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后的一个初夏，站在莫言家老宅后高高的胶河大堤上，再来看那所莫言曾就读过的小学，原先的校舍早已荡然无存，空旷的黄沙地上是一人高的玉米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童年的经历和记忆一定会影响他后来的心理和精神历程。童年的历练、童年的饥饿和苦难是莫言成为作家的摇篮。

1955年2月17日，农历的羊年正月25日上午，莫言出生在河南岸这座古老的土屋子里，莫言是母亲生的最后一个孩子，在他上边有大哥、姐姐、二哥。中午，已经上小学五年级的大哥放学回家，看到不常来的大奶奶从母亲的房间里走出来，笑着说：“快去看看吧，你娘又给你生了个拉小车的！”大哥理解大奶奶的意思，是说母亲又给自己生了个小弟弟！心里虽然高兴，但对大奶奶的说法很反感，什么“拉小车的”？难道你要我们兄弟一辈子当农民吗？这小车我不想推，也不用弟弟拉！大哥跑进娘的屋，看到娘身边躺着一个婴孩，满脸皱纹，闭着眼，就说：“怎么这么难看？”娘说：“刚生下的小孩都这样。”

说也凑巧，那年高密发生的两件事情，都和以后莫言的成长联系了起来。

那年的8月份，高密县建立了电影放映队，开始了在全县巡回放映。这件事情在当时的高密异常轰动，让人们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东西。32年后因为莫言的小说《红高粱》，中国电影在世界上第一次获得了大奖。

此年实行了义务兵役制，适龄青年可以报名应征。21年后莫言在河崖棉花加工厂报名参军，部队的学习生活成就了作家莫言。

一年后，高密成立了茂腔剧团，因为茂腔，之后莫言写就了奇异的小说《檀香刑》……                 

明晃晃胶河水流淌，荡悠悠日月星穿梭。

1958年，莫言3岁那年，“大跃进”开始了，家没有了，铁锅和带铁的东西全都充了公，五间屋打通了，里边住满了大炼钢铁的陌生人，一家人被分得七零八落，连上小学的姐姐和二哥也都背上了书包去背矿石了，只有他和堂姐跟着奶奶住到大栏村姓陈的房子里，吃饭从食堂里打着吃，那饭实在是难以下咽，至今难以忘却。

1959年莫言4岁，大栏和平安庄连在一起吃大食堂，吃饭的时候要到公共食堂去打饭，打开水，提着瓦罐打稀饭。莫言跟着村里的人提着个热水瓶去打开水，走着走着摔了一跤，热水瓶打碎了。当时的农村，热水瓶是个非常珍贵的物品。莫言吓得跑掉了，钻到一个草垛里，一个下午没出来。母亲到了晚上才在星光下找到莫言。看到母亲不像是要打他的样子，莫言又感动又委屈。

1960年秋，正是人们吃不饱的年月，6岁的莫言入大栏小学，校址就设在平安庄大户单家的老房子上。单家是地主，开烧酒锅酿过高粱酒，显赫一时。单家房舍俨然，是当时农村极为少见的大瓦房，宽敞明亮，解放后被政府改为一处完全小学，周围八九个村的孩子都来上学。学校的位置在大栏胶河古石桥以东200米、河的南岸，平安庄东西大街以北。学校北边是9间房屋，后墙河堤边上还有一户人家和一块菜园，西边有厢房7间，最南边靠着大街还有教师宿舍和3间教室。莫言的班级就紧靠大街。学校西南侧是操场，是学生和社员活动的场所。中间东侧两排房子早已分给了社员。学校虽有围墙，但低矮破败。学校校长是平度人王金榜，老师有尚怡、孟贤惠、于锡惠、张作圣、王兆聪、朱宗文、王润之、张焕文，伙房师傅1人。别看学校是所乡村小学，但教师来自五湖四海，师资搭配合理，藏龙卧虎。

