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洛 遗著

任教国内四所大学

(一)中山大学

　　大概在1928年夏,当时我正在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大学院(即研究院)，接到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辛树帜教授的来信，说该校生物系欲聘陶然为该系动物生理学教授，因不知陶在日本何处，要我代为联系。陶然是我认识的朋友，当时他正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学习，当即代为联系。陶回信说愿受聘，我把陶的意思转告辛树帜，以后便由他们直接交涉。1929年又得辛树帜信，说已聘定陶然， 希望我也能去中山执教。当时我在北海道帝大大学院的研究工作也已完成，还在写论文，得辛信后，和我导师坂村彻商议，他鼓励我接受。我给辛回信，表示愿意应聘。不久，我接到朱家骅副校长来信，欢迎我到中山大学任教。我和朱素不相识，此信显然出于辛树帜的要求。辛树帜把聘书寄给我时，限我在1930年2月以前到校，我依限期而去。到校后知当时正校长为戴传贤(季陶)，朱家骅是副校长，平时两人均不在校，校务由总务长(？) 沈鹏飞代行。这一年戴辞职，以朱家骅任正校长。我到了广州，对于祖国情况一无所知，但中山大学生物系的空虚程度，却非始料所及。全系没有一间实验室，瓶瓶罐罐也少得可怜。楼上仅有一大堆广西瑶山采集来而未加整理的标本，动物、植物皆有。动物标本已经剥制，植物标本如干柴一般堆在地上。采集人员二三十人和辛树帜、石声汉、吴印禅等人皆住宿在楼上，横七竖八，全是行军床，杂乱得令人吃惊。图书室中有数架图书，尽是动物学方面的，植物学的书屈指可数。植物生理学只有贝内克-约斯特(Benecke-Jost)的一本教科书。专门杂志则零零碎碎，不但无一整套的，即使连续二三年的，也极为稀有。至于仪器，除解剖用的剪刀和小刀外，毫无所有。见此情形，不能不令人心灰意冷。
　　1930年2月到中山大学以来，不到一年半，换了四个校长(戴季陶－朱家骅－金普澄－许崇清)，这说明中山大学局势的动荡。许崇清当校长时，辛树帜不当系主任。许要我来接任，我不愿意。许多留日同学来劝我就任，乃勉强就职。但终于在1932年8月辞职。

（二）暨南大学

　　1932年，上海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来广州拉聘教授，他答应我在暨南大学建立一个小规模的实验室，再给我一二位助手，使我在教学之余，能做些研究工作。这样似乎比去有名的大学当教授，天天在竞争中过日子，岂不较为有利? 终于在1932年8月到了上海。但在暨南大学教了半年书，不仅对我所请求购置仪器、药品和图书的事杳无消息，就是指定给我作实验室的室内装备，也没有动手。每次我向郑洪年催促，他照例把他的秘书长秦某找来，当我的面，顿足大骂一通，并限期办好。这样的把戏，演了十数次，我也看出来了，要想在暨南大学建立实验室，没指望了，必须另找出路。

