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号令传，红旗迎风摆，兵分两路摆战场，翻山越岭战威远，桐梓堡上建家园，艰苦奋斗好传统，奋发图强干革命，备战备荒反老修......》每当我想起这一串雄壮有力的歌词，就会情不自禁的唱起来，并勾起我一段深深的回忆，这段回忆是红色的、黑色的还是蓝色的，是酸的、甜的、苦的、辣的......我至今也说不清楚，已经过去四十八年了，这段记忆已经成为被人们遗忘的历史，可是对我来说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一九六五年10月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经过四年的中专生活，我和矿场专业的20名同学，被分配到四川石油管理局井下作业处。这个处的总部，本来是在隆昌县两道桥，可是为了响应当时的会战需要“一切为了七十亿，一切为了大油田”，更是为了适应当时国际形势的需要，苏联修正主义和我国的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危急时刻，毛主席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很多军工厂都迁到了四川的深山老林里。
井下作业处就是在这个节骨眼，迁到了威远县红村（四川石油管理局迁居的地址）附近的一个叫桐梓堡的不毛之地。为此，由于行动迅速，雷厉风行井下作业处成了全川学习的榜样，被誉为“非常革命化的井下作业处”。桐梓堡就是在公路边上的一个比较平坦、像丘陵一样的小山包，作业处的指挥部就设在这个小山包上，固井队、压裂队、射孔队、测井队、绘解室，都在指挥部的周围安营扎寨。桐梓堡的对面，隔着一条公路是一座陡峭的山峰，山峰的后面还是山峰，一座一座延绵不断，山峰的石壁上用白漆书写着十四个大字《一切为了七十亿  一切为了大油田》，山峰的脚下用炸药炸出了一片宽阔的，用碎石铺砌的停车场，上面停满了，一排一排的五颜六色的固井车、压裂车、射孔车、测井车、运输车，看起来还真有点壮观。桐梓堡的西侧开出了一条，用碎石和着三合土筑成的四、五米宽的道路，沿着这条路向北七、八十米是一块六七十平米的坝子，坝子的西边是职工食堂，食堂的对面，是一颗三人才能合抱住的老榆树，利用这棵老榆树，用竹子和稻草搭成了一个大窝棚，这个大窝棚，就是指挥部领导的会议室兼卧室，书记、处长、科长都住在里面，10几个人并排挤在一张用竹子搭成的大通铺上。穿过这个坝子，沿着这条路再往下走,是一个三、四十度的下坡路，大概有两百米左右，走到尽头是一条不知名的山涧河流，平时河里没多少水，可是一到雨季，河水就会暴涨，汹涌澎湃。
我们二十个个同学，来到桐梓堡的第一课，就是十天的入矿教育。不知是领导有意安排，还是住处紧张，临时在停车场后面的山峰上，用竹子和稻草，搭建了二十个人字形的小窝棚。不过也挺有意思的，在这和平年代里，能体验一下，抗日战争年代游击队的生活，也是一种享受。窝棚很小，只能容下一个人，床就是山石，上面铺些稻草，再铺上自己带来的被褥，就ok了。从首都北京，突然被“发配”到这样一个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这样的落差是很难让人接受的，当时，有一个北京石油学院的学生，报到的第三天，就不辞而别了。按他说的话讲，在北京随便干个什么，也比在这个鬼地方强，何况我还上了
四年的大学。受他的影响，后来又有一个人跑了。我们这二十个北京石油地质学校的同学，据我了解，没有一个有思想情绪的，我们都是有备而来的。从我们踏入北京石油地质学校的大门，从高年级同学的嘴里，就知道了石油行业的艰苦。通过63年、64年到大庆和山东胜利油田的两次现场实习，我们已经有了艰苦环境的适应能力，更何况我们都是经过四年筛选出来的“石油精英”。61年9月入学时我们“矿422”班的同学是56人，到65年毕业时只剩下26人（10名女生16名男生），应该无愧“石油精英”这个称号了。那么我又是怎样成为“石油精英”的呢？62年11月我父亲被国务院调任吉林工业大学第一副校长，全家迁往长春市，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北京，我想这是离开石油学校的好机会，我不敢叫父亲知道，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说明想到长春上学的心情。母亲背着父亲找了吉林工大的一个处长，很快就落实了我的事情。不知什么原因事情败漏，叫父亲知道了，父亲给我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长信，有5篇纸之多，大概内容就是要我热爱石油工业，学习大庆精神，克服怕艰苦的思想，学习先进，积极靠近团组织，做一个社会主义的，红色革命接班人。看了父亲的信我彻底失望了，只有在石油战线奋斗终生了。