学校就在莫言家东边，中间只隔一条南北胡同，孩子的读书、打闹声时常透过墙内外槐树枝杈的屏障传到莫言家中。

母亲用几块蓝布给莫言缝制了一个书包，书包里放着几本卷了皮的书，一块石板，几枝半截的石笔。大哥读完的高年级的书，也装在自己的书包里，书包鼓鼓的。莫言每天带着几分炫耀斜背着书包穿梭在学校与住家之间，很是高兴。因为离校很近，所以经常早早地到校。开始上学穿着开裆裤，两个裤腿高低错落、参差不齐，两通黄鼻涕拖到嘴上，每隔半分钟就吸溜一次，吸不动了就抡起袖子一扫而光，冬天的衣袖似战士的铠甲，闪闪发光。莫言虽然小，但也多愁善感，别人惹他，就喜欢哭，下了课就想往家跑，不是喝水就是搬干粮。莫言在班里年龄最小，在力量的对比中，处于劣势，最大的同学已经长了漆黑的小胡子。

在那挨饿的年代，可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村里天天有人饿死，姐姐已经退学，专门剜野菜供全家人吃。一个下午，放了学的莫言，跑回家里，扔下油灰的书包，看到“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他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莫言语）

莫言抄起紫穗槐条子编成的筐子，一溜歪斜地窜上了屋后的胶河大堤，他要去挖一种叫“齐齐毛”的野菜，这种野菜叶子边上有毛，味苦，但人们没有东西好吃，只好吃它。河堤在夕阳的紫红色的亮光中向东无限地延伸着，莫言看着它出了村子，一直延伸到胶河农场的自来水塔后面，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遥远的天际。河里是静静流淌着的蓝绿色的水草，一群杂毛的野鸭在靠岸的水边追逐着，不时将嘴插在水里泥里呱呱唧唧地吃着什么。几只野鸭仰着脸朝着莫言叽叽喳喳，还在嘲笑他那天挑水上河堤时，连人带水桶滚下河的情景，野鸭也是记仇，那天滚下河，砸得那只漂亮的母野鸭还是轻了。他涉过河水，往远处的田野走去……

莫言又一次感觉到温热的河水，禁不住回忆起自己的一次惊险的经历：那次，莫言正在圈（厕所）里蹲着大便，吃下的野菜消化不好，总是这样，很吃力，很困难，蚂蚁正在爬上莫言露着脚趾的鞋子，两个蚂蚁好像要打着肩膀，正在叠着罗汉，还没叠成，只听“彭”地一声闷响，莫言像个球似的滚落到积满污水的圈里了，草木灰震荡着合拢了。莫言家的圏在院子的东南角，那年月夏天的雨水特别多，方形的砖砌的大圏里浑浊的粪水上飘着奶奶倒下去的草木灰和蛆虫。农村的茅房都是露天的，家里有老人的就在厕所的角落里钉上根木桩，方便老人起立。好奇贪玩的莫言边大便边扳着木橛子摇晃着，眼睛盯着地上的蚂蚁出神。年久的木桩在圏沿边松动了，腐烂的下半节突然断裂……

正在高密二中读高中的大哥管谟贤，正好放暑假在家，听到圈里“噗通”一声响，跑去一看，弟弟掉圈里了！就跳到圈里捞起莫言，扛起他来，抓了一块肥皂就跑到房后的胶河里。河水滚烫，鱼好像在水里热昏了头，乱撞，很多人在追鱼，许多鱼肚皮朝天了。大哥把莫言全身洗了一遍又一遍，肥皂的气味很好闻，莫言到现在还经常回忆起那天肥皂的气味。晚上莫言老实了，坐在土炕上一言不发。一家人围着莫言，莫言蜷缩着，心里涌动着从来没有过的温暖和满足。爷爷知道了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莫言呛着了，嗓子眼里好像拉着丝，咳嗽不止，肺里有痰，母亲清早起来用筷子沾了两滴珍贵的香油放到白瓷碗里，倒上半碗水给莫言喝了，真香啊！要是再掉下次还会喝更多香油吧！后来莫言的奶奶表扬了他，说不是莫言把那根腐烂的木桩扳断，她掉下去可就麻烦了。

