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父亲戴不凡先生《评“金钵记”》一文，该文的编者按说：“‘白蛇传’是我国流行最广的优秀的民间传说之一。各地经常演出这个剧目，所根据的脚本不止一种，‘金钵记’即其中之一。在改编工作上，这个剧本是有缺点的。戴不凡同志在本文中对这剧本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在本文发表以前，作者田汉同志已对‘金钵记’作了一些修改，并已将剧名仍改为‘白蛇传’，现正继续进行修改中。修改本不久可以出版。兹以本文涉及如何处理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戏曲的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所以发表出来，以引起戏曲工作者和文艺界的注意。”

此文发表前，父亲曾收到《人民日报》的信函，望他尽快携带有关《白蛇传》的资料来京参加讨论。来京后，他除同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马彦祥、《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讨论有关《白蛇传》的一些问题外，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为此单独召见了我父亲。后来经周扬点名，父亲同年10月9日由杭州《当代日报》（后改为《杭州日报》）调至由田汉任局长的文化部艺术局工作。几年后，他又随田汉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父亲与田汉一起工作了近14年后，文化革命爆发了。

田汉作为一名剧作家，创作了大批优秀的剧本，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但他根据陕西地方剧碗碗腔《女巡按》改编的京剧《谢瑶环》却被一些人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而受到严厉的批判。文革开始后，田汉被当作“三反分子”揪了出来。不久，我父亲也被扣上“黑线人物”等帽子被造反派揪斗。再以后，田汉、阳翰笙等文联及各个协会的部分领导、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被造反派非法拘押，白天被示众批斗，晚间他们同囚斗室。这其中，也有我的父亲。这样，父亲与田汉曾共同度过了一段朝夕相处的痛苦日子。无论是田汉当局长、当剧协主席，还是文革时他惨遭迫害，父亲始终都是很钦佩老上级田汉的。在父亲眼里，田汉是一个令人尊敬的领导、师长，一个才华横溢的剧作家、诗人，又是一个平易近人、可以与之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每每谈起田汉的作品、人品，实事求是的作风，对自己的教诲，以及田汉在文革中倍受侮辱、惨遭毒打，其家被抄，大批珍贵图书惨遭浩劫的情景，父亲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

                               妙笔生花，三改《群英会》

1957年，岑范导演了由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团联合演出的彩色戏曲影片《群英会》,谭富英、叶盛兰、马连良、萧长华、裘盛戎、袁世海等著名表演艺术家参加了影片的拍摄。影片公映后，上座率空前的好，老戏迷们过足了戏瘾，一致称赞这部影片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或剧本，其艺术水平均堪称一流。影片《群英会》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鲜为人知的是，田汉为《群英会》剧本的改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事情得从1952年10月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说起。在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戏曲盛会上，共演出82台剧目。大会组委会从中筛选了《群英会》等32台优秀传统剧目向全国推广。为更好地贯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即《五·五指示》），将当时戏曲改革工作的主要力量放在审定流行最广的旧有剧目上，文化部在1953年就将审定京剧传统剧目列为当年工作的第一重点。同年六、七月间，周扬指定艺术局副局长张光年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由此，艺术局成立了剧目组，负责整理、审定传统的有代表性的京剧剧本，以供剧团演出。整理后的剧本以《京剧丛刊》的名义出版。剧目组由4人组成，组长由张光年兼任，我父亲也是其中的一员，具体负责京剧传统剧本的审定、整理和编辑工作。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戏改工作存在着粗暴的作风，部分戏改干部乱改剧本，有些演员不得已，自己也在乱改剧本。在这种情况下，剧目组决定，每人先选一个优秀的传统剧目进行整理审定，并要求整理者尽量吸收保留各种老本和演出本所长，搞出“汇校集锦本”来。