我是“矿422”班的班长，所以入矿教育仍然叫我负责。每天早晨5点起床，我领着同学们沿着公路跑步，领着同学们唱，当时的流行歌曲“要当五好兵”“学习雷锋好榜样”“踏着革命路唱起英雄歌”…… 清晨寂静的山谷里，回荡着我们赋有青春活力歌声。
领导安排我们十天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把河滩上的鹅卵石，运到职工食堂前面的坝子上，铺满坝子，就算入矿教育结束。我想这还不简单，十天的任务也太轻了吧。可是干起来，就不是我想的那么轻松了。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根两头翘的扁担、两个用竹条编的撮萁，这就是搬运鹅卵石的工具。这根两头翘的扁担很不听话，担在肩上走不了两步就会翻跟头，一翻跟头不要紧，两个撮萁里的鹅卵石，全部都会倒在地上，没办法，只有重新把鹅卵石捡到撮萁里，再担上走。你说，这200多米的上坡路，要走多久。一上午下来我才担了4趟，累得呼哧带喘不说，肩膀上还磨出了血泡，看来这任务还真够艰巨的。下午干起来就更艰难了，一位在食堂帮厨的大姐，站在路边看着我担鹅卵石的样子，捂着嘴笑得前仰后俯，我红着脸冲着她大声吼道：“我干活累成这样，你还在这看热闹、嘲笑我，像话吗？”大姐止住了笑：“哎！你们是大城市来的学生吧，一看就没干过活，就这点活我干一个小时，你一天也干不完！”我不服气，用手指着她：“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行！你过来试试！”“试试就试试”大姐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我跟前，接过我的扁担，担起就走，健步如飞，我在后面撵都撵不上。这两头翘的扁担，在她的肩膀上，一闪一闪的还真听话，这200多米的上坡路，她几分钟就担上去了。我算是真服气了，我气喘吁吁地追上大姐，满脸带笑的伸出大拇指说：“大姐你真行！我真的很服气，你挑起来，怎么就那么轻松啊？我拜你为师，教教我好吗?”“不用拜师，一是你缺乏锻炼，二是你没掌握担扁担的要领。”大姐用四川话，耐心地教我如何使用扁担，经过她的指点，果然这两头翘的扁担听话了许多。这扁担倒是听话了，可是我的两条腿却不听话了，担了两趟
下来我这腿啊，是又酸又软，直打闪闪，简直迈不开步子。好不容易坚持到收工，晚饭后，话也不想多说，回到自己的小窝棚倒头就睡。明天早晨5点还要跑操，紧跟着又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在等待着我。
其他的同学也跟我一样，好不到哪去，特别是女同学，只有矿421班的李永增还可以，他个子不高，但长得很敦实，他担起鹅卵石还像那么回事，我很佩服他，不过这一天下来，也累得够呛，肩上也磨起了血泡。
第二天，是最艰难的一天，我们都咬着牙顶了下来。第三天有点适应了，以后的日子就好过多了，真像大姐说的，我们真的是缺乏锻炼。看来这入矿教育，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北京的学生，还是很有必要的。经过十天的劳动锻炼，自我感觉身体健壮了许多，饭量也增加了不少，我记得当时一顿饭吃十个包子、两碗稀饭、两份炒肉片还感觉没有吃饱。
入矿教育一结束，我们就该各奔东西了。我一个人被分配到了川南井下指挥所，它在泸州过去的大州驿，一个叫蒲沟桥山里面，再走七、八里山路就是和贵州交界的上马场。“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要我守边防，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这是那个年代，我们年轻人最爱唱的革命歌曲之一，此刻，也体现到了我的身上。我二话不说，第二天一早，打起铺盖卷带着处里开的介绍信，就上了去川南井下指挥所的交通车。
经过一天的颠簸，天快黑时交通车才到了川南指挥所，报到后，我被分配到电测中队测11小队，队长沈祖德、司机张载阳、操作员冯显华、地面工何望名、绞车工范杰青、井口工魏乐尧，加上我一共七个人。因为是专业测斜队，所以只配备了一辆绞车，一只测斜仪，编制只有六个人。队长没有把我固定在哪一个岗位上，让我先跟着每个岗位看看，熟悉熟悉再说。