不久，莫言又上演了惊险的一幕，有一天，莫言从场院里跑回家，气喘吁吁，口渴了，水缸里有水，莫言头朝下用水瓢舀水喝，屁股朝上，脚尖翘起点着地面，用劲过猛，一头栽倒院子里的水缸里，幸亏母亲在院子里晾晒衣服，被母亲抓着屁股提出来了，水淋淋的莫言像个落汤鸡，虽然有惊无险，但屁股上也少不了母亲的巴掌。

莫言对色彩、气味有着先天的敏感，后来成了作家的莫言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嗅味族》，就说是在那个饥饿的年代，他和小宝怎样闻到了香味到井里吃到了嗅味族留下的食物的故事。2001年12月莫言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做了一次题为《小说的气味》的演讲，其中说到：“作家的创作，其实也是一个凭借着对故乡气味的回忆，寻找故乡的过程”。

好闻的肥皂味似乎从远处的河里飘来，莫言联想到了那个好心的老师身上的气味，那个个子高挑的女老师孟贤惠，人长得很清爽，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衣服，散发着一股好闻的肥皂味。那一天好像是学校的课外活动，全校的师生都集中在西南角操场上听王校长讲话，老师站在学生的队伍后面。莫言个小站在最前面，仰脸看校长。校长发光的唾沫从半空中带着绚丽的色彩飘落到脸上，讲话内容莫言一句也没有听明白。肚子似乎有饱涨的感觉，越来越强了，像远处的潮水一样，阻挡不住地漫过来，漫过来，快要决堤了，伴随着异样的疼痛。平静过去后，又是一阵强烈的感觉，憋，还是憋，似乎有热辣的东西出来了，手揪住了屁股，咬紧了牙关，想去茅房又不敢，扭来扭去，脚在地上不由自主地搓动着，嘴里似乎发出了我要去茅房的声音，校长根本就没理，就像没听到一样。实在憋不住了，莫言就奋不顾身地哭喊着向厕所奔去：我拉到裤子里了……师生一开始都愣了，这是哪个班里的学生？怎这样没组织没纪律啊！校长讲着话就随便跑了？后来都笑了，连铁面人校长也笑了。过后，感觉到校长的话语声音小了，传来学生散场跑步的声音。莫言看到好闻的肥皂的气味像一丝丝蜘蛛吐出的银白的线在空气中荡漾着，孟老师担心地找到茅房里的莫言，将一大摞写满拼音字母的纸片塞进莫言的裤裆。莫言又是懊恼，又是感激，又是羞愧，五味杂陈。当了作家的莫言用电脑写作而不必学什么五笔字型，全是那时候打下的拼音基础。孟老师真是个好老师，这么臭的一个学生，搞了这么臭的一个活动，给班里出了笑话丢了丑，孟老师还不嫌弃，不歧视，不讨厌，反而帮助。莫言长大想起此事深表感激，经常说起来回老家一定要找着老师表示感谢。孟老师是高密河崖镇陈家屋子人，沿着莫言家的河堤一直向西南走不几里地就是孟老师的村，和莫言岳父家是一个村。后来莫言向妻子打听孟老师，才知道如果跟着妻子论辈分，应该叫孟老师是姑姑，莫言问姑姑有没有说起自己，莫言的妻子告诉莫言说，姑姑说你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别看人小，但很讲究卫生的。同学李忠领着像做错了大事不敢回家的莫言回了家，莫言少不了又挨了一顿臭骂，母亲说你糟蹋了衣服不要紧，要紧的是给孟老师糟蹋了珍贵的教学的拼音卡片，这个咱庄户人哪能赔得起啊！

说起莫言学习拼音，同学李忠的母亲，当时45岁的女教师于锡惠是莫言的启蒙老师，她个子很矮，外地口音，来自日照。1958-1975年在高密县大栏小学任教；1975年因病退休，1990年病故。她拖着长腔教拼音很动听。就是她给这个圆脸眯眼瘦弱矮小的孩子起名“管谟业”。后来成了作家，把行辈“谟”字拆开做了笔名——莫言。和他一起上学的还有他的一个堂姐管谟华。就是莫言跟她争吃地瓜干的那个姐姐。

