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潘复生晚年一席谈”，《炎黄春秋》2011年第一期发表后，潘复生的儿子刘国楷（潘复生实姓刘，因搞地下工作的需要，改其母姓，刘国楷语）看到后，先后两次来信，对杂志社及本人等表示感谢，并对文中个别不准确的细节进行了指证，还告诉一些鲜为人知有关潘复生的事情。考虑到潘复生先后担任过三个省委的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大军区政委乃至中央军委委员（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的政治地位），又有非常光辉的亮点。坎坷的经历，和悲凉的晚年，更由于还是六十岁以上的河南老一代人中都很敬重和怀念的一位最好的省委书记。良知、良心、责任和感情的驱使，我们又电话采访了刘国楷，草成了此篇“刘国楷谈父亲潘复生”的“怀人篇”。 刘国楷，现年七十二岁，中国“冶金设备杂志”总编辑。高级工程师，政府津贴获得者，处级干部。就是“潘复生晚年一席谈”曾经谈到因自己的问题受到株连的那个宝贝儿子。说起父亲潘复生，刘国楷无论在来信或电话交流中都感慨万千，不仅对父亲充满了无限怀念之情，也对父亲遭受的一些不公平待遇百思不得其解。 刘国楷说，家父潘复生年轻时就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国情结”特别浓重，立志改地换天的革命知识分子。1931年他上山东济南乡师期间就参加了共产党，多次组织学潮运动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政权，是济南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期间，他组织学生去南京请愿，并当面指责蒋介石为什么不抗日……，就是因为组织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了监狱，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施美人计等等。受尽了酷刑拷打，但家父视死如归，心如铁坚，在监狱中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革命气节。这些都是经过党组织反复调查后做出的一致结论，是有目共睹的，是任何人企图栽赃陷害污陷家父都未能达到目的。正因为家父是一个很坚强且很有领导能力的职业革命家，解放初期组建平原省时，家父即被中央任命为平原省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时年仅40岁。1952年平原省撤销时，家父在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的推荐下，（张叔叔调中央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主任是李富春。朱镕基总理曾任张叔叔的秘书）又被中央任命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和河南省政协主席（当时尚未有人大组织）。当时河南是近五千万人口的大省，地处中原腹地，中央对家父的信任和重视程度，由此可见。 刘国楷说：家父主政河南期间随父母在省会郑州读书，从初中到高中，因为已经是十几岁的孩子了，对家父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事，多多少少有些了解。在我的印象里家父是一个工作狂，干起工作不要命。由于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经常熬夜和废寝忘食的“傻工作”。常常使家父旧病复发，又不得不多次住进医院进行治疗。家父一生不会跳舞，不游泳，不打牌，甚至连电影也舍不得时间去看，更不会忙里偷闲挤时间看。在生活方面，他从不搞特殊化。甚至连看“白戏”之类的事他都不去做，有人给他送来戏票之类的事，他总是如数付钱的，平日里粗茶淡饭。家父廉洁奉公的程度让现在人不敢想象。他当了三省的省委，省军区一把手，乃至中央军委委员可是辞世后除了十几箱子书籍，和各类文集外，就是几床被子，全部资产总共不到一万元。“落花辞枝不羞林”这正是家父一生的光辉写照！ 刘国楷说：1958年家父被打成“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事件已有多篇文章在众多刊物上发表，并有中央平反文件，再此不多赘述。1958年家父的突遭横批，自然影响了我的学业和前途，这就是“阶级斗争时代”的必然结果。我本来学习成绩优异，又因为是革命干部子弟，高中毕业时学校原要保送我奔赴苏联留学的，这一来即被取消赴苏留学的资格，凭高考成绩只被录入北京钢铁学院既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您在文章中说我是毕业于北京地质大学，显然是陈连兴厂长记错了。 刘国楷说：家父遭批遭撤后不久即被发送到黄泛区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是那个大冒进和三年大饥荒的举世闻名的饿死了3600万~4000万人（指全国）大事件，才救了“潘、杨、王”等一大批冤魂！从1960年到1962年期间中央曾先后派李富春，李先念，习仲勋，谭震林，陶铸，王任重，王从吾，徐子荣，金明等领导同志到河南调查研究，具体指示解决问题。