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三十年前，就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几天，我国新闻界前辈恽逸群同志，因罹患疾病，不幸逝世。恽逸群虽然没有亲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变，但就在动乱的特殊岁月里，在身处逆境的时刻，他第一个写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战斗檄文，最早奋起揭批林彪、“四人帮”，首先开展与学术权威的争鸣批判，又率先提出征收累进制所得税等建议，纠正《辞海》谬误……他还最早进行了新闻改革的试验，为报纸广告事业松绑……恽逸群，无愧是改革开放前中国思想解放的先行者。

　　不畏权势，第一个奋起反对个人崇拜

　　恽逸群同志生前有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这是文革时期中国第一篇反对个人崇拜的战斗檄文。

　　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地写道：“凡是把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论他的称号是皇帝、国王、元首、总统、主席、总理、首相、总书记或第一书记）神化的（不论他是‘天纵圣明’，是‘救世主——大救星’或是‘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天才’），必定有奸人弄权，篡夺权力。”恽逸群指出：“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例外的普遍规律。只有极端糊涂的人，才会相信自己是天生的圣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不会犯错误，不会受人蒙蔽、愚弄，因此长期受奸人的愚弄，至死不悟。”恽逸群对林彪和“四人帮”一手制造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给国家造成的巨大祸害，十分忧虑和担心。

　　要知道，恽逸群是在身处逆境中的1973年8月写这篇文章的。当时，虽然林彪已经垮台，但是林彪余毒和“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十分猖獗，人民群众对领袖毛泽东视若神明，绝对崇拜，盲目迷信，整个社会政治疯狂、经济凋敝、民生艰危；舆论界对此亦噤若寒蝉，不敢逾越雷池半步。此时，被发配于苏北海隅阜宁县中学的恽逸群，在一所阴暗潮湿的楼梯间内，借着微弱的烛光，支撑着羸弱的病躯，冒着极端生命危险，写下了这一掷地有声、被后人赞誉为“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和极大的历史意义与文献价值”的作品。

　　显然，凭着当时整个国家的局势和恽逸群所身处的环境，这篇文章写好后是无法发表的。它最先刊登在1980年初的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上。其时，恽逸群同志去世才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召开不久，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潮流还刚刚兴起。其后，上海解放日报《报刊文摘》、上海《社会科学》、北京《读书》等报刊相继刊载，激起了海内外读者的强烈反响。1986年，由胡乔木题签、江苏省社科院编选、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恽逸群文集》，把这篇文章和另几篇恽逸群在文革中写的政论、史论文章，一同收进了作者的文集中。

　　其实，鲜为人知的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左”的思潮尚为严重，人们把国家的希望仍寄托在“英明领袖”身上，并处处加以歌颂、崇拜，新的个人崇拜和迷信一时兴起。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党内根深蒂固，它源于党内民主制度的长期缺失，独断专行、家长制和个人一言堂作风的盛行。恽逸群既十分痛恨、对此也十分清醒和忧虑。于是他在常州二姊（笔者祖母）家养病避难时，再次抄录誊写了他的这一原著，并把它寄给一些曾与他共事、心气相通的老领导、老同事，希望引起重视。恽逸群反对把党的领袖神化、大搞个人崇拜和迷信，是经过长期深思熟虑的，是他敢于不畏权势、坚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生动见证。

　　忧心如捣，最早揭批林彪、“四人帮”

　　恽逸群说：“文化大革命中怪论层出，忧心如捣，强自抑制，自念既被剥夺发言权，也就没有发言的责任，以中国之大，何待于‘罪人’之喋喋不休。缄默数年，终不能忍。1972年6月上书周总理，谓‘天下可忧非一事’，终不甘、也不忍袖手旁观……”

　　早在文革爆发初，恽逸群就对林彪、“四人帮”集团散布的一系列极左怪论、谬论深表怀疑，并起而质疑。1966年，他在云南昆明探视妻儿时，即对其子女郑重地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据恽逸群儿子恽君惕回忆，“父亲对于自己的前途并未耿耿于怀，使他深为忧虑的却是党和国家出现的令人不安的征兆。”（恽君惕：《坚持真理，坚贞不屈》，载1988年解放日报社、上海记协纪念恽逸群同志逝世十周年文集《杰出的新闻战士》）