就是因为这个堂姐的许可，莫言才留下了唯一的一张童年的照片。

当时叔叔是在河崖棉花加工厂任主管会计。后来莫言因叔叔的关系，进入了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并从厂里报名参军入伍。令莫言至今难忘的是在挨饿的年代，叔叔从供销社弄回来半麻袋豆饼，这半麻袋豆饼藏到哪儿，莫言就找到哪儿，老想偷吃，很长一段时间折磨得他夜不能寐。

因为叔叔有工资收入，所以堂姐手里有零花钱。学校里来了照相的，真是太神奇了。堂姐同意让莫言和她站在一起照相。莫言后来在他写的散文《从照相说起》中写到：“这是我二十岁之前惟一的一次照相，时间大约在1962年春天，读者可以看到，照片上的我上穿破棉袄，下穿单裤，头顶上似乎还戴着一顶帽子。棉袄上的扣子缺了两个，胸前闪闪发光的，是积累了一冬天的鼻涕和油垢，尽管吃不到什么油水。裤腿一长一短，不是裤子的问题，是不能熟练地扎腰所致。照片上的我丑陋无比，这样的照片公开发表无疑是环境污染，所以我希望编辑最好毙了这篇文章，照片也就不必发表。照片上，我旁边那个看起来蛮精神的女孩，是我叔叔的女儿，比我早四个月出生。”

“她已于十几年前离开人世，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病，肚子痛，用小车往医院推，走到半道上，脖子一歪就走了。”想起了这个不幸的堂姐，莫言不会忘记那时一大家子人围着低矮的饭桌边上稀里呼噜喝野菜汤的情景。孩子们夹在大人之间，坐在爷爷做的各式各样的栆木板凳上嗅着难以下咽的野菜汤，瞪着眼出神。莫言紧盯着奶奶黒瓷大碗底下的几页黑色发了霉的卷曲的地瓜干，不断地咽口水。母亲用筷子抽了莫言的肩膀一下，训斥他快喝汤。奶奶只好把两页地瓜干，分给莫言一页，堂姐一页。莫言眼明手快，比较着两页地瓜干的大小，抢了堂姐的，把自己的扔给了堂姐。拿到眼前一看，又觉得还是自己的那页大，就又站起身来从姐姐手上夺了出来。一抢二换，姐姐哭了，婶婶恼了。父亲要打，母亲也骂。一时间孩子哭大人叫。地瓜干吃到嘴里的莫言在大人的训斥中流着泪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地下咽着。

傍晚的河里弥漫了雾气，正冲着袁家胡同的河水突兀地成一个很圆的幽深的水湾，那里一直是村里生出许多神异故事的地方。奶奶说，有一个晚上，湾里升上来一朵荷花，荷花上一桌酒席，好多眉目不清的人在推杯换盏，杯盘叮当。袁家胡同的南头就是生产队里的一盘大碾，母亲拉碾的身影时常在那里出现。石碾旁边的草垛是莫言经常躲藏睡觉的地方。有一段时间，母亲为了挣工分，得一点麸皮，每天为生产队推磨，母亲是小脚，推一天下来，腿都肿了，莫言放学后的一项工作是帮助母亲推石磨。莫言喜欢读书，自己的书看完了，连大哥的中学课本和作文都看完了，就向别人借，但借了人家的书是有时间限制的，无奈只好一边推磨，一边歪着头看书，母亲同情莫言，只好让他把书看完，自己推磨。

莫言的父亲是个十分严肃方正的人，对莫言读闲书是反感的。莫言经常把书藏到草垛里，冒着挨揍的危险钻进去读，有时还替人拉磨换书来读。有时钻进草垛读书忘记了割草喂牛，身上被蚂蚁虫子咬得全是红点。

晚上，全家人点一盏煤油灯，那盏煤油灯挂在堂屋的门框上，灯火如豆，莫言只好踩着门槛就灯火读书，日久天长，门槛踩出了一个凹槽。莫言东翻西找。有一次终于找到了二哥借来藏在猪圈顶棚上的欧阳山的《三家巷》，为此被马蜂蛰肿了眼睛，本来不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忍着疼痛，偷偷地读得如痴如醉，神魂颠倒，读到区桃牺牲了，趴在自家的牛栏上呜呜地大哭了起来，在语文课本空白处写满了“区桃”。被老师发现了，说，唉，你这个孩子，思想怎么这样复杂啊？