1962年4月一天，在省委礼堂召开平反大会，以李富春，习仲勋等中央领导为首的平反小组，坐在主席台上，开会前，李副总理指着台下说：“潘复生同志请到台上来！”当家父走上台与李富春副总理及习仲勋等领导一一握手时，此时台下一片热烈掌声经久不息……当与李副总理握手时，李副总理说：“复生同志你受苦了……”。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调家父到北京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党委副书记，书记是李先念。供销总社第一任主任是薄一波副总理，第二任主任是程子华部长。在供销总社期间，家父因工作业绩突出多次受到国务院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表扬。1964年召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全国棉花大会后毛主席与会代表全体合影时在合影前，主席与家父握手时说：“你解放了，这下可好了。”但毛主席没认错。 刘国楷说：河南经过所谓的批潘和批彭德怀不久接踵而来的就是全省范围的大饥荒，虽然那时候的“大饥荒”是全国性的。由于河南在一系列的反右运动中又特加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批判“潘、杨、王运动”，“左祸”的泛滥和肆虐特别猖狂，所以河南的大饥荒自然又比别的省特别严重，据说至少饿死三百多万人！按理，河南经过一场这么严重的大折腾，大挫折，应该对“左倾蛮干”行为进行反思和自责，十分遗憾的是在我的印象里和家父的记述里，河南上层，和一些在“左祸”时期红的发紫为虎作伥的人，好像一直未能做到这一点。多年来，河南的一些人说起批判潘、杨、王运动好像还是认为是正确的，是必要的。要不然就是只承认犯了扩大化错误，至于扩大了多少？错到什么程度？造成了什么危害和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有些人至今仍讳莫如深。这些人对家父的认识实际上仍停留在53年前河南官方大批家父时所定的政治调子的水平上，以中央1962年给家父平反时，所定的调子就相差甚远更谈不上说是从现在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潘、杨、王事件。 2007年4月7日，河南有关部门还曾为给河南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左祸”书记吴芝圃隆重的举行“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而2008年家父诞辰100周年时，河南却毫无表示，真是颠倒黑白。就连互联上也有评论文章，指责河南省委的作法。这样做对得起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百万河南人民的冤灵吗？!真是天理不容！对此，我曾有阵子苦想不通，曾对河南人的是非观念，颇有误解。最近从《炎黄春秋?怀人篇》中看到，您写的《潘复生晚年一席谈》，特别是拜读了相关背景材料，河南人民抵制批潘言论种种后，这种认识来了一个地覆天翻般的改变。从这篇披露的53年前弥足珍贵的资料中了解到，吴芝圃等人搬弄是非无辜批潘时河南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实际上都是反感的，是抵制的，那个时候的所谓的批判潘、杨、王运动是倒行逆施的。是不得人心的，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言那言不如老百姓们起来发言；这查那验不如历史实践的检验。这说明河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是很有良知和仗义执言的，凡是一心为人民群众着想，千方百计为群众谋利益的好干部，都是能得到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爱戴和怀念的。 刘国楷说1966年初当时国家正处在所谓反修防修的时期，东北黑龙江省地处反修前线，老省委书记欧阳钦调任东北局任第二书记，黑龙江省缺少省委第一书记。此时中共中央决定派家父到黑龙江省任第一书记。由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先后找家父谈过两次话。1965年底，某一天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开完中央会议后，专门找到父亲，总书记说：“复生同志，身体好吗？合作总社的任务很重要，你平反后来到北京工作很有起色，工作做的不错，你是冀鲁豫地区的老领导，解放后，又在平原省河南省做过地方工作，很有经验，大跃进时期你受冤屈了，搞错了，中央完全信任你。东北地处反修前线，黑龙江省的欧阳钦同志调任到东北局，中央希望你到黑龙江省主持工作，你看如何？考虑考虑。”家父说：“黑龙江省人生地不熟我和那里的老省委许多同志不太熟悉，目前总社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小平同志接着说：“复生同志你是个老省委书记了，做地方工作很有经验，中央很信任你，你不去谁去？”又说：“黑龙江地处反修的最前线，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都很重要，中央认为你去最合适”。