我父亲整理的第一个剧本便是《群英会》。他阅读了几种剧本后，认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收藏的本子比较详细，便于舞台演出，于是就把它作为底本，并以《戏考》、《京戏大观》、《戏典》、《京戏考》中所收相关剧本以及谭鑫培和马连良的演出本等为参校本，同时还参考了李卓吾、毛宗岗本的《三国演义》。为慎重起见，在整理过程中，父亲把整理本拿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去讨论，同时也到李少春、袁世海、叶盛兰等著名演员处征求意见，而后又进行修改。他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把整理修改好的剧本转到了田汉局长的手中。田汉十分仔细地看了这个整理本，除赞同一些修改意见外，他又亲自对剧本上做了相当多的修改。后来，父亲拿着田汉修改好的剧本去征求李少春、袁世海等人的意见，这些演员对剧本的修改不仅表示同意，而且还觉得田汉的词改得好。但也有两位著名演员表示了不同意见，一位说田汉的“本子改得好，但我可不可以还按我原来的唱？”另一位则说“你们怎么改都可以，我还是唱我的。”父亲觉得他们所坚持的，都是那些未尽合理的细节和文法不通的唱词。田汉接到征求意见本，又听了汇报之后，没有责怪那些有不同意见的演员，而是将他们的意见认真琢磨了一番，然后从头至尾地又重新修改了一番。父亲拿着经田汉两次修改过的剧本很是犯难，因为他知道这两位演员还是不会同意田汉的修改意见，而不经过他们同意审定的本子，也和报废没什么两样。

过去演出《群英会》的演员，大都来自富连成社，于是父亲就去征求曾任该社总教习、蒋干的扮演者萧长华先生的意见。在访问中得知，萧先生原是这个戏的撰定者，而萧先生也不满意自己的学生乱改他的剧本。在详细谈了这个戏的编写和演出情况后，萧先生便把精心保存的自己数十年前编撰的几本《全部赤壁鏖兵》剧本用牛皮纸包好，交给父亲带回去参考。

阅罢萧先生的剧本后，父亲认为该本中“横槊赋诗”一场文字虽略显粗糙，但应补充到《群英会》中去。于是他抄下那场戏，请田汉过目。还不到两天时间，父亲就收到田汉的短信和用毛笔与钢笔改写的本子。看到田汉在本子上或纸条上的手迹，父亲觉得田汉不放过任何一个不够准确的地方，所改之处非常合理，字里行间体现出其渊博的知识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剧本“聚铁山劫粮”中，原本周瑜命鲁肃下场后，认为孔明中计，唱“这是我暗杀他不用钢刀”。田汉批注 “这是借，而不是用刀”。因此他将此句改为“学曹操杀祢衡不用钢刀”。经过他改动的6个字，使人想起更多的历史内容。如果不是一个烂熟三国历史的作家，改这句唱词时，是不会联想到曹操杀祢衡这个典故来。

又如“群英会”一场，周瑜对蒋干说道：“当年弟与兄同窗学艺之时，不曾望有今日。”“艺”字，当时许多演员念作“业”字。田汉批注道：“六艺有射御，可以说‘学艺’；‘学业’或一名词。”从中可见，田汉对一个字，也会生发开去，浮想联翩，引古证今，说出道理来。

在“借东风”一场中，有“学天书玄妙法犹如反掌”之句，父亲认为这是该剧最难处理的一句唱词：“玄妙法”似通非通，且把孔明神话得有点“玄”。他曾拟订了十几种修改方案，为此还请教了一些演员。但由于它牵涉到唱与表演的问题，“动一发而牵全身”，所以一直也改不出一句漂亮的唱词儿来。田汉听说父亲曾为这句唱词犯难，他思索后，只将“玄妙法”改为“改造化”，并加注道：“十一月发东风，冬行春令，改造化也。”虽只三字的改动，却有画龙点睛之妙。只有对中国古代知识非常丰富的人，才会改出这种鬼斧神工的笔墨！

田汉修改这出戏时所加的自注和说明，不仅体现出他确实是编剧的高手，而且也可以看出他是如何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我国珍贵的戏曲遗产的。田汉在修改《群英会》时，考虑的是不仅要使剧本的文学性更强，而且也要充分考虑到演员的实际演出情况。萧长华先生认为田汉的改词“不碍唱”，这是一个著名戏曲演员对田汉工作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父亲在整理《群英会》的过程中，发现在剧目审定过程中，有脱离演员的倾向，遂向田汉汇报。后来文化部作出决定，所审定的剧本“凡属可改可不改者，不改”。根据这个原则，父亲与萧长华先生又一起研究了这个剧本。萧先生特别喜欢自己本子中较为通俗的念白、唱词，所以在可改可不改之处，父亲完全尊重他的意见。而萧先生也十分愿意吸收田汉所改的一些十分精彩的唱词、念白，“横槊赋诗”一场，就全部采用的是田汉所改之本。