没过两天，我们队就接到了测斜任务，是重庆方向的一口井。第一次上井我的心情很激动，听冯师傅说，测一口井也就是两三个小时，可是路上要跑六七天，住旅馆、吃饭馆就像旅游一样，差旅费报销，还有每天一块两毛钱的伙食费补助。以前我在学校听高年级的同学说过，四川是在花园里打井，没想到还真是这样。
测井任务很顺利，返回时住在重庆休息一天，队长安排我们去参观渣滓洞，我很兴奋，因为我看过红岩这篇小说，知道渣滓洞就是关押江姐、车耀先、华子良……这些革命先烈的监狱。这是一次难得的，接受革命教育的好机会，我买了笔和纸，准备参观时做一下记录。
我一边参观一边认真的做着记录，因为太专心就掉了队，我一看手表，队长约定的集合时间快到了，我也不敢继续参观了，心想要是晚到了，队里的师傅们会怎么看我呢，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集合地点，当我赶到集合地点的时候，只有冯师傅一个人，我松了一口气：“冯师傅，您什么时候到的？”“啊，我早就到了，我有点不舒服，参观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过了有20几分钟，队上的其他几个人都陆续到了。
回去的路上，我一路高歌，也不管别人爱不爱听，自觉得味的唱着，自己认为拿手的革命歌曲。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好笑，像一个不韵

世事的毛孩子。
       回到蒲沟桥后，我像往常一样，每天一早起来扫厕所，在工余时间，到食堂帮助炊事员摘菜，每天晚上坚持写日记，对照毛主席语录检查自己一天的行动，看有没有哪个地方不符合党的要求，这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我报到后的第四天，我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了测井中队的熊指导员，为了向党交心，让组织对我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把这几年的日记也交给了熊指导员。
一天早上，队长通知上午指挥所开大会，是政治处的李国纯主任，做冬季整训和66年大会战的动员报告。李国纯是从桐梓堡过来的，我们入矿教育时没有见过他。
动员大会开始了，李主任站在主席台上，四十多岁、一米七几的个头，偏分头、刚毅的脸庞棱角分明、络腮胡子有几天没刮了，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披着一件黄色的、半旧的军大衣。一看到李主任就好像看到了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只是比李向阳显得略瘦了一些，我肃然起敬。李主任好像感冒了，声音有些沙哑，但是铿锵有力，他不时的、有力地挥动着右臂，台下不断地响起阵阵掌声。
李主任的报告做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一篇稿纸，讲到了国际、国内形式，今年的工作总结，明年的任务安排以及为什么要开展冬季整训，语言简洁精炼，没有一句废话。他的演讲让我身上充满了力量，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斗志。他的身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他是我一生中最佩服的领导。
       一天吃过晚饭，我正准备回宿舍，忽然看见对面山里，冒起了浓烟，紧跟着蹿起了冲天的火苗，不好！山里的农家起火了，这是我的第一感觉，“救火啊！救火啊！那边起火啦！”我一边叫着，一边朝着着火的方向跑去，火势越来越大，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当我赶到的时候，看到这家农户一家大小只有5、6个人，一边哭一边端着水在救火，我立刻加入了救火中。不一会儿，指挥所有二三十个人，拿着脸盆、竹扫帚、铁锹陆续赶到，泼水的、打火的人们紧张、有序、默契的配合着，很快大火被扑灭了，可是这家农户，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了。几头猪被烧得面目皆非，肠子都爆出来了。山里的农民本来就够穷的，这一来还怎么活啊，一家大小哭成一团，大家安慰着他们，答应一定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时，一个测井队的小伙子，在救火中，被烟熏的晕倒了，不省人事。一个人背上他就往指挥所跑，我也跟着往指挥所跑，毕竟是三、四里地的山路，还有一里路的样子就到指挥所了，我看那个人已经背不动了，我说：“让我背会吧你太累了！”我背的路不长只有500多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艰难的里程，我咬着牙把这个晕倒的小伙子背到了指挥所。