　　后来恽逸群在1973年10月给某领导人写的信中说：“1966年底读《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深感不安，1967年春写信给陈伯达，提出究竟是理论掌握人，还是人掌握理论？如为前者，则理论是灵魂，行动应受支配；如为后者，则理论是工具（武器）……武器可以杀敌人，也可以杀朋友，杀自己弟兄，也可以自杀的。希望他加以澄清。”陈曾任毛泽东的秘书，解放战争中与恽有过交往。恽逸群把批判的锋芒直指身处“副统帅”显赫地位的林彪，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陈伯达又怎敢传达？没有追究他攻击“领袖”之罪，就算对他“宽容”了。文革中，为了打倒大批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张春桥大造“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舆论。恽逸群曾身受过张春桥的陷害，对张的底细和为人一清二楚。面对“四人帮”的喋喋不休，恽逸群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他又写信给张春桥，对张的谬论予以驳斥，要求他纠正。正陶醉于“夺权”黄粱梦的张春桥，哪能听得进昔日上级的“规劝”？这封信，据说还是在打倒“四人帮”后，公安人员从张的家中抄出来的。

　　林彪垮台后，江青一伙打着“尊儒反法”的旗号，借 “批林批孔”，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影射周恩来是 “周公”，“批林批孔批周公”，并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 “评法反儒”的文章，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美化法家，丑化儒家。恽逸群闻到了其中的火药味，对阜宁中学的老师们说：“这些文章实际是批周总理的。”（王德林：《散忆恽逸群》，《常州教育学院院刊》1987.4）。当时《红旗》杂志以显著地位刊登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写的《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恽逸群阅读后，对教师们说：“杨荣国并非对历史无知之辈，他是趋炎附势，想捧江青当女皇。”（同上）。于是，他依据丰富的历史知识，写下了《也谈儒家和法家——兼及封建社会的开始》的著名史论，首先起来与学术权威开展争鸣、批判。恽逸群引经据典，客观地分析孔子（儒家）学说的精粹及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一针见血地批驳杨的立论方法是“随心所欲地胡说一通”，杨文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标本”。随后，恽逸群又提笔写了《读报偶感》的史论，进一步分析儒法两家的渊源和短长，指出：儒法两家区别的关键就是人治和法治，儒家是七分牧师，三分刽子手；法家是七分刽子手，三分牧师，揭穿“四人帮”“儒法斗争一直延续至今”谬论的核心，是篡党夺权。恽逸群这一篇篇切中时弊的文章，逻辑严明，有理有据，不仅透射出他的睿智和卓识，而且有鲜明的政治意义。

　　率先提出征收累进制所得税，建议实行干部退休制度

　　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使恽逸群养成了敢于并善于进行独立思考的习惯。

　　文化大革命中，恽逸群看到苏北阜宁的大批干部群众形成两派，自相斗争残杀，工厂停工，农田荒芜，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每况愈下，不禁忧心如焚。他根据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写了一份《关于加速工业化等的建议》，寄给了周恩来总理，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地方基层的真实情况。恽逸群说，阜宁县已有一年半没有供应奶粉，香皂已脱销了九个月；煤的供应量减少了七分之六，因此学校对师生供应开水从每星期二十次减为五次；阜宁农村农民每年分得的口粮只够吃半年……而一般下放干部的收入却是农民收入的九倍，党员干部生活尤其特殊化……阜宁县人口在文革中猛增了六成，主要原因是农村口粮按人头算，人口多口粮也多，实际是在奖励生育……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开源节流筹集更多的资金，以加速发展工业。他忧心仲仲地警告：“当今急务，要迅速扭转这一局势，否则矛盾愈趋愈大，被动日甚一日，以至不堪设想！”为此，他建议采取相关措施，主要有：

　　征收累进率较大的所得税，不仅增加国家收入，且使干部与劳动者的差距缩小……

　　共产党员的月收入……除交纳所得税外，还应交纳累进率更大的党费……

　　党的会议和活动，尽量在工作时间以外举行，如需占用工作时间，事后应照补……

　　凡年满退休年龄的干部，一律退休……

　　工资应随职务改变而升降，否则只能说是“按资（历）分配”，不是“按劳分配”……

　　恽逸群经过缜密计算，画了两张详细的图表，说明按照他建议的所得税和党费累进征收标准，各种不同收入的人缴纳和逐级累进是多少。他建议把起征点（按当时的标准）定为月收入四十至五十元，以后逐级累进，如月收入为三百元的党员高级干部，缴纳所得税和党费后，只余一百二十元……他说，按照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和党费，每年国家可增加收入十五亿元，如用于发展工业，全国经济状况就可以逐步改观了。