田汉帮助我父亲改出的《群英会》，成为剧目组整理出来的第一个剧本，同时也成为了“范本”，它使剧目组在工作中有据可循，也使戏改工作者明白如何谨慎地对待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对京剧剧目的审定工作，许多人认为少则五年，多则一、二十年也未可知。由于文化部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也有像田汉这样的领导在其中所做的大量工作，因此这项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审定后的剧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以《京剧丛刊》的名义出版。虽然田汉参加了《群英会》的具体修改工作，并为这个戏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但他没有理所当然地署上自己的名字。而后来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群英会》电影，演员所用的演出本就是在戏改中整理修改后审定的剧本。

父亲在从事剧目审定工作中有幸得到田汉的教诲，这使他在以后的整理传统剧目工作过程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此得到艺术局领导和演员们的信任。后来，父亲被派去整理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这3位京剧艺术大师的演出剧目。他不仅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而且还与这些艺术大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忘年交，这当为后话。

   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

1958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我国元代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这年的6月28日，在纪念关汉卿戏剧创作700年演出周的开幕式上，由北京人艺著名话剧演员刁光覃、舒绣文主演了田汉创作的话剧《关汉卿》，它是建国后田汉话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建国后我国最优秀的话剧之一。

父亲对田汉在建国前写的剧本、诗歌是相当佩服的。上高中时，他经常与同学们一唱起田汉创作的抗日救国歌曲。他欣赏歌词中“愿付出任何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我们的热血”，换取 “博爱、平等、自由”所体现的战斗精神与人道主义思想。建国后，由于田汉工作繁忙，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创作的剧本不是很多。1958年大跃进后，文艺界涌现了一大批紧跟时代的作品，戏剧舞台上也出现了一些“畅想未来”的戏。有的剧作家在其剧作中写道，20年后，人们的物质生活极端丰富，以至把红烧肉都倒在地上不吃。田汉是文艺界的领导，在那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他也未能免俗，写出了《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这样不成功的作品。

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关于关汉卿生平的资料极少，若把他搬上舞台是相当困难的。但父亲看到田汉的《关汉卿》剧本时，便放不下了，一口气将它读完。他认为田汉“凭空结构，自铸伟词”，以关汉卿写作《窦娥冤》为线索，通过关汉卿和珠帘秀的爱情关系，真实地再现了700年前这一伟大剧作家的形象风采。剧本的情节自然，内容生动，结构紧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剧目。得知田汉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突击”出了这么一部好戏，父亲由衷的敬佩。父亲对关汉卿是有研究的，他曾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关汉卿及其剧作》、《关汉卿生年新探》、《关汉卿笔下的妇女性格的特征》、《杂谈关汉卿的创作态度》、《〈单刀会〉的结构及其他》等10余篇专题论文，参与筹备组织了纪念关汉卿戏剧创作700年大会，并为郭沫若起草了《学习关汉卿，并超过关汉卿》的大会报告，还在“关汉卿学术座谈会”上作了大会发言。他原本计划撰写一部关于关汉卿及其剧作的研究专著，但因工作繁忙而未能如愿。父亲认为，关汉卿的剧作，“没有一部不是直戳封建统治者的胸膛的”，他“是和这些被压迫者站在一起，知道她们的生活，熟悉她们的生活，用她们的眼光观察和描写生活。他替她们说话。”

1958年5月6日，在有诸多戏剧家、历史学家参加的《话剧〈关汉卿〉座谈会》上，父亲作了长篇发言。显然，他是那么偏爱这个剧本，而又深入细致地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田汉笔下，看到的是一个“秉性刚强，是非爱憎分明，不肯屈服于任何横暴，正气凛然，胸襟恢宏，气概豪迈而又多情的古代剧作家形象，这分明是能写出《窦娥冤》、能写出《鲁斋郎》、能写出《望江亭》，能写出《单刀会》这些震撼人心剧本的关汉卿的巨大形象。”此剧的另一特点是作者把戏曲的语言巧妙地运用到话剧里面了。“我还没有看到过话剧的对话，是用这样精炼、有节奏的七言诗来写的。”但是，他在发言中也对该剧中的一些不妥之处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田汉虚心地听取了他的建议。在那段时间里，他们见面后总是要谈论一阵这个戏，田汉还几次约父亲到其细管胡同的住所去谈修改这个戏的事情。

1959年，父亲应《文艺报》之约，发表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读话剧剧本〈关汉卿〉断想》一文。文中盛赞这个戏的创作成就，并总结了其创作经验。文章指出，长期以来，关汉卿曾被一些文人认为是“可上可下之才”的风流荡子，而话剧《关汉卿》的作者田汉是以科学的方法来观察历史生活，才可能饱含激情地将这位性格突出鲜明的13世纪梨园领袖的形象展现出来。作品中将关氏写成为人民而战斗的剧作家，是一次成功的翻案。

