培养训练文化教员，继续为来延安的大批工农干部补习文化，并在鲁艺、陕北公学等学校讲授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也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1941年5月29日，齐燕铭写了《怀屈原》，1942年6月28日，他又写了《论屈原思想——对郭沫若先生“屈原思想”的若干补充》一文，宣扬了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妥协投降的丑恶嘴脸。
   
    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充满欢乐。大生产运动中，人人参加种地、纺棉花、烧炭等各种劳动，连保育院小学的孩子们也参加劳动。齐燕铭非常能干，动手能力特别强，一次妻子给孩子做鞋不会纳鞋底，他用毛笔在鞋底上点上小点，再做时就容易多了。
   
《逼上梁山》与《三打祝家庄》
   
    1943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许多在延安的知识分子都努力使自己的笔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齐燕铭对文学史、戏剧史有所研究，执笔改编剧本等任务自然就落在了他的头上。
   
    1944年1月9日，党校教务处突然通知说：毛泽东要来看演出，并且要求先将剧本送去。可是剧本是边演边改的，没有一个完整的本子，于是决定由5位同志分头将旧本子按当时演出的样子修改好，再用毛笔誊清，然后呈送毛泽东。演出当晚毛泽东从始至终认真把戏看完。次日清晨，警卫员送来了毛泽东的亲笔信。信封上写“送中央党校俱乐部”，中间写着杨绍萱和齐燕铭的名字。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逼上梁山》，指出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这封信对戏剧革命有着深远意义，使大家增强了进一步搞好京剧改革的信心。周扬以后也把齐燕铭称为京剧革命“勇敢的先驱”，文化战线“尊敬的老战友”。
   
    《三打祝家庄》取材《水浒》。故事中的梁山英雄们依靠群众，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孤立少数最顽固、最反动的敌人，进而打入敌人内部，里应外合取得最后胜利。当时这些策略思想正是广大干部迫切需要学习和掌握的。所以，这个戏在延安以至各解放区的影响特别大。据说，毛泽东都看过好几次，并给演创人员写信道：“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京剧革命的道路。”
   
    应该说，40年代延安的《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是开京剧改革的先河，是对旧戏剧革命的成功尝试。
   
    1944年11月30日，齐燕铭因为优异的工作成绩，特别是对京剧革命方面的积极努力，被评为中共中央党校“全校甲等模范工作者”。12月，经中直机关群英代表大会评定为“中直甲等模范工作者”。
   
金石——造诣很高
   
    齐燕铭手刻“倦庐”印章的边款，是他的一段补记，对自己的金石爱好作了如下回顾：“余自1919年学刻印，1931年以后事忙，所刻不多。此印盖作于1937年顷，其后抗战事起，刻成未送出，置之箧中，余亦匆匆离京。1954年先父去世，收捡故箧得此，日久忘其主人为谁，无以缴还，因留作纪念。自刻此印以后，1938年在聊城尚刻三四方印，尔后遂辍此业，直至今日20年矣，其技止于俯仰浙皖之间，未能突破。其意吾能言之，其境则戛戛呼难哉。1958年铭追记。”
   
    1980年1月，李一氓为出版《齐燕铭印谱》所写的《叙》中，对齐燕铭学习篆刻的历程作了这样的分期：“燕铭同志的篆刻1919年到1931年为一期，1949年到1963年为一期，1974年到1978年为一期。综观这三个时期的作品，我不管他自居为哪一派，总之早期的，谨严而带稚气；中期的，气势足；晚期的，胸有郁结而手能发之。”
   
    齐燕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虽然工作很忙，但也刻过若干方印。最让人们记忆深刻的，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0年大庆时，为人民大会堂作的巨幅山水画上所钤“江山如此多娇”白文方印(14×11.8×11.8厘米)。在此印的边款上铭记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傅抱石、关山月师毛泽东的沁园春词意为人民大会堂作巨幅山水，毛泽东赐题‘江山如此多娇’六字，即以此文制印钤之，齐燕铭刻并记，一千九百五十九年九月。”这时他的刻刀已休息了多年，但这方大型印章仍显示了他的功力。这应该是可以与人民大会堂一起流芳百世的作品了。
   