经过医务人员的抢救，小伙子醒过来了，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火扑灭了没有？……”当时的场面很感人。
第二天，人们自发的开始了募捐行动，大家有钱的捐钱，有物的捐物，我把一个月的饭票留够，把全部的钱和粮票都捐了出去。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帮助这家农民度过难关。
批判会
        天有不测风云，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吃过晚饭沈队长
      突然通知我和何望名师傅代表十一小队，去上马场参加军民联欢晚会，全指挥所一共去十几个人。
在去上马场的路上，也没领队的，也没有集合，三三两两的，我和何师傅走到上马场，找到军民联欢的礼堂，天已经黑了。礼堂里联欢晚会已经开始了，里面黑压压的一片，礼堂后面堆满了人，当地老乡踩在自家带来的凳子上，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站在后面根本就看不到台上的表演，我和何师傅商量了一下，踩在老乡的凳子上看。我和一个老乡商量后，经他同意和他共同踩在一条凳子上，才算勉强看到了节目。节目是当地驻军和上马场老乡自编自演的，水平不是很高，但体现了军、民鱼和水的浓浓深情。
       我忽然想起上个星期日，来上马场买生活用品时，在照相馆照了一张半身像，我看节目快完了，就找到了何师傅：“何师傅，我上个星期日，在这照了一张半身像，我现在去取出来，你等我一下马上就回来。”“好吧，快去快回！”何师傅随口答道。我飞快地跑到街上找到了那家照相馆，敲开门说明情况，取出了相片。当我返回礼堂的时候，街上已经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了。我想是不是散场了，我一直追到上马场尽头，也没看到，一块来的人和何师傅。我又急又怕，急的是违反了纪律怎么办？怕的是漆黑的夜晚，一个人走七、八里的山路，我从小怕鬼这可怎么办呢？不行我得赶快追上他们，我不加思索的朝回去的山路追去。天上下起了小雨，我打着电筒深一脚浅一脚的跑着，也不知道害怕了，一边跑一边大声的喊着：“何师傅！何师傅！”喊声在大山里回荡，就这样不知不觉跑回了指挥所。回到宿舍已经快12点了，看到冯师傅躺在床上，我急冲冲地问：“冯师傅，何师傅回来了没有？”“没回来。”冯师傅不紧不慢地答道。“糟了！我得赶快回去找他们，不然他们会以为我出事了！”“小梁没事，你睡觉吧，他们找不到你，就回来了。”冯师傅还是不紧不慢地说。我也不敢睡觉，在宿舍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几次要出去，都被冯师傅叫住了。大概有二十几分钟何师傅进来了，很生气的样子：“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我们到处找你，以为你出事了！你快去调度室吧，领导找你呢。”我到了调度室，一个一米八几的大个，是指挥所的调度组长，姓刘叫什么我记不起来了，见我进来他坐在哪没有动：“你是梁胜利？”“我是”我赶紧回答道。“今天的事情是怎麽回事？”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好了！你回去写个检查，明天早上交给我，不早了你回去吧！”
       第二天一早，我把写好的检查，拿去给那个刘组长，那个刘组长没有要，绷着脸说：“不用交给我了，一会儿指挥所开大会，李处长叫你在大会上，向全体职工做检讨。”我一下傻了，为这点事还要开职工大会批判我啊！我很沮丧感到很冤枉，但是没办法，忍着点吧，但愿会上小队的师傅能帮自己做解释。
      批判会开始了，“梁胜利站起来！”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我不情愿的，慢慢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活了二十年那见过这样的场面，我低着头，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请李处长指示。”好像是昨天，找我谈话的那个调度，刘组长的声音。