（三）中央大学

　　1932年8月，我到上海不久，尚未去暨南大学上课，却收到南京中央大学发给我的聘书。这个聘书的由来是这样的：汪敬熙［1］在北京，从报纸上看到暨南大学新聘教授一条新闻中，知道我离开中山大学而进了暨南大学。当时，暨南大学虽是一个国立大学，但声誉极坏，他深为我而惋惜。他写信给傅斯年，说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不知培养，反加糟踏。一个有志于研究的人，不得其所，不出数年，就会志气衰颓，不做学问了。他拿我为例，说我出中山大学而入暨南，该校不是做学问的地方，过了一二载，这个人就完了。当时新任中央大学校长是罗家伦。傅把汪信中所说的话作为他自己的意见抄给罗家伦，要他注意延揽和培植人才。罗家伦误认傅在推荐我，立即发出聘我为中央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教授的聘书，送给傅斯年。傅不认识我，只得把聘书寄给汪敬熙。汪转寄给在南京任国立编译馆馆长的辛树帜，要他亲自交给我，并力劝我到中央大学去。他和傅二人可保证罗家伦供给我一切研究工作的需要。可是我当时已接受了暨南大学的聘书，不可见异思迁，失信于人，只得婉辞谢绝，徐待来年考虑。不过当时要我单枪匹马投入中央大学，我确实有些胆怯。
　　中央大学前身是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后来升级为东南大学。建校之初，生物系即为某元老所把持。到了30年代，东南系统的人已将全系置于其完全掌握之中。还有中国科学社生物学研究所，即在其近旁，此外还有中央研究院的动植物研究所，也在其囊中。不但用人行政，必须听其调度或征得他的同意，即购置仪器图书，也须得到他的点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不是他的部下，如果进去，必然引起他们的抵制和排挤，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我觉得非到不得已的地步，以不去中央大学为佳。明知暨南是一个不像样的大学，但该校的生物系不为别人所重视，没有人来竞争，且可过个太平的日子。因此我当时仅答应辛树帜，且待来年考虑中央大学事，实际上没有下决心到南京去。
　　在暨南大学教了半年书，没有指望了，只好另找出路——而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傅斯年、汪敬熙给我布置的中央大学。1933年3月，我和我的助教罗士韦，一同从上海到了南京。先去找辛树帜，告以来意，然后通过罗士韦到中央大学生物系参观。罗士韦曾在中央大学读过书，助教中有许多是他的同级同学，利用这个关系，我可以不惊动各位教授们，而详细地看了全部生物馆。我的印象中，中央大学的生物系较之中山大学，略胜一筹，但所有设备，全是教学用的，还没有现代化的研究室。不过教授、助教各有自己专用的房间，每天不问有课与否，都来系上班，较中山、暨南等为进步。在南京三日，也参观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改为动植物研究所)，以及在孝陵卫的中央农业实验所。最后由辛树帜陪同，到中央大学会见罗家伦校长，约定暑后到中央大学任教。罗家伦表示欢迎，说他的政策使各派在中大保持均势，不让任何一派独霸一方。生物系一向有清一色之称，他决心打破这个局面，希望我来中大后，用心教好书，在研究工作上，做出成绩，协助他达到这个目的。
　　我是1933年8月底到南京的。安顿好家属的住处后不久，中央大学开学(9月10日左右)，到校上班。那时理学院院长是庄长恭，著名的有机化学家。第一次见面，他和我谈到各系订购的外国专门杂志，无一整套，这是年年变换太多之故，不利于教学和研究。他要求各系把需要的杂志固定下来，以后由理学院继续照单续订，不再征求各系意见。这样下去，教十年后，各系都有若干种主要的杂志，连续不断地积聚起来。我大为赞成，觉得此人懂得研究工作的甘苦，心里暗暗佩服。第二次见他，我将需要的仪器药品清单，总共约需一万美元，请他交给校长批。他对我直截了当，以毫不敷衍的办事方式对我说，理学院无此巨款，他无能为力，让我直接交给校长。他的办事方式使我颇有好感。不得已我只得亲自去见罗家伦。罗校长见是一万美金的数字，脸色一变，大打官腔。说中大有140多位教授，如果每人都花费一万美金，大学只好关门。我收回清单，退出校长室。我束手无策，闷闷不乐，去找辛树帜，谈到罗家伦拒绝为我购置仪器药品，辛说汪敬熙信中曾言明他和傅斯年保证供应研究所需的设备，何不求傅斯年帮忙？我说和傅无一面之缘，如何启齿？辛说不妨，他陪我去（傅当时在南京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一切由他开口。其时傅患肝蛭病在中央医院住院治疗。辛带我到他病房，介绍我和他相见，并说明来意。傅说罗志希（即罗家伦）已四十多岁了，老脾气难改，喜欢耍政治手腕，三言两语，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只说和罗家伦是老朋友，罗近来春风得意，不大听话了。说毕只问我一些中大生物系的情况。辛以目示意，要我起身告辞。在路上，辛对我说，傅虽未明白答应帮忙，但可以放心，他一定会说服罗家伦的。果然不出一个星期，罗家伦找我谈话，说我误会了他，不是他拒绝为我购置设备，因为费用太大，要分批买，让我把清单交给他，由他亲自安排。并说设备到后，要我和人比赛，看谁先出成果。到了1934年暑假，仪器药品陆续运到。同年下半年即开始进行植物根尖的组织培养工作。1935年写成英文论文，发表于1936年创刊的《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总算在中央大学站住了脚根。
