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李国锋（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馆长、法史学教授）采访整理记者马国福

　　包拯（999年至1062年），宋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字希仁。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后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户部副使等职。嘉裕六年（1061），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则把他当做清官的化身。

　　他是北宋著名的司法、监察官员,是中国历史上历经千年而不衰的一代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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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官清正影响深远

　　在包公戏里，包公既是一位清正廉明、铁面无私、心智过人、执法如山的清官，又是一个上通天神、下通鬼魂、具有灵异功能、半神半凡的超人。在他的身上，凝聚了专制社会下老百姓对于清官的期盼，和对社会公正的向往。文学化的包拯与真实的历史人物有多大差别？包拯的法治思想是什么？带着诸多问题，记者来到河南省财经政法大学，采访了该校图书馆馆长、法史学教授李国锋，他向记者再现了一个真实的包拯。

　　“包拯最初考中进士，被授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的知县。”李国锋说，“因为父母亲年纪都大了，包拯辞官不去赴任。后又得到监和州税的官职，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包拯就辞去官职，回家赡养老人。几年之后，他的父母亲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还是徘徊犹豫、不忍离去，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

　　过了很长时间，包拯才去接受调遣，担任天长县的知县。移任端州知州，升为殿中丞。端州这地方出产砚台，他的前任知州假借上贡的名义，随意多征几十倍的砚台来送给权贵们。包拯命令工匠只按照上贡朝廷的数目制造。一年过去，他没有拿一块砚台回家。后来，包拯被授为监察御史里行，改任监察御史。请求朝廷重视门下省封驳制度以及废罢和禁铜贪赃枉法的官吏，选拔地方长官，实行对补荫弟子进行考试的制度。当时各路转运使都兼任按察使，往往摘取无关紧要的小节来上奏弹劾官吏，专门以苛刻的考察来相互标榜、自诩高明，使得地方官吏十分不安，包拯于是请求朝廷废罢了按察使之职。

　　他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出任京东转运使，改授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移任陕西，又移任河北，进京担任三司户

　　部副使。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多次议论和斥责受宠信的权臣，请求朝廷废止所有内授官职等不正当的恩宠。又罗列上陈唐代魏征的三篇奏疏，希望皇帝把它们当做座右铭和借鉴。又上章陈述天子应当明智地听取和采纳臣下的意见，辨清结党营私的人，爱惜有才能的人，不能坚持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见等。请求去除刻薄的风气，抑制投机取巧的人，端正刑典，明确禁令，不要轻易大兴土木，禁止妖妄荒诞的事情，朝廷大多实施推行了这些意见。后来，包拯几经宦海沉浮，被朝廷召任权知开封府，升为右司郎中。包拯在朝廷为人刚毅，贵成宦官为之收敛，听说过包拯的人都很怕他。人们把包拯笑比黄河水清了，儿童妇女也知道他的大名，喊他为“包待制”。京城称他说：“关节不到，有阎王爷包老。”

　　包拯性格严厉正直，对官吏苛刻之风十分厌恶，致力于敦厚宽容之政，虽然疾恶如仇，但没有不以忠厚宽恕之道推行政务的，不随意附和别人，不装模作样地取悦别人，平时没有私人的书信往来，亲旧故友的消息都断绝了。虽然官位很高，但吃饭穿衣和日常用品都跟做平民时一样。他曾说：“后世子孙做官，有犯贪污之罪的，不得踏进家门，死后不得葬入大墓。不遵从我的志向，就不是我的子孙。”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包拯的影响是深远的。合肥的包公祠的楹联赞扬他“为官存正气,从政树廉风”，“正气耿光昭日月,廉洁清枥妇孺知”。包孝肃公墓园的楹联是“庐州有幸埋廉相,包水无言吊直臣”，可见民间对其的爱戴和敬仰。特别是以他为代表的名臣忠相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清官文化，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甚至成为中国人法律意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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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为上国之柱石

　　“现在我们多通过影视作品了解包拯，而影视作品又多以包拯断案为题材，从中可以看出包拯逻辑缜密屡破奇案，为民请命，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李国锋说，“虽然影视作品所述不完全可信，或过分夸大包拯将其神话，但这也是后人对包拯为官之时所作所为的一种肯定。今从包拯的奏章中也会发现包拯确实重视法治，并身体力行，严格做到依法办事。”接着，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包拯的法治思想进行了概述。