    1982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齐燕铭印谱》，共收110余幅作品，其中包括他给周恩来、叶剑英、杨尚昆、聂荣臻、陈叔通、吴晗、阿英、孟秋江、魏文伯、曾三、田家英等同志刻制的印章。
   
    与刻印相联系，齐燕铭对于古人的印鉴也作过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荣宝斋请他对历代书画名品大作观摩审核时，他对历代印签的使用，讲述得清楚而深刻。如“在什么时代，某位书画家惯用朱色印泥，某位善用标色，而宋代时多用水色，以及落印的位置，各个时代也各不相同等等”。因而荣宝斋的老经理侯恺同志称赞：“他是一位造诣很高的金石篆刻家”。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齐燕铭时时注意收藏印谱。只要有空，他会到旧货市场去逛逛，出差到外地时，也会找机会收集印谱。有时一函印谱要花几百元，几乎相当于当时他一个月的工资，但只要认为是有价值的珍品，他在所不惜，这有时不免遭到妻子的非议。他常常在半夜三更，批完文件后，会把印谱拿出来欣赏，抵消疲惫，也积累着心得。后来，他把自己收集到的全部名家印谱进行整理研究，一一书写题跋，集成书稿，包成一包，准备送去出版，当时拟定的笔名是“业之余”。“文革”之初，他害怕这批多年来好不容易收集起来的印谱受到损失，经与文物局王冶秋同志商量，将其收在文物博物馆研究所里，他自己留下了一份详细的目录。1966年6月由文物博物馆研究所资料组为他开具了收据，共有印谱及封泥59种601册。
   
书法——翘然自立
   
    著名画家黄苗子曾评论说：“燕铭同志的书法，在当代名家中也是翘然自立的，……他的行楷浑厚生动，劲健中存秀逸，不假雕琢而功力很深，他平时批阅文件，多用毛笔，因为长期写毛笔字，所以用笔老练流畅。”“齐燕铭从小对小篆下过功夫，规矩整严，饶有韵味，用笔圆折处略近邓石如。但也从晚清的莫友之、赵之谦上溯秦碑和石鼓。齐燕铭的中学同学潘伯鹰的楷书，吴稚鹤的隶书和齐燕铭的小篆，都是在现代书法中卓然成家的。”
   
    “文革”后期，他的眼睛因患白内障，咫尺内都看不清人，于是就用写毛笔大字的办法来恢复视力。有人来看他，见他练字，则向他索取墨宝。因工作太忙，他很少给人写字。“文革”后，他为人写了不少字，大部分是毛泽东诗词。从1975年10月至1977年6月，他赋闲在家，写字近百幅。他为万里、李一氓、童小鹏、孙大光、郭沫若、赵朴初、王昆仑、周而复、薛暮桥、王仿子、申伯纯、刘昂、沈其震、谢邦选、侯恺、董寿平等许多同志都写过字。究竟写过多少，已无法计。
   
诗词、画画——齐名家之列
   
    齐燕铭早年写的诗词已不复存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立后那些紧张的日子里，他不再有闲情逸致，几乎想不起来做诗，只留下极少的几首。
   
    至于作画，他则更没有时间了，所以在家里几乎没有见到过他画画。现在唯一留下来的，只有在他的会议记录本上，能够看到他粗粗几笔的速写，无非是会场上的人或者窗外的树。这些大概就是他当时的视野所能接触到的范围了。从这寥寥数笔中，几乎无从揣测他的构思和心情，但可以感觉到他的内心还潜藏着创作的激情。
   
    齐燕铭除印谱之外，对于书画的收藏极为有限。现在可查到的齐燕铭收藏的文物，被拍卖的已有百余件。家中留下的大多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首长以及老师的来信等，再就是画家和朋友们送给他的字画，其中有何香凝、齐白石、吴作人、邵宇等名家的作品。何香凝40年代的画，他一直放在保险柜里珍藏着。
   
    摘自《我的父亲齐燕铭》  齐翔延  齐翔安  著  文物出版社  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