　　1933年我在上海和朱洗初次见面时，我提出组织中国实验生物学会和发刊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外文版）的建议，他表示赞成。以后我到了南京，常在通信中讨论此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分头联系生物学界可以团结的对象。他主要负责联系北平研究院的诸人，如经利彬、张鼎垣、林、汪德耀等人；我则和贝时璋（浙大）、汤佩松（武大）、张景（北大）等取得联系。童第周从比利时归国，此外清华有李继侗，中山大学有张作人，力量不算薄弱。可是朱洗却不同意另外组织一个新的学会，认为这样做未免太刺激那些元老，徒然引起不必要的障碍。留法学生原有一个组织叫“中国生物科学学会”，他认为可以利用起来，旧瓶装新酒，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我终于被他说服。1935年暑假在南京召开中国生物科学学会年会。经过朱洗的努力，如汪德耀从厦门远道而来；张作人率中山大学十余人，从日本参观回国，途经南京，都来参加盛会。开了四五天的会，通过了发刊外文版的《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并选我为编辑主任。我在南京集稿做编辑工作，而朱洗在上海主持印刷工作，一切杂务均由他在沪主持，他任劳任怨，到1937年七七事变为止，出版了三期［2］。
　　我初进中央大学生物系时，担任三门课程，即普通植物学、为农学院开设的普通植物生理学（一个学期）和为生物学系开设的植物生理学（一个学年）。生物系的学生人数很少，1933年我为生物系所开设的植物生理学，正式选课者仅6人。可是我上第一课时，只见教室里坐满了人，约略估计，不下五六十人，使我大吃一惊!再仔细一看，生物系和农学院的助教讲师们和高年级的学生都来听课。后来有人告诉我，中央大学的助教讲师们和高年级学生，对于新到的教授，上课之前，往往要详细地调查他的履历和专长，并且翻阅有关参考书和课本。听讲之时，会专门找岔子，发现教授讲错时，即记录下来，报告系主任甚至校长。我过去教书，只有提纲，不编讲义。听此一说，不免胆战心惊，从此在教课之前，编写讲义，上课时拿着稿子，小心地讲述。在中央大学七年，总算未出什么岔子。
　　从1933年到1937年，到我的实验室，跟我学植物生理学的学生，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柳大绰。系里总是劝他改学动物学，并以留校当助教或资送出国作为诱饵。以前也有学生要跟我学习，多被拉走，独柳大绰不吃这一套，固执己意，不肯学习动物学。系当局又劝他改学植物分类学，毕业后可当助教，柳也不为所动，坚持要学植物生理学。结果1936年夏，柳大绰毕业时，我对系里说，我有三门课，每周八九小时，都在上午，助教罗士韦则每周担任三个下午的实验课，我们的研究课题是根尖组织培养，举凡培养液的配制、根尖的培养以及根长度的测定等，都需要两人共同合作，但在下午我有空时，罗士韦要上实验课，上午他有空，我要上课，两人都无课的日子，一周只有一二日，因此，进行一次实验，从准备到收获，往往需时月余，甚至两个月，进展极缓慢，一个助教忙不过来，要求添一助教。系主任以没有编制为辞，拒不应诺，我要求添半个，且已得到校长同意，但系主任硬是不允许，竟把柳大绰介绍至他处工作去了。
　　到了重庆之后（1937年），生物系要求我增开植物生态学一课。我本已担任三门课，再开一课，实在忙不过来。我所担任的普通植物学，是在嘉陵江柏溪分校上课的，一去就是一整天。我想暂请段续川教授代课，并已得段的同意，不料理学院和生物系坚决反对。还另有一些举动，使我心中大为不快。罗士韦亦有同感，他自觉年事已增，和我商量，不如到昆明清华农业研究所汤佩松教授处工作，也许能多做些研究，说不定将来还可出国深造。我给以同意，并写信给汤佩松介绍他，汤来信表示欢迎，罗士韦就到昆明去了。这个举动惊动了罗家伦校长，他问我为什么让罗士韦走?我的回答极简单，说我自身也将被排挤出去，留他何用？
　　1.心理学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动物学系主任。
　　2.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朱洗教授又在上海出版了以后的一期，他将印好的该期《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拿出50册，委托巴金先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从上海经香港带至桂林，交由在桂林工作的浙大校友黄焕设法运至遵义，交给罗宗洛先生。嗣后罗先生在贵州继续集稿，每期稿件齐集后，寄到福建，由费鸿年教授排印，出版后再寄到贵州，由罗先生亲自发行出去。