我闻声抬眼看了一下，这个李处长，长了一付铁青的脸、小眼睛、
       黑嘴唇，两只脚踩在藤椅上蹲着，像只猴子：“同志们！我们井下作业处，是非常革命化的井下作业处，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井下作业处，昨天我们派出了10几个代表到上马场，参加军民联欢晚会，可是梁胜利无组织、无纪律，会没开完就跑回来了，给我们井下作业处川南指挥所抹了黑，这个问题很严重，梁胜利必须给指挥所的全体职工，做出深刻的检查，好好的挖挖，你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源！”一口西北口音。
我低着头，用低沉的声音念着检查，这几分钟的检查，就像是在油锅里煎熬一样，好不容易念完了检查，等待李处长的指示“检查的很不深刻，没有挖出你的思想灵魂深处的东西！”李处长用他那西北口音大声叫着。“我挖什么灵魂深处的东西啊，我没有的想法，也不能乱给自己扣帽子啊。”我心里这么想着。李处长停顿了一会儿：“大家给他找找根源吧！”
        这个批判会，只有二、三十个人，很多人都出差了，除了小队的人，指挥所很多人都不认识我。大家都沉默着，过了几分钟，终于有人发言了，让我没想到的，竟然是何望名何师傅：“梁胜利来到我们队上这些日子，不好好工作，到处闲转，怕脏怕累，特别是我们队上去渣滓洞参观时，他不愿意看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半截就跑了，像他这样的人，怎么会有组织性、纪律性呢？……”他颠倒黑白的讲了很长时间，那些不认识我的人，根据他的发言，挨着个，不疼不痒的批判上几句，李处长在中间不时的插着话。大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冯显华冯师傅发言了：“小梁来我们队上没多久，也没给他定岗，队长让他各岗熟悉一下，他还是很认真的，昨天的事情他也不是有意的，我看年轻人犯点错误，改了就行了。”李处长看看也挖不出什么根源了：“梁胜利，下来你要认真的反省，好好的改造思想！散会！”批判会终于结束了。我想当时冯师傅在那种场合，能讲出这些话已经很不错了。沈队长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谨小慎微，在会上一句话也不敢说，可是我一点也不怨他，不说，总比何望名颠倒黑白、信口开河、落井下石好百倍吧。张载阳跟我父亲岁数差不多，范杰青和魏乐尧和我年岁相仿，他们几个始终一言不发，我知道他们很同情我，我很感激他们。通过这次批判会，让我知道了社会的复杂、人情的冷暖。这次批判会叫我颜面扫尽，今后在这个地方，叫我还怎么待下去呢？我的一腔热血，几乎心灰意冷，我暗暗的给自己打气，一定不能因为这件事情毁了自己。我一定会时来运转的！
         批判会过了没几天，我们小队接到了，去重庆地区綦江县的一口深井纠斜，要求住在井队，等井打完才回来。我很高兴，因为我可以暂时摆脱，那个使我透不过气来的环境。
        出发前的一天，李处长（后来我听人说，他是最近几天提起来的副处长叫李忠贤。）专门给我们小队做了训示。他还是像只猴子一样蹲在藤椅上：“同志们！你们这次出去，一定要把我们井下川南指挥所的光荣传统带出去，我们的队伍出去，一向是要带感谢信回来的，你们这次出去，也要带感谢信回来。如果带感谢信回来，我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如果带不回感谢信，我连房上的瓦片也不给你们敲！……”这就是李副处长高水平的训示。

       第二天，我们出发了，沈队长坚决执行着李副处长的训示，每住一个旅馆，都要带着我们，打扫旅馆的卫生，帮着旅馆干杂活。可是没有一家旅馆，给我们写感谢信，第三天赶到井队，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井队食堂为我们下了面条，吃完饭，井队的指导员看我们旅途劳累，安排我们去住，钻工倒班的宿舍。可是，沈队长为了感谢信，坚决不同意：“没关系，我们不累，我们都带行李来了，给我们一间空房子，一些稻草就行了，不要影响钻工的休息。”等我们安顿好已经是半夜12点过了。第二天一早5点多沈队长就把我们叫起来，扫井队驻地到井场的公路，扫得干干净净，吃完早饭就开始测井，一天下来，没见井队有任何表示，第二天继续扫公路，第三天吃过早饭，我经过板报栏的时候眼睛一亮，发现板报栏里有一百多个字的表扬稿件，大概意思是说，井下电测11小队，长途跋涉来到井队，一不问吃、二不问住自己坝地铺，帮助井队扫公路等，可惜的是，不是写在纸上的表扬信，而是板报表扬，这是不能带走的，不过总是见到了成效，我跑到临时宿舍，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沈队长，沈队长兴奋地叫我用纸赶快抄下来，等回去跟李副处长也算有个交代。