暑假结束了，晒得黑黝黝的8岁的莫言光着膀子又坐到了教室的最前边，该上三年级了。听说要换老师了，莫言很是伤感。

讲台上站着一个瘦高个子的新老师，两手支在桌子上，抑扬顿挫地在训话，教室里鸦雀无声。这个老师就是河崖东流口子村24岁的青年教师张作圣。张老师语文、数学、体育、音乐一人担当。班上32个学生，莫言是班里最小的，木木地不说话。

三年级开始写作文，张老师上作文课有个特点，不愿意在教室里讲，喜欢走出教室到外边去，让学生学会观察。第一次作文他们去写个劳动场面，当时大栏在种稻子，学生跟随而去，课堂就设在过去的大栏自来水站东边的滞洪区的豁口处。学生的欢声笑语响彻在田野中，这是莫言最喜欢上的课。眼睛眯成了一条线，看着蓝天白云，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出神。

学校的小操场上要放电影《箭杆河边》，村里像过年一样热闹。电影是个多么叫人神往的东西啊！放电影的人是多么幸福的人啊！电影队里的三男两女是多么令人羡慕啊！下午张老师就布置了作业，看了电影写观后感，指导学生怎样开头，怎样结尾等等，学校也早早地放了学。孩子们奔走相告，邻村的亲戚也来了，家家户户炊烟袅袅，鸡飞狗叫。大人孩子搬着大大小小、长短不一的板凳、小马扎在场地上争先恐后地占地方，并在小板凳的下面挖出了深浅不一的用来小便的小洞，等着夜幕的到来。莫言一手拿着冷干粮，手里攥着大葱。白色的银幕在正前方挂了起来，他高兴地手舞足蹈了，粗粮的饭粒挂满了嘴角。电影放完了，人们依依不舍，莫言一直看着放电影的收拾好东西装上马车而去。

第二天作文交上来，一般的学生不是平铺直叙，就是按照老师教的写了出来。唯独莫言的文章不一样。

《箭杆河边》不是有青蛙叫吗？莫言的文章开头写道：“呱——呱——呱——几声青蛙的叫声，把我拉上了电影银幕……”张老师给予了莫言充分的肯定和赞赏，把莫言的文章当成了范文在课堂上朗诵讲析。将莫言的作文推荐给全校的老师，并在全校的作文课堂上范读。莫言受到了有生一来的莫大的鼓舞，精神振奋。张老师发现了莫言作文的不同，发现了莫言组织排列语言的能力，及时表扬了莫言。也许就是张老师的这次不经意的关注，最终奠定了莫言走向文坛的道路。从此莫言一上作文课，心里就喜滋滋的乐呵。心里从此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满足，周围的同学也投来了不一样的眼光。堂姐把莫言在班里的表现带回了家里，一家人对这个经常流鼻涕的孩子也是刮目相看了。母亲也感到了荣光，对莫言说：人家老师表扬了你几句你可别上了天啊！

莫言上到了四年级，一跃能翻过一米七十横杆的笑眯眯的王兆聪老师接了数学课和体育课。王老师说，莫言也许是比别的同学年小，体能不佳，胆子又小，人家都不愿意和他一伙，课外活动人家跳绳、踢毽子，他就眯着一双小眼在一旁安然地观察，人家使劲他歪嘴，人家失误他叹气。人家赢了他跟着高兴，人家败了他随着懊丧。这使我想起鲁迅写他弟弟的话：“他那时大概八、九岁罢，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家人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竟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这和莫言有些相似。

平安庄和大栏村交接处有一个大水湾，大湾南北长150米，宽10米，过去雨水大，两个村的流水汇聚在这里，水很深。湾里蒲苇茂密。有一天中午，老师们和村民们到此翻大湾，摸鱼捞虾，改善生活。莫言和同学们帮老师捡拾老师摸到扔上岸来的泥鳅，鱼虾。几天过后，学校的西墙上，学生们给老师画出了漫画。莫言的手特别喜欢画，就捡了个粉笔头，找块光光的墙画。这次莫言创作了一幅画，取名就叫“湾泥味”——画面是剃着平头的王兆聪老师伸出一个兰花指，手里夹着烟，一手持筷子夹着一只泥鳅，口成咀嚼状，念念有词——怎还是“湾泥味”。声情并茂，栩栩如生。此画引起了村里小小的轰动。