小平同志还对家父说：“你可以带些人去吗，想要谁中央都支持你。”有次开会后，周总理对我爸爸说：“老潘怎么还不走呢？”虽然在这方面中央给有尚方宝剑，可家父认为到那里只要按照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不搞宗派的原则办事，是一定能够打开和驾驭住局面的。家父1966年初到黑龙江主政时只带了一个秘书。 刘国楷说：家父真正的不幸是后来在黑龙江工作期间的出力不讨好，遭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和诬陷直到今天未得到彻底平反被误解，影响未得到清除，被诬陷而未得到彻底昭雪，以至于对家父的组织结论至今还留一些不应有的小尾巴，这才是家父在天难安的最大不幸。 刘国楷说：由于家父性格坦荡，光明磊落为人耿直和作风正派，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都对家父有良好的看法，相互的私人关系也不错，1957年中央青岛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在他的别墅里接见了家父，并请吃了饭，谈及河南情况。期间家父是第一次见到江青。周恩来总理曾经在饭桌上，与家父纠正一种认识偏见说：“听说你潘书记对中医有看法，其实中医是很了不起的”。家父主政黑龙江不久，周总理一次还亲自给家父打电话，要家父给中央机关买一些大马哈鱼，家父自然不敢怠慢，办齐后立即派飞机送往北京。 家父担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期间，周总理也曾有想让家父改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想法，虽未实现这也足以说明周总理有让家父留在他身边工作的念头；陈毅元帅当外交部长时，也曾有让家父改任驻苏联大使的想法，在战争年代陈毅元帅还赠给家父日军战利品，两把椅子和一张钢丝床，可惜在文革初抄家时全部丢失……，老一代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都对家父的为人和工作能力很认同，都给予厚望。家父无论在多大的规模场合做报告，从不看稿子，也从不死板的念稿子，却能够滔滔不绝，犹如文不加点，又不离题和漫无边际，每次报告或演讲都是很吸引人的，公认家父口才好，就连反对他的人也认可这一点。 谈到至今有的人仍坚持认为潘复生在文革初期犯了左的错误，刘国楷说：家父主政黑龙江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所谓文革，就是斗、斗、斗，批、批、批，正如您在文章中所说，文革开始家父也曾被造反派，当做走资派批来斗去，被揪出来打花脸，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叫你开不成会，吃不成饭，睡觉不成、工作不成、安生不成。但家父毕竟到黑龙江不久即使想搞些修正主义货色，也尚在调研或酝酿之中，所以造反派们由于抓不着什么实质性东西，狠斗一阵子后因无啥可斗也不再批斗家父了。所以，家父有一阵子没有遭到批斗，并非是家父向黑龙江省的造反派们投降了，更不是家父与造反派们合谋，而是造反派们由于抓不到家父什么把柄不得不主动放弃了。 至于后来有人说，家父支持造反派，对黑龙江的老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事，根据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况，这也属于莫须有的罪名，是个别人因为没有争上黑龙江省革委会的主任，或副主任的要职而怨恨。诬陷和强加于家父头上的。家父熟读孔孟之书，从不做绝对之事和过火之事，他和黑龙江的老干部无冤无仇怎么可能用下作的手段利用造反派们去整老干部呢？当然如果说他在文革初期没有能力很好的保护老干部，未能有效的制止黑龙江省的两次较大的武斗事件，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执行极左路线的错误，使一些老干部和群众遭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迫害，家父每谈到此，都感到非常内疚。 当然，在那个无政府主义思潮大肆泛滥的特殊岁月，家父连自己的安危都难以自保，怎么可能在有些问题上做的十分完美，滴水不漏呢？有人说潘复生如果不是忠实的执行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的话怎么能够当上黑龙江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实际上，家父的革委会主任还是周总理反复给造反派和一些人做工作的结果。刘国楷说，家父在“文化大革命”中，既是极左路线的执行者，也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受害者，运动开始有人说家父是哈工大27人反江青大字报的后台。当时黑龙江省造反者成立了一个核心领导班子，班长是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派头头），是周总理做工作才让家父当班长后为革委会主任。 