　　值得指出的是，恽逸群的这些建议，直到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后才开始逐一实行：征收累进制个人所得税，打破党员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实行退休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实行计划生育，发展工农业生产、振兴国民经济等，早已成为既定国策，国家日益强大，人民生活已经迈进小康。恽逸群的这些建议，均比改革开放后实行的这些政策和制度要早许多年，表现出了一位老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

　　校勘《辞海》，还历史本来面目

　　1976年，中央决定由上海负责编辑出版《辞海》（修订本），先出分册，征求意见。1978年初春，恽逸群到了上海。其时，他的老部下、原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正负责上海市出版局的工作，顺便将历史分册“古代史部分”交恽逸群，请他多提意见。回常后，恽逸群就埋头书案，为校勘《辞海》而紧张地工作。但是，《辞海》修订本因受“四人帮”和批林批孔的影响，很多条目释义体现出绝对化、片面性的极左思想，甚至违反历史事实，任意歪曲篡改。为了纠正《辞海》的严重错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恽逸群花了足足两个月时间，对《辞海》古代史分册中近三百条辞目，其中涉及到的古部落、古国、朝代、阶级、阶层、一般制度、官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写出修改意见约三万字，逐一进行了修改。恽逸群说，“传统解释中有一部分是只讲些表面现象，不顾本质的，有的是故意掩盖本质的。”如对《历史人物》部分的“孔丘”条目，他提出把原有释义“坚持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妄图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度”和“鼓吹反动教育思想”的文字删去。关于“少正卯”条目，“四人帮”称是“法家先驱”，其“坚持革新”、具有“革命思想”。恽逸群指出：这种说法岂非儿戏？这是“改古以为今用”的典型。如果是编戏写剧本是可以随意塑造形象的，但不能适用于历史，因为历史上有没有少正卯其人，一直是个疑问。再如“秦始皇”条目，过去在“四人帮”只提秦始皇统一的功劳，恽逸群则补充道：秦始皇为维持其统治，对人民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还每年征用民工七十万人，为其修造坟墓达三十年，弄得人民怨声载道，揭竿起义，二世而亡……王维收到恽逸群的修改稿后，十分高兴，当即将其转交上海辞书出版社审定。

　　是年底，刚获解放不久，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夏征农又被紧急调任《辞海》编辑部当主编，着手出版1979年版新的《辞海》。上任伊始，夏征农就果断拍板定调，强调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说：“《辞海》采取什么方针，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实际效果。”“要我们负责，我们就要敢于负责；如果要我定，我也敢定。”正是在夏征农的主持下，上海辞书出版社在出版审定新版《辞海》时，绝大部分采用了恽逸群提出的修正意见，纠正了《辞海》的严重错误，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值得一提的是，恽逸群这一关于《辞海》修正稿约三万字的修改意见的亲笔原件，至今仍珍藏在上海辞书出版社。

　　初试新闻改革，为广告松绑正名

　　在那思想专制的年代，恽逸群以一个“待罪之身”罔顾左右，议论、讽谏“朝政”和学界，在今天看来，一般人很难理解也难以做到。然而，恽逸群不但说到，而且还身体力行。这是为什么？恽逸群自己作了很好的诠释，他说：“四十余年来，我从未对党隐瞒过自己的思想（更不必说任何政治性质的任何事实），苟有所见，辄随时提出，未尝计及个人之利害得失。”他还说：“……平生既耻为乡愿，不惯于趣合潮流，荣辱祸福，久置度外，心所谓危，不敢不言，苟于党于民有毫发之益，则摩顶放踵，亦所不吝。”的确，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恽逸群一生遵循的做人做事原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笔者谨举解放前后两则小故事，即可窥见恽逸群思想之一斑。