莫言后来也许是因为作文有了好成绩，性格上也活跃了，在班级里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了，变得调皮捣蛋，因为饥饿，馋，特别碎嘴，喜欢多说话，喜欢看热闹。经常冒傻气，做怪事，与人比赛偷吃学校的煤炭，喝墨水。有一会莫言喝了一瓶民生牌墨水，满嘴蓝牙，狰狞异常，老师碰上了，讥讽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嘴里肚里都是墨水。一听老师用普通话讲课就抓耳挠腮缩膀子，为此经常被老师罚站。

有一次，莫言在课后说，学校是监狱，老师是奴隶主，学生是奴隶。此话被有心的同学告到了校长那里，学校给了莫言一个警告处分。莫言得了个处分，怕家里人知道，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成了莫言的一块心病。看到父亲的一个眼神不对，就猜疑，是不是知道了？看到老师和父亲在路上打招呼就害怕，看到姐姐们一起到学校玩耍就紧张，看到堂姐跟奶奶、爷爷多说话就怀疑。莫言的父亲解放前读过四年私塾，打得一手好算盘，是个追求进步的乡村知识分子。共产党一来就参加村里的工作，互助合作后，一直担任合作社、生产大队的会计，直至1984年退休。廉洁奉公，吃苦耐劳，一丝不苟。因为家庭出身，处世小心谨慎。对子女教育十分严厉。莫言小时候很怕父亲。

村里一个姓薛的滑稽的老光棍经常到学校南墙晒太阳，知道学校发生的大小事情。他对莫言的父亲说，你儿子了不得，在学校造反，还得了一个“特等奖励”。父亲回来质问，把绳子浸到水缸里要打，莫言说再打就去跳河，爷爷也来阻拦，一个孩子家说句话就上纲上线，有什么大不了的，父亲说不打了，叹了一口气说，你还是活着吧，死了，这个世界上就缺少了一个祸害精，只要以后改了就行。

莫言的爷爷和他发表的短篇小说《大风》里的爷爷近似，爷爷排行老二，很有性格，有远见，也很清高。性格沉稳，仗义疏财，乐善好施。是当地有名的老把式，样样农活出色，尤其是割麦子在高密东北乡方圆几十里鼎鼎大名，是个高手。爷爷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木匠。爷爷虽然不识字，但洞察世事；天文地理知识，改朝换代的历史，神仙鬼怪的故事却知之甚多。爷爷的故事，是对莫言最早的文学启蒙。莫言辍学后，每日割草放牛，成了地道的农民，期间受到爷爷的教诲，受益匪浅。辍学后的莫言上了滞洪闸桥梁工地，因为偷吃了生产队的萝卜，被罚到毛主席像前请罪，回家又被父亲毒打，还是爷爷给解了围，爷爷说，不就是个破萝卜吗？有什么大不了的。爷爷保护了饥饿的莫言，爷爷引导了莫言的人生。因为此事，当了兵，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莫言写就了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

莫言逃脱了一顿痛骂、一场臭揍。心里倒真的不安起来，发誓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为了挽回影响，莫言从此小心谨慎，冬天拿柴草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帮老贫农挑水扫院子。但反而被有些人认为是伪装进步，印象改变收效甚微。

一个夏日的中午，莫言到教室午睡，怕影响到其他学生的休息，莫言本能地脱下了父亲给他做的木板拖鞋，赤脚走进了教室。这件平常的小事，被中午执勤的王兆聪老师发现了，王老师把此事提到了学校的办公会上。王老师家里是烈属，在学校里地位很高，说话很有分量。王老师力排众议说：莫言内心良善，品质优秀，学习良好，要给予学生改正错误的机会，以前的处分可以撤销。莫言知道后感激涕零，百感交集。后来在全校大会上宣布这个撤销决定时，莫言哭了。