时来运转
        在这个井队呆了大概有七、八天，沈队长突然接到了井下作业处总部桐梓堡的长途电话，通知梁胜利，直接到桐梓堡政治处报到，参加冬季整训。沈队长不敢怠慢，通知我明天一早就走。
第二天，我穿着在学校时，妈妈给我做的翻毛领的棉衣，棉衣的两条袖子的肘部，因为晚上测井时太冷，我在绞车排气管处站了一会儿，被排出来的热气给烧糊了，棉花都露了出来，当时还没有发棉工作服，就拿它当了工作服，油乎乎我也没在意，我把被褥卷好，用单子裹起来打成了一个背包，背在背上。被单上又是油又是灰，这都是放在绞车滚筒上，在来井队的路上沾的油、荡的灰。当时，我也没想那麽多，也不觉得有什么丢人的。
和队上的人做了告别，就上路了，沈队长叫小范送我了我一程，到綦江火车站要走20几里的山路，送了一段我就叫小范回去了，小范依依不舍还要送，我说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他含着泪和我告别了。这座山树林茂盛，很少能碰到有人家居住，偶尔会碰到一两个砍柴的山民，我快步在山间的小路上奔走着，我现在对生活又充满了信心，一腔热血又重新沸腾了，李忠贤见鬼去吧！一路上，我见人就问，生怕走错了路。还好，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奔波，终于到达了綦江火车站。
        买上去重庆的车票，还要等一个多小时，我抽空给北京中学要好的同学金玉山写了一封信，抒发了我作为一个石油工人的豪迈情怀。一个月后，我接到了他的回信，他很羡慕我，同时也为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到重庆下火车，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跑了这么远的路，我中午饭还没有吃呢，我急急慌慌上缆车，到两路口找了一个饭馆，到饭馆坐下后，要了两碗米饭、两个炒菜，让我没想到的是等了近半个小时，饭和菜还没有给我端上来，再看看其他比我晚来的人，都已经吃上了，我气得拍桌子大叫：“服务员！服务员！我的饭呢？我的菜呢？”一个服务员跑过来，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
“你喊什么！你喊什么！你有钱吗？”我听她这么一说，看看自己的这身行头和旁边放着的，连灰带油的背包。我一下明白了：“原来你们是以衣帽取人啊，我是石油工人，你以为我是叫花子啊！老子有钱！”（“老子”是刚跟四川人学的）我一边说一边掏出了二十多块钱，拍在了桌子上。这钱是上井前刚领到的工资。“啊！对不起，我们经常碰到吃了饭不给钱的情况，我们马上给你上啊！”我没再说什么，说实话，当时饿得实在没力气和他们吵了。
吃完饭，找了家旅馆，又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服务员，我登记个房间。”我把背包往地上一放，一边掏工作证一边说道。服务员不肖一顾的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很生硬地说：“没有房间了！”我一听有点急了：“那怎麽办？”“有坝啊铺！”“甚么叫坝铺？”“就是澡堂里的床，铺上被褥就是坝铺!”我看实在没办法，也只好将就了：“那就给我登记个坝铺吧。”
我提着行李走进旅馆的澡堂，里面的水汽还没有散尽，一股公共澡堂的特殊气味扑面而来，我找到属于我的铺位准备睡觉了。当我打开被子时，猛然打了一个寒颤，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你猜怎么回事？被子上趴着五、六个硕大的虱子，这是我长这么大，头一次看到虱子的尊容，以前也只是听说过，今天算是长见识了。我找了张纸，慢慢地把虱子一个一个的逮着，再一个一个的嘠吧、嘠吧的掐死。虱子倒是清理干净了，可是我也不敢脱衣服睡觉了，这晚上也只能和衣而睡了。
