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钟健-个人品德
发布时间：2011-01-13 16: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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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墓匠
杨钟健逝世后不久，许德珩手书了一首悼念他的词，这首“浪淘沙”的上阕写道：“五四风雷年，六十年前，共驱国贼救时艰；同学少年君与我，战友情牵”。
杨钟健作为国内一门学科的带头人，早在学生时代在发起及参与一些团体组织中，即培养了良好的组织能力与团结作风。他对于他的师友、同事是很有感情的，他的老师李四光、葛利普、舒罗塞，同事如德日进、步达生、赵亚曾、计荣森等人去世后，他均在报刊上发表真挚的悼念文章。新生代研究室有一位修理化石的技工陈德清先生，于解放初去世，杨钟健不仅发表了悼念文章，并且亲到他的墓前凭吊。周口店有位采掘工人，名叫唐亮，善于识别化石，抗战中穷无所归，竟然饿死在北平街头，杨钟健对此也形诸文字，“很久还在悼惜和怀念他。”还有一位王存义同志，从30年代始便跟随杨钟健一起工作，抗战时又同去后方，前后共事近50年，参与了周口店、山旺、禄丰、莱阳等重要化石发掘和修复工作，卓有成绩。他原有文化程度不高，可在杨钟健的提携下，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现在安度晚年。
杨钟健性情率直，对于工作人员的素质、效率要求较高。在他去世后，不少人怀念他扶掖后学的作风，再欲受到他的“指责”已不可得。
杨钟健的工作具有鲜明的节奏性和概括性。每年除夕，他要把当年发表过的著作目录写成清单，摆在案上，引杯自贺，这是他个人的工作小结。他对于古脊椎动物学及新生代地质的进展，经常作出阶段性的总结，将研究情况及时向同行通报并作科普宣传，例如他发表的《新生代研究之回顾》（1931年）、《〈自然〉的二周年》（1934年）、《脊椎动物化石研究之新趋向》（1937年）、《抗战三年来新生代地质及脊椎动物化石之进展》（1941年）、《三十年来之中国古生物学》（1947年）、《新生代研究室二十年》（1948年）、《古脊椎动物研究的基础、现况与发展》（1953年）、《十年来的中国古生物学总论》（1959年）、《新生代研究的展望》（1964年）等等均为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论述，对于有关学科的发展显然具有指导作用。
杨钟健不仅及时总结国内学术的发展状况，并且密切注意国外的学术动态，他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其目的正如他自己写的那样：“和中国的同类工作有特别重大的关系。”例如，1946年发表的《美国地质机关谈》，详细列举说明了美国地质机构的组织形式及功能等。又如《记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1948年）与《烽火中谈学人》（1947年）二文，把美国以至英国自20世纪初的地质古生物学者直至“现在主力”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突出描写每人的专长与贡献。这对国际学术交流与借鉴显然大有裨益。
杨钟健每次外出作重大考察后，必有一册游记出版，如留学时的《去国的悲哀》、30年代初在蒙古、新疆调查时的《西北的剖面》、抗战时的《抗战中看河山》、在美考察时的《新眼界》和《国外印象记》以及50年代的《访苏两月记》等。在这些书中，不仅翔实记载了地质古生物方面的事例、当地的风土人情，而且常有一定篇幅涉及国计民生问题，反映了他与祖国、人民息息相关的情感。
杨钟健一生研究了大量化石，记述了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及哺乳类共209个新属新种，对中国生物地层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脚踏实地，不尚空言，既不好高鹜远，尤恶故弄玄虚，而只是与实际调查及客观事实打交道。他确是一位正直、务实的科学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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