话剧《关汉卿》上演后，受到社会上的一致好评。广东粤剧团将《关汉卿》剧本改编成粤剧上演，由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马师曾、红线女主演。1960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将粤剧《关汉卿》搬上了银幕。以后，田汉根据周总理和郭沫若等人的意见，对《关汉卿》又进行了多次修改。1963年5月，北京人艺《关汉卿》剧组重新排演，准备继续公演。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捕风捉影，指责该剧中写窦娥被冤处斩时，曾发下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下雪，楚州大旱三年的情节是影射国家的三年自然灾害，《关汉卿》是在为彭德怀翻案。由此，该剧为田汉以后的厄运埋下了伏笔。

1963年底、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对文艺界作了两个批示，这两个批示可说是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因为“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所以田汉就首当其冲，他不断地被批、被斗。因为《戏剧报》是“牛鬼蛇神报”，我父亲作为该报的副主编，又是所谓“四条汉子”的“黑干将”，自然是在劫难逃。造反派说父亲在评论《关汉卿》一文中，“把田汉这个反党头目捧为‘梨园领袖’，那无异于要我们戏剧界起来反党。”那段时间，田汉、阳翰笙、贺敬之及我父亲等13个文联各协会的“大黑帮”们，每天脖子上都要挂着一个大牌子，从田汉开始，一个个从地下室的窗户里爬出来，在文联大楼门前一字排开，接受来自北京及全国各地红卫兵的示众、批斗，之后又被命令一个个从窗户外钻进去。这种批斗形式一天要好多次，有时候刚爬进窗子10来分钟，在台下新聚集的红卫兵的吼叫下，他们又被迫一个个从窗户里钻了出来，再次接受批斗。

1966年8月23日，父亲在一份“思想汇报”中写道：“下午革命代表命我们几个人去劳动，我在房间里隐隐听到革命群众斗争田汉的愤怒声音。”次日他又写道：“今天上下午都斗争田汉，革命群众情绪激愤。因为对田汉的斗争很激烈，思想和注意力不集中。”原本身体不好的父亲此时是病上加病，连续的批斗几乎使他倒下。田汉比父亲大20多岁，并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等多种疾病，脚肿得很厉害。想到他白天比自己还要多挨好几次批斗，父亲的心里即气愤又难过。他这么大的岁数怎么吃得消！为了帮助田汉，身体不好的父亲在“劳动改造”清扫办公大楼、打扫厕所时，都会尽量多干一些。1966年10月21日，父亲在《思想汇报》中写道：“我们负责打扫文联礼堂，按规定上午六时半到达。由于怕打扫晚了，就有外地革命师生先进来，因此我们几个人每天早上六点十五分左右就提前开始劳动。因为扫帚早就没有一把好的，所以也影响打扫时间。很想领两把新扫帚，但不知应向文联还是向剧协去领……”虽然父亲在劳动中偷偷照顾了田汉，造反派也承认父亲在劳动改造中表现积极，但是父亲却不能够为他分担心灵和肉体上的痛苦。田汉十分虔诚地检查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但他绝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叛徒”，为此，他经常受到剧协“造反派”的毒打。父亲说，夏天的时候，每当我们被批斗完，回到牢房——王府井大街64号文联大楼地下室时，经常看到田汉的头部、鼻子上的血迹，甚至衬衫、裤子上也都是血迹，他却低着头一言不发。父亲让他把衣服脱下，搭在椅子背上晾一下，他也没有表示。有几次都是父亲帮他脱去衣服的，衣服上的血都粘在了肉上。或许是田汉不愿意让人看到他身上一处处新旧交替的伤痕吧。

父亲也不承认自己是什么“三反分子”，造反派说他的“态度特别恶劣”。他日夜与田汉、阳翰笙关在一起，心里感觉似乎有些塌实。但1966年的12月初，父亲却不见了这二位的踪影。他在9日的“思想汇报”中写到，“前几天，听说田汉被红卫兵抓走,但不知道抓到哪里去了。前天,有革命群众进屋来,代他取走毛选和写材料的稿纸等,我猜想,可能是将他保护起来了。”父亲想，只要他在，就会为我说话的。