张老师器重莫言还是因为莫言的作文。有一次，作文题是运动会记事，莫言不像很多学生那样记流水账，面面俱到，而是把面上的事一笔带过，然后重点写了两支篮球队怎么样比赛，重点描写了一个陈老师的动作，表情，汗珠，以及他的身影和天上燕子的影子重叠起来等。老师在他的作文上点了许多赞美的圈圈。1998年，43岁的莫言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回忆起当时的学校、农村的运动员，村东的国营农场右派们，写下了《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发表在《收获》第六期上，后来被《小说选刊》选载。

有一天放学，老师留下了莫言，吓得莫言屁滚尿流了。心里想，以前的处分才撤销了，又犯了什么错了吗？根据经验，放学后留下定是惩罚。老师将莫言的作文拍在办公桌上问，你这篇作文是从哪里抄来的？莫言说是自己写的。那你当场给我再写篇看看，题目就是《抗旱》。莫言铺纸持笔，当场开写，连诌带炮，云山雾罩，一会写小伙子往地里推冰块，一会写老汉打深井，“双臂一撑，车轮飞转，一声呐喊，冰块翻滚”，老师看完说，真是人不可貌相，就你这副气死画匠的模样，想象力丰富，竟然也能写好文章。

第二天，作文被大路南边公社农业中学的老师拿去给中学生朗读。

四年级的下半年，张老师组织成立了5人作文兴趣小组，莫言是小组成员之一，也是个活跃分子。张老师也是个文学爱好者，老师把他保存的好多书，像《苦菜花》、《青春之歌》、《烈火金刚》、《红旗插上大门岛》、《吕梁英雄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借给莫言看。张老师告诉了莫言作文也是可以虚构的。这个会写作文的瘦小子，在班级中找到了自信。莫言酷爱读书且勤奋，涉猎领域广泛。找不到书读的时候，背过《新华字典》。

自由阅读是莫言语言发展的关键。这为其以后语言的斑斓，想象的多彩奠定了基础。

上到小学五年级，莫言参加学校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嘴唇上粘上几缕棉花，上台表演《老两口学毛选》，逗得观众哈哈大笑。还按照老师的吩咐与一帮学生自编快板到集市宣传小麦新品种：“贫下中农听我吼，今年不种‘和尚头’，‘鲁麦一号’新品种，蒸出馍馍冒香油……”此事得到了公社领导的表扬，为大栏小学学校争得了荣誉。

看了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莫言自编茂腔：“列宁同志很焦急，城里的粮食有问题。马上去找瓦西里，让他下乡搞粮食……”莫言带着用白线染黑的胡须在学校的操场的领操台上表演着。

批判“三家村”，也胡编什么“三家村，四家店，都是一些大坏蛋，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伙去偷瓜。”

莫言的记忆力好，经常上台去背诗。莫言不会捆腰带，那时用绳子，好结死疙瘩，背着背着肥裤腰的裤子就掉下来了。

那时学校倡导搞勤工俭学，学生给生产队割草挣钱。有了钱，张老师就搞起了一个图书角。莫言的父亲会木匠，张老师就请莫言的父亲给做了个木箱，叫莫言管理，负责同学的借阅，莫言是近水楼台，一睹为快，洋洋自得。

由于莫言的突出表现，在班级选班级干部时，莫言当上了学习委员，在班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班级学习风气浓厚。张老师治学严谨，这个班级在乡镇视导中居第一名。这个班级后来出了许多在各行各业有作为的学生。

那个时候，据张老师说，一天上6节课，学生比较轻松，课外活动学生打篮球、打排球、跳绳、踢毽子、读书，比较自由。

莫言的读书，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谓遍读杂书，经常与二哥争着看书。有一次读《破晓记》，二哥在看书，他像个长颈的鹅讨厌地在二哥的肩膀边伸头看，二哥像赶绿头苍蝇一样赶跑他，莫言却像被味道吸引着又凑了上来。