      途经内江、自贡第三天赶到了桐梓堡。在政治处报道后，把我分到了宣传科，科长叫张先亿，瘦高个、像一个被晒干的大虾米，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但毕竟他是我的领导，他对我还是不错：“小梁啊，你先去洗洗，今后就和我们住在一起，明天过来给你安排任务。”我忽然想起来了，就是职工食堂对面的，那个领导住的大窝棚。能跟领导吃住在一起我很高兴：“好的，张科长那我去了啊。”大窝棚的门是虚掩着的，没有上锁我推门进去，里面没有人黑乎乎的，我借着门外的光线，打开了电灯，仔细观察了一下，虽然是一个大窝棚，可是，里面安排得井然有序。门的对面也就是窝棚的东头，摆了一张三抽两柜的办公桌，办公桌的后面放了一把藤椅，藤椅的后面是一个宽大的、四、五层，有玻璃门的书柜，看来这是一把手的位置，后来才知道这是魏岐山魏书记的领地。办公桌的右面也就是南边一米左右，是一颗三人合抱才能围住的老榆树的树干，树干上钉着钉子，钉子上挂着书包和衣服，这一定是魏书记的东西了。顺着树干从东向西，顶着南墙用竹子搭了一张大通铺，通铺上南头，十几条被子整齐的的叠放着。通铺的对面也就是北面，整齐的放着几个脸盆架，地面上放了一排脸盆，脸盆里放着毛巾、牙缸、牙刷和牙膏。大窝棚的中间，是两张长条桌拼起来的会议桌，桌子的周围放了十几把木凳子，看来重要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我观察了一会儿，把我的被褥铺在了树干后面，大通铺东边一块空地上，一切就绪我拿上脸盆、被单去河边洗涮去了，从此，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真没想到我会调到政治处工作，我的领导还是我崇敬的李国纯李主任。第二天，我早早来到了宣传科，“哎！梁胜利你啥时候来的？”
      秦长慈惊喜的大声叫我。秦长慈是矿421的团支部书记，留着两条长长的过腰的大辫子，圆圆的脸蛋，在学校时我俩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知道，她是她们班里，男同学追崇的目标。只是这次从自贡到桐梓堡的路上，在接我们的解放牌卡车上，我们俩碰巧站在了一起，由于车子的颠簸和离心力的作用，我们俩的手不时的碰在一起，也可能是她怕摔倒，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两人的身体靠在了一起，我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女生，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一股暖暖的热流从他的手心向我全身扩散。我没有推开她，也不敢看她，眼睛盯着飞驰而过的山川。他跟我说了几句话，我随口答着，他问的什么，我答的什么，说实话，我一句也记不得了，以后的一段路程，再没有说一句话。到了桐梓堡，就是那十天艰苦紧张的入矿教育，没想到两个多月之后，又会在桐梓堡相逢。
        听到秦长慈的声音，我楞了一下，但很快地回答道：“啊，我是昨天到的，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啊？”“我一直在这，没有离开桐梓堡。”她看着我笑得很开心。看来入矿教育后，他就被留在了政治处。
       我俩正说着，张科长就进来了。一只干瘦的手搭在了秦长慈的右肩上：“小秦啊，这么早就来了？”看到我也站在旁边，好像觉得不合适，他的另一只干瘦的手，很不情愿的搭在了我的左肩上，好像长辈对晚辈一样：“小梁你也过来，我们谈谈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一边说、一边把我俩推到了他的办公桌前。秦长慈被那只干瘦的手，紧紧地按住坐在了他的旁边，同时松开了我肩上的那只干瘦的手。我赶快在旁边拉了一把椅子过来，坐在了张科长的斜对面。
张科长两张干瘪的嘴唇，上下不停地翻动着，振振有词，两只深陷在眼眶里的色眯眯的眼球，直勾勾的盯着秦长慈的脸蛋，恨不得一口把秦长慈吞了的架势。我眼睛向桌下扫了一眼，这一看让我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个堂堂的宣传科科长，竟然把脚上的布鞋脱了下来，用它那只干瘦的脚，去踩秦长慈的脚。秦长慈的脚敏感的躲闪着，可是最终还是被张大虾（我不想再称呼他张科长了，他让我恶心！）的脚踩住了。秦长慈不知道我发现了没有，从她那无助、无奈的眼神里看出，是想求助于我。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她，是对着张大虾大声说：“张科长请你不要耍流氓了！”还是上去给他一拳，教训教训这个张大虾呢？……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后，宣传科里的老干事李长兴、董学翠、党办秘书张佳妮陆续进来了。这时张大虾才有所收敛，他那只干瘦的脚，才放过了秦长慈的脚。我也松了一口气：“哎！真倒霉！我怎么会碰上这么个领导呢？”