上世纪50年代，父亲曾给剧协的个别领导提过意见。反右时，有人要给他划为右派，他的检查一次次都通不过。后来田汉对剧协的领导们说，“我们要团结好党外同志”，“30年代出了不少人，40年代就不多了”在他的过问下，父亲没有被打成右派。田汉曾在“牢房”中告诉过父亲，他曾给周总理写过信。所以父亲想试探一下，他是不是被保护起来了。田汉给父亲的最后印象是，面对造反派的质问，他不是把话题扯开，说找不到眼镜，就是保持沉默，拒不认帐。

父亲对田汉创作的话剧《关汉卿》的评价，即使是后来田汉被批、被整死，他的观点始终也没有改变。70年代初，我姐姐在科尔沁草原插队，她曾把自己写的一些“小诗”寄给父亲。父亲在给她回信时说，“有的诗比话都没味，有的话却如诗一样美。你去看看田汉的剧本台词是怎么写的，那才叫诗呢。”记得我上初中时，为纪念聂耳、冼星海两位音乐家，电台播放了他们的一些作品。但是凡有田汉作词的歌曲，均被重新填词，父亲对这种做法非常的气愤。一次，当电台播放一首经过重新填词的歌曲，父亲就唱田汉写的词。他说，“你听听，是田汉的词好，还是他们的好？”他还给我讲田汉剧作《关汉卿》中的台词：“将碧血，写忠烈，作厉鬼，除逆贼，这血儿啊，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长与英雄共魂魄”；“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 他能背诵剧中的许多台词，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也许他在以这些词句来自勉吧。他说，《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是我写得比较好的一篇剧评，至今我也不认为有什么错误！他曾告诉我，哪年哪月的《剧本》月刊上登有《关汉卿》的剧本，“你看看剧本，再看看我写的评论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听到他自言自语道：“我关汉卿是有名的蒸不烂，煮不熟、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我等着，田汉的案迟早会翻，我的案也会翻！”

      斯人去后藏书散

笔者在写此文之前，曾去过一次田汉故居。这个位于东城区细管胡同里的四合院，曾是那么的生气盎然：春天，院内的枣树抽出嫩绿的新枝，夏天，地上的蔬菜青翠茂盛；秋天，累累硕果压弯了枝条。在这个小院里，田汉生活了十二个春秋，《关汉卿》、《文成公主》、《谢瑶环》等戏剧史上的著名剧作，就诞生在这里。在这个小院里，田汉曾会见过许多中外戏剧家，也与许多同事、下属亲切交谈。当年，我大哥和姐姐也曾随父亲“光顾”这里。而现在，望着院内的萧条和颓败，想到当年大戏剧家田汉慈祥地看着两个小孩子在院里和一只可爱的小猴子玩耍的情景，我的眼睛湿润了。

1975年10月，“中央专案组”在细管胡同召集田汉的子女们宣布了对田汉的“结论”，他被定为“叛徒”，“永远开除出党”。田汉的住房应该是正部级待遇的，而他的“结论”下来后，一些不够级别的新权贵趁机抢占了这个四合院。后来，这个院子几乎沦落成了大杂院。

文革开始时，剧协的造反派们曾抄过田汉的家，除抄走一些所谓的“罪证”外，还抄走了他多年收藏的《光明日报》合订本等。后来他的书房被封存，这里除藏有一些珍贵的图书、名人字画外，还有他多年来的手稿、书信、照片等。而“结论”下来以后，他的诸多藏书、文物等均惨遭浩劫。在这里，我想引用父亲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份笔记，来说明田汉当时书房的格局以及后来他的图书惨遭浩劫的情况。