　　早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恽逸群担任华中新华日报总编辑兼社长时，发现当时的党报，只有军事、政治两种报道，完全没有经济新闻，而大部分军事报道也只是解放军的公报格式，呆板枯燥，引不起读者的兴趣。于是，他在报社内顶着各方面的阻力，初试新闻改革。他要求军事记者深入一线，与战士交朋友，了解战士的思想、生活和战斗经历，写出有血有肉的通讯报道。同时指定记者专门采写经济新闻，报道解放区生产销售和人民生活的情况。经过这番改革，报纸生动活跃起来了，老百姓也爱看了，新华日报销量开始大增，许多当初有抵触思想的同志也终于理解了。此事还受到了陈毅等解放区领导同志的表扬。

　　当时，恽逸群还兼任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校长，并亲自授课。他的讲课大纲《新闻学讲话》，后来成为风行解放区的新闻教科书。在这本书中，恽逸群批评了对广告的一些极左、片面观点，首次提出广告是报纸联系读者的一个渠道，能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但对广告必须进行监督检查，以消除虚假欺骗行为。新闻媒体刊登广告，在今天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在当时，却是很难想象的。当时解放区报纸左的新闻观点与积习难改，认为刊登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经营作风，无产阶级的报纸是万万不可以这样做的。于是，在解放区内，一些报纸除刊登少数新书出版广告外，其他广告是一概不登的。恽逸群冲破束缚，为广告松绑正名，在解放后的华东地区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内还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上海解放后，恽逸群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当时，该报广告科在每天的版样上划出一块版面，要求留下刊登广告。负责该报版样的副总编辑魏克明见到广告科送来的版样后，十分生气，说道：“我们是党报，怎么可以登广告，这是资产阶级作风！”就在版样上用红笔打了个×，退还给了广告科。广告科无奈，报告社长恽逸群，恽当即找魏，耐心沟通开导。经过几次谈话沟通，大家想通了，广告终于在该报刊用了。在解放日报的示范带动下，华东地区所有党报也都跟着登广告了。尽管如此，恽逸群也告诫报社干部和广告科，广告不能放任自流，要严格监督检查，要对读者负责。为此，他还讲了一个故事：解放前上海一家工厂在美国纽约时报登广告，要招聘一位工程师，纽约时报怀疑此广告有诈骗嫌疑，就特函请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到这家工厂调查。总领事馆了解后，证明确有其事，这才把广告登出来。于是，恽逸群对大家说：“资本主义国家如此重视广告的真实性，我们要更加重视，马虎不得。”

　　综观恽逸群的一生，他身上既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子忧国忧民的优秀传统，更凸现出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爱国爱民、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同样不能忘记为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事业奠定基础、捐躯奋斗的先行者们。杰出的新闻战士恽逸群，就是其中之一。              作者供图

　　链接：恽逸群生平

　　恽逸群（1905-1978），原名钥勋，字长安，武进马杭上店人；现代著名政论家、社会活动家、著名新闻教育家、近代史学家、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恽逸群1921年进上海大同大学读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武进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书记，中共宜兴、浙江萧山县委书记和中共浙北特委秘书长等职，为早期中共武进县委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为培植革命力量，宣传马克思主义，恽逸群变卖了祖产和田地，在家乡创办了逸仙中学。1932年，他投身新闻界，先后在上海《立报》、香港《生活日报》、上海《导报》、《译报》任编辑、主笔、总编辑等，并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与范长江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立日被国务院定为“中国记者节”），积极推动文化界新闻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他撰写的评论和社论，因其科学预见、文笔犀利而广受国内外重视，两次被舆论界誉为“彗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奉命打入日伪敌特机关“岩井公馆”，为党搜集提供了大量情报。抗战胜利后，恽逸群在苏北、山东解放区历任《新华日报》、《大众日报》、《新民主报》、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和总编辑，并兼任华东局政治秘书，代理宣传部长。解放后，他参与创办上海《解放日报》并任总编辑、社长和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等职。

　　从1951年起，恽逸群迭遭错误打击，1955年，受“潘汉年案”牵连入狱，受尽摧残。1965年获假释出狱，下放苏北阜宁中学图书馆任管理员。1978年12月10日在南京逝世。1980年始获平反昭雪，1982年恢复党籍和名誉。

　　恽逸群学识渊博，生前著有《新闻学讲话》、《外蒙问题考察》、《抗战国际知识》、《吴佩孚评传》、《中国内幕异闻录》、《蒋党真相》等。后人编有《恽逸群文集》、著有《恽逸群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