　　其一，谨慎断案，务求公正。包拯知道冤情一出，必会生乱，所以断案时特别小心谨慎。《宋史·包拯传》中有载，包拯在知天长县时审理割牛舌案，说的是一个农民家的牛舌头被割而告官，然包拯却让此民回去将牛杀之并烹之，后又来一民状告此人杀牛。原来封建社会以农作为主，杀牛是犯法的，但包拯面对此人却问之：“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原来此人与牛主有隙，一直想害牛主，本以为此次可告倒牛主，不料却落个自投罗网。从此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包拯断案，思维缜密，能做到快速神奇破案。且其断案公正严明，不拘小节，故后人多向他学习。

　　其二，依法办事，不畏权贵，不徇私情。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很多达官显宦借助家世或经济实力胡作非为，乱纲乱纪，破坏法度，平常小官为保乌纱帽，往往不敢或包庇犯案之人。然包拯则不同，其断案不畏权贵，不徇私情。像一些戏剧《铡赵王》、《狸猫换太子》、《断后》、《打龙袍》、《铡包勉》等都是包拯公正执法的例子。虽说这些戏剧的基本内容是虚构和杜撰的。但从包拯的奏章中可以看出，全集180余篇文章中，有近一半是抨击官员贪赃枉法之论；有55篇为直言举报贪官污吏之文。其中，被指名道姓受检举弹劾的枉法贪赃官吏者有64人之多。正因为包拯断案做到公

　　正、公平、不畏权贵才使其有包青天的称誉，也成为后世执法官员的楷模。

　　其三，包拯强调法令的颁行一定要严格谨慎，一旦颁行就不得随意更改。封建社会君主专制，君主一句话就可能成为法令或更改已有法令，这样在执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种种困难。包拯说，“乞今后朝廷凡处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慎重，或臣僚上言利害，并请先下两制集议。如可为经久之制，方许颁行，于后或小有异同，非蠹政害民者，不可数有更易。如此，则法存画一，国有常格”。只有这样，执法官员才能放心办事，不会因为诏令朝令夕改而无所适从。除此以外，还应注意法令一旦颁布就应严格遵守，尤其是君主不能依个人爱好而无视法度，“发号施令，在乎必行；赏德罚罪，在乎不滥”。强调依法行事，且要“赏德罚罪，无间于疏昵。”唯有如此，法令才能为民众所信任，人们才会守法，官员才能全心依法办事。

　　包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认为法治的实行应该是“德主刑辅”。虽然在奏章中并未明确提出此等要求，但可从中领略到这点。“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务德泽，罕用刑法”、“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包拯明白自古以来刑罚太酷，虽能减少数量，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众犯法问题。要想治本，还得用德行来感化众人，让他们自觉自律，这样才能使社会秩序永久稳定。封建社会若只讲人治，则只会导致更多君主的独断专行，国家秩序混乱。唯有法治，才能让众人觉得公平，但法度的制定也得向包拯所说那样在执法、制法过程中注意各种细节，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法治为上，国之柱也，依法行事，柱将更固，国家也会长久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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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拯经常深入民间，体察百姓疾苦,为民请命，提出“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的谏议，并极力主张节省国家费用，要求减冗吏，减冗兵，减修建，省奢侈。除了“大缓吾民”以外，他还看到了法律的作用：“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因此，要“以法律提衡天下”。包拯认为法令必须是稳定性与适时变动性统一。法令一经制定，不能朝令夕改，失信于民。“诏令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可无慎乎”。同时，他还主张因时因事而立法，因为“发号施令，在乎必行”。所以，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改法律，该废除的要立即废除。

　　包拯的“以法律提衡天下”的主张在其执法和司法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他追求执法、司法公平、公正的目标，主张“赏德罚罪，在乎不滥”，“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要求“邪佞者虽进必黜，忠直者虽远必收”。在注重法律作用的同时，包拯也重视教化，主张恤刑慎杀，德主刑辅。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诈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为儿戏。

　　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一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具有首创性和积极意义。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不怕权势，敢于坚持原则，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在那个时代，用一根既得利益特权的绳索，早已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

　　“包公虽死，精神不灭。”李国锋说，“包公逝世已快1000年了，虽其著述不多，仅留后人奏议一本，家训一则，诗一首，但他已成为主持公理和正义的化身，我们要积极学习他刚正不阿、执法严明、为民做主等优良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