    彼家[①]自五四年移居后，住内四合院。其北屋颇宽敞，以高大之木制书架隔成三间，中间置茶几沙发，可坐十二、三人。若加靠背椅，则可坐人二十许。此即其接见外、内宾及会议室也。西间为其写作室，东间则其秘书之办公处也。东西间又各联耳房，西耳房乃安娥所住，东耳房则彼所住。北屋之东西靠墙处，复玄木制高大书架。其架甚阔，两面均可直立大32开洋装本。其架甚高，若取架顶书，非立于板凳上不可。又东耳房之南（即内院之北头东屋），有方丈之室（此即六六年十一月底迄六七年一月，清真[②]、敬之[③]、赵寻及余四人每日共坐破条凳愁眉相对处也），其中置一般木书架数个；其西屋餐室中，亦有一般木书架二。故入彼家，颇有图书满室之感。内院之南屋，中为过道，两室则曾为余之办公室，东室则老兵[④]所住。故开会也、午间小睡也，余每入其北屋，颇乱翻其书架，彼见了亦不之禁。其架上以日文书为夥……我尝遍索其架，仅西壁近彼办公桌架顶上有线装书一堆，约廿余册。审其书根，亦是清刻。询是何书，彼亦不之记忆。曾向彼借开明版《清史稿》，彼及黎之彦（其秘书也）为之大索无着。越三、四年，则又见列于架上矣。盖当时被扔于一书架顶上，杂于大堆杂志中也。尝见彼桌上有《红雪楼曲》数种一套，开视之，则是从戏校借来者。欲与之一谈“红雪楼”与“九种曲”之关系，彼忽由《临川梦》而汤显祖而及禅佛，而及弘一法师，并建议余好好研究弘一生平，写出论文。寿昌之闲谈杂乱无章如是，其开会发言，以至作大报告，杂乱无章亦复如此；甚至主持座谈会前，为彼拟好发言提纲，经商定同意，然发言时忽找不到提纲，或看了提纲又作杂乱无章之发言，余亦屡屡遇之……其尤杂乱无章者，则晨起忽找不到另一只袜子，以至于老李（光华，其司机也）开车出胡同时，始发现一只袜子反穿，因而停车解皮鞋之事，亦数见不鲜。至其写字台上，更乱七八糟之至……宜其四壁图书而书之杂乱无章陈置也。其北屋六六年冬以迄翌年一月，为造反派办公室，架上杂陈之书已有散失。其后连屋封存。丙辰[⑤]三月，文艺图书馆（筹办中）要接收，处中[⑥]日派四、五人前往编目整理。对方所要之书，随编目随以三轮平板车拉走。所不要者，后悉装运至我们会议室。其中有成堆乱捆者，有以破木箱、皮箱、大香烟纸箱乱装者，有以麻袋盛者，亦是杂乱无章，高高堆满大会议室之一角。然其中多是新版薄册及内部资料之类，亦有尚可参考之书不少。我组有人曾随手偶翻，事为一支部负责人所悉，向组长及我组大发雷霆。当时屡有人建议，不妨廉价处理，在处内出售，无回答。无何，连同处内及干校运回之此等书籍、材料等，悉售于废品公司，闻得价达五、六百元（每公斤不过七、八分钱而已）。其中有寿昌历年原稿塞满两麻袋，谅亦是以杂乱无章而“告终”矣。

目睹田汉惨遭迫害、他的故居惨遭浩劫，他的书稿被塞满两麻袋，当成废纸卖掉，父亲当时愤怒和难过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是他坚信田汉的案子一定会翻。1979年3月26日，他在写给其弟不庸的信中说：“田汉即将公开平反，隆重追悼。”父亲终于等来了为田汉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他在参加田汉追悼大会之后，应《戏剧论丛》刊物之约，抱病撰写了《田汉改〈群英会〉》的长文。这一年，父亲还撰写了数万字的《忆盖老》，文中回忆了1961年夏，田汉在家中与盖叫天、梅兰芳等著名戏剧家谈艺时的情景，这篇文章为后人研究我国的戏曲艺术以及著名戏剧家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史料。

粉碎“四人帮”之后，心情舒畅的父亲不顾自己多病的身体，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1979年，他在写给周扬同志的信中所说，“医仍嘱全休。但每天在家的工作时间仍少不了八小时”，“我不会……白拿国家工资的，这也是由于我经常想起田汉日日夜夜孜孜不息工作情况的鞭笞所致。想起田汉，我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他是我的榜样。”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他就是这样，以他的老上级田汉为榜样，拼命忘我地工作，以至于不满58岁就去世了。

图片说明

1．1957年的田汉

2、1959年，扬剧《百岁挂帅》演出后，田汉与演员们合影留念。左起：戴不凡、安娥、田汉、马彦祥、张庚。

3、为纪念周信芳舞台生活60年,田汉为戴不凡起草的《戏剧报》社论《六十年的战斗》修改、润色。

4、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关汉卿》，刁光覃饰关汉卿，舒绣文饰朱帘秀。

5、田汉致戴不凡的信

6、1958年夏，苏联人民艺术家尼·瓦·彼得洛夫来我国参加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创作活动700周年纪念，与中国戏剧家田汉、欧阳予倩、舒绣文、伊兵、戴不凡等游颐和园时合影留念。

7、文革前的文联大楼，田汉曾在此工作，原王府井大街64号。

 (载<<纵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