      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像这样的场景不断的上演，秦长慈也习惯了，不再躲闪，脚任其踩、手任其摸。一直到秦长慈成了固井工程师徐会峰的对象，才算摆脱了张大虾，这个流氓科长的纠缠。
      不久，冬季整训正式拉开了序幕。冬季整训的前期预备会议，在领导的大窝棚里召开了，大窝棚里挤满了人，参会的都是中层以上的干部，我和秦长慈是政治处的政工干事当然也在其中。
      李国纯李主任主持会议：“同志们！根据局党委的安排，今年的冬季整训就要全面展开了，我们井下作业处要走在前面，今天请大家来，就是研究、部署，我们下一步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实施方案。下
面请魏书记给我们作指示。”魏书记很严肃，很少有笑脸，他是甘肃人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同志们！以后啊，不要叫我魏书记、魏书记的，都是革命同志吗，主席不是叫周总理，恩来同志吗，叫刘少奇主席，少奇同志吗！这多亲切啊。”我心里想，不过也就是说说罢了，谁真敢叫你岐山同志，那还会有好脸色看。坐在魏书记旁边的是张佳妮张秘书，他比我高两届是63届矿场专业的，长得还行，就是嘴巴大了一些，虽然以前从没说过话，现在能在一起工作，又是校友所以她对我很好，很关心我，我也把他当个大姐看待。张大姐会迎奉领导，笔杆子也可以，所以重要的文件、工作汇报，都是由她撰写，是魏岐山的得力助手。魏书记停顿了一会，接着开始了他的演讲：“同志们！我们这次冬季整训的目的，就是为今年，66年的大会战打好思想基础，轻装上阵。那么，今年冬季整训的中心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钱”字辩论，通过对“钱”字的大辩论，打掉爱“钱”的思想，才能轻装上阵，解放思想一心扑在油气上。……我们下去要发动群众，把爱“钱”的思想都暴露出来，我们要跟大家讲：这次运动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尾巴，畅所欲言越多越好，这叫引蛇出洞。我们要注意收集记录“钱”字观点，要掌握了解谁的“钱”字观点最多，那他就是最爱“钱”的人。我们要集中力量歼灭它！这叫聚而歼之。从明天起，冬季整训全面展开，机关的人员分成三个工作组，下到基层蹲点指导工作，每天晚上在这里碰头……。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走在全局的前面，发扬我们井下作业处非常革命化的优良传统。”
      总而言之，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就是：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我被分到了组织科谢科长谢德尧哪个组，负责压裂队的整训工作。我暗自庆幸没有把我分到张大虾哪个组。会议一直开到夜里12点，吃过夜班饭才睡觉。自从我搬进了大窝棚，自然就成了魏岐山的勤务员，因为我年纪最小，其他的人都是我的领导，就是团委书记陈肃清也比我大七、八岁谁都能支配我，扫地、擦桌子、生炭盆、给魏书记打夜班饭这些杂事，都落在了我的头上。我当时也不计较，年轻吗，多干点也累不死人，何况我还学雷锋呢？
      下到基层，挺别扭的，跟着谢科长还没什么，我只是记录、记录就行了，可是一但谢科长不在，就麻烦了。基层的领导经常会叫我作指示，比如：会议要结束的时候，压裂队的指导员就会说：“下面请政治处的老梁同志给我们作指示！”下面一片掌声，我一个20岁的刚毕业的学生，又不是什么官，就是一个毛孩子，人家都是我的师傅，我给谁作指示啊。我心里扑腾扑腾地，红着脸站起来：“嗨！我做什么指示啊，你们都是我的师傅，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以后别叫我老梁，叫我小梁就行了。散会吧。”然后再向大家深深地鞠个躬。为此谢科长还批评了我：“小梁啊！你这样不行啊！你是代表政治处下去的，你就是代表上级领导，怎麽能不做指示呢？多锻炼锻炼以后一定要学会作指示！”看来大小是个领导都要会作指示，作指示还是当领导的一项基本功呢。我还是不能接受，以后在基层的整训中，我一直没有作过指示。没想到我还捞了个好口碑，这是后来听别人给我讲的:梁胜利这个人还不错，从不整人，还很谦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