(四）浙江大学

　　叶落知秋，我知道在中央大学干不下去了，与其被人赶走，不如自动离去。到哪里去呢？那时崔、汤玉玮、陈方仲、姚瑗、祝宗岭都从我学习，都在进行研究。我不但要一个吃饭的地方，而且要找到一个能进行研究工作的地方。左思右想，就想到浙江大学。
　　浙大理学院数学系陈建功、苏步青是我的老同学，生物系主任贝时璋也是素识，他们在浙大任职多年，都能坚持不断地进行研究工作。如能到浙大教书，不管有何困难，在精神上一定是愉快的。1940年春，浙江大学迁至贵州遵义。我写信给陈建功，告以我的境遇，问他我有无到浙大教书的可能性。他回信说贝时璋在浙大生物系颇有威信，我去浙大生物系保证没有问题。我猜想他写回信之前，一定和贝时璋交换过意见的。看来我进浙大，大概不成问题。但最好由我亲去遵义，把一切定下来。于是1940年3、4月间，我到遵义，宿陈建功处，和陈、苏、贝三人畅谈了数日。贝时璋对我表示热烈欢迎，答应设法安插我准备带去的学生四人。他说在这种环境下进行研究工作，自然有困难，他愿和我一起努力来克服。一切经过非常顺利，我喜出望外，一口应允。在1940年8月到达遵义，即转赴湄潭任教和进行研究工作。其时工作虽紧张，但心情愉快，研究成果也较多。湄潭风景秀丽，山青水秀，生活比较安定，但仪器设备比中央大学更差。可贵的是，我在湄潭浙大四年，从事教学和科研，培养人才，却是我一生发展事业的黄金时期。研究课题集中于微量元素领域。当时实验室中，一共有十多位年青人，而且该系又设立了生物学研究所。当然它如数学、物理、化学等系，也均设有研究所，人才辈出，以致在国际上获得较高的美誉。
　　可是该生物系也有过风波。系主任贝时璋教授突然碰到不小的磨难，后来经陈建功、苏步青和我三人联名向竺可桢校长提抗议，还有其他院系的教授反响剧烈，竺校长乃亲自出马处理贝教授之事，平息了风波，贝时璋安然无恙。事后使我感到，陈、苏、贝三人在浙大任教已久，威信已孚，根深蒂固。可是我来浙大是新人，根基不固。从此我有点不能安心工作了，暗地寻求退步之处。适其时农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聘请两位美国专家当顾问，以便改进业务。他两人建议，中农所应设立三个基础研究部门。认为一个农业试验机关，必须以遗传、植物生理和化学三者为基础，才能发展业务,因此建议中农所设立这三个部门的研究机构。以此之故，该所托人间接地试探我和谈家桢教授的意向，但以后没有下文。1943年冬，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决议将原有的动植物研究所，分为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并选举我为植物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以评议会主席名义，来信征求我的同意。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遂接受其聘请，于1944年4月到重庆就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一职。从此结束了大学教学的生涯。

来源：植物生理学通讯
PLANT PHYSIOLOGY COMMUNICATIONS
1999年 第35卷 第1期 Vo1.35 No.1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