1964年大水。老师在学校的院子里挖个坑就能取水洗脸。学生站在课桌上就望见胶河里汤汤的河水。老师学生都上了河堤。村东河堤决开了一个百米长的大口子。一会大雨，一会小雨，连续半个月不见太阳，地里面、胡同里全是水，家里面全是水。莫言的脚上生了个脓疮，不能下地，不能上学，他只有坐在土炕上透过后窗看后河里的水，河水比房顶都高了，滚滚东去的河水几乎要从河堤上溢出来。河水的浪头像马头一样。挂在窗台上的有线小喇叭滚动播放着紧急的来自官方的防汛消息。扑鼻的水腥气，一浪一浪地就从后窗里扑了进来。张老师说大水影响了我的学生，莫言对水的感觉在这里产生。

夜里青蛙的叫声彻夜不息，整个村子漂浮在青蛙的叫声之上，呱呱呱，嘹亮潮湿，叫声把村子淹没了，托起来了。白天看到池塘里，一片碧绿，全是青蛙的脊背，密密麻麻，水面都看不到了。

所有的人都跑到河堤上去了，连奶奶都去了，脚上生疮的莫言却是一个人待在家里，没人理他，很寂寞的，只好一个人坐在床头，蹲在树下，看着院子里的蛤蟆爬来爬去，看着绿头的苍蝇翘起一条腿来擦眼睛、抹翅膀，看着蛤蟆怎样捉苍蝇。慢慢地爬，腿慢慢地拉长，收缩，向苍蝇靠拢，停住了，“啪”，嘴里的舌头像梭标一样弹出来了。看着墙头草在长，看到蝉龟慢慢地爬出来了，爬到一棵向日葵的茎干上，看到一个嫩黄色的知了的背慢慢撑开，一只知了爬了出来，翅膀黏成一团，随后慢慢在空气中伸展，全身也改变着颜色，从嫩黄色一会就变黄，之后就变黑了。翅膀一抖，嗡地飞起来了。在炕上就翻来覆去看那些贴在墙上发黄发黑了的旧报纸，看着看着，一只很嫩很嫩的螳螂从窗户的破洞里爬进来了，窗外就是向日葵，窗棂上一只蜘蛛正在结网，一只飞虫撞在了蛛网上了。一缕阳光慢慢地从稠云当中露出来了，大地像是一个烧开的锅炉一样，热气腾腾了……

1966年莫言上了5年级，文化大革命来了，在上海读大学的大哥回家探亲，说起了上海的“一月革命”，造反派如何夺权。莫言听了，受到启发，就和同学一起造老师的反，组织了一个蒺藜造反小组，编辑《蒺藜小报》。莫言他们占据了学校的黑板报，展开了对学校的攻击。做得最大、最辉煌的一件事是和杜云雨他们几个一起去青岛串联。走到胶州就累得草鸡了，蓬头垢面，天黑了，住在了一个旅馆里，夜里给人家尿了床，一大早像是做贼一样结伙逃了出来，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当然又挨了家人的一顿臭骂。

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莫言伙同几个同学，来到学校，由于对老师的课程安排有意见，群起毁掉了张老师用纸牌做的课程表。张老师请莫言的父亲来修，问起此事。莫言回去后受到了父亲的体罚。

后来来了“红卫兵”，派别斗争起来了，打校长、斗老师，大字报满天飞。学校站队，出身贫下中农的学生站在一块，出身“地、富、反、坏、右”加上“富裕中农”的站在一块。莫言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在那些极“左”的年代，中农只是革命的“团结对象”，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加上大爷爷家是地主，一个堂叔在台湾，全家总感到抬不起头来，只能逆来顺受地过着艰难的日子。因为成分不好，加上文革中的表现，莫言离开了学校，这个低调、平淡、沉默、瘦弱的学生就再也没上过学。中学更是不可能上了，当时大栏联中就在本村小学的路南边。

莫言后来说：回顾往昔，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我经历和忍受了许多的苦难，但最终我没有疯狂也没有堕落，而且还成为一个写小说的。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度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那就是希望。

莫言走在长满绿草的河堤上，耳畔似乎听到烦人的家猪用尖长的嘴巴撞击木栏门的声音，家兔用两个细小的前爪扒铁网的索索声。饥饿使它们不安，可是莫言的筐子里还没打着野菜，近处的野菜早已被村里的伙伴们剜净了，莫言只好孤独地向着离村更远的旷野走去，像一滴水融进大海，不一会儿，便消逝在茫茫的绿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