那已是1967年之后的事了，文革期间，由于形势错综复杂，突如其来很多老同志都搞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家父对我说，文革初期中央开有关文革会议时，时任商业部部长的姚依林叔叔问家父，这是怎么一回事？家父说，听中央的吧，我也不明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派性斗争异常严重的情况下，家父难以驾驭黑龙江省的局势，困难重重，担心重蹈覆辙象在河南那样挨整，先后两次向周总理提出调离黑龙江省回北京工作，周总理对家父说：“复生同志，不要怕困难，要正确理解文革中出现的问题，安心工作，中央信任你……”。 什么叫文革？什么性质？究竟是怎么回事？十分突然，谁也搞不明白，在当时的背景下，身为省委第一书记，家父紧跟党中央毛主席，到后来才知道是极左路线，完全错了……。当然家父也就跟着错了，在1970年就受到军队方面以毛远新、陈锡联为首的迫害，还有紧跟东北太上皇的汪家道、刘光涛等人充当了迫害家父的急先锋。毛远新这个东北的太上皇，文革初期从云南飞抵哈尔滨，哈军工母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根据他的特殊地位，提出想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之职，家父认为他很年轻，刚大学毕业时间不长，阅历太浅，突击提拔影响大，先进常委待有一定工作经验后再任副主任。 我家父一生是个认真、负责、严谨、原则性极强的人，也是个尽职尽责的工作狂，他只知工作，不搞人际关系，更不思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从不搞宗派和拉拉扯扯的庸俗作风。这些事例太多了，例如：记得文革初期约1968年，家父在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有天张玉凤同志到宾馆看望自己家乡的老首长（张玉凤同志是原牡丹江客车段的工作人员，中央调他进京工作，是通知我家父直接办理的）。家父十分热情的会见了张玉凤同志，之后，家父再也没找张玉凤同志办过什么事（那时张玉凤同志已是毛主席的生活秘书了）。 还有一件事实1951年家父在平原省任第一书记时，冬季濮阳运粮事件中死了一些牲口，事后为此家父降为省委副书记，但后来查清与省委没有关系，家父又恢复了省委第一书记之职，为此，薄一波副总理专门请家父吃饭（在北京开会时），家父因事没去。再有一件事是1966年初中央派他去黑龙江省任第一书记后，带头改掉原省委的一些书记们在家办公，而不在省委大楼上班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他主动带头到省委大楼办公室上班，这也得罪一些老书记啊！家父一生就是这么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 由于家父太正统，不适应潮流，为此，就得罪了急于想当官的当时的“大太子”，而审时夺势、灵活多变的陈锡联司令员很快就把毛远新弄到沈阳，任命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沈阳军区政委，俩人一拍即和，打得火热，坐一辆汽车，一起出出进进，形影不离，陈锡联唯命是从，极尽对毛远新提拔重用，使之春风得意，骄横不可一世，以至成为东北的太上皇，而陈锡联也得到实惠，在文革中也顺利进入毛主席设定的接班人领导班子。 就连老百姓也议论纷纷说“潘复生太傻，为什么不和毛远新搞好关系，看陈锡联多合适，都升到中央的最高层了！”这是抹不掉的铁的历史事实，在徐焰著《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有评论。陈锡联与毛远新的极不正常的关系，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由于家父的原则性而得罪了太上皇，又遭遇了一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远新对家父恨之入骨，他操纵了一个班子，专门搜集家父的黑材料，无中生有，毛远新大批家父在文革中太右倾了，没有认真执行毛主席在文革中的一切指示，1970年后毛远新等军方一伙加紧对家父迫害的步伐，此时家父已失去驾驭全局的能力了，到1971年7月以“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国民党的孝子玄孙”等四大罪名赶下台，又一次在全省范围内遭到无休止的大批判。哈尔滨大街上到处都是打倒大叛徒潘复生的大标语。 按照东北太上皇一伙人原先的设想仅用一顶大叛徒的政治黑帽子即可把家父置于死地，可是他们为此搞了多年，由于苦无证据，只得作罢。家父1971年7月被罗织的罪名赶下台后，一直都是被禁闭在沈阳军区苏家屯一个农场里。有一段时间里审讯人员为攻下他们诬陷的叛徒问题，住室是终日用强烈的霓虹灯照射头部，用逼、供、信的办法，千方百计折磨他，由于家父的历史问题早已有组织结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推翻党中央早已做过的结论，岂不是枉费心机？从1971年至1979年12月连续9年的禁闭室审讯毫无结果后，四顶大帽子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这监护审查期间，说家父是“刘、邓司令部埋在黑龙江省的定时炸弹”。而粉碎“四人帮”之后，又说家父是林彪四人帮在黑龙江省的代理人。 整人的大帽子象变魔术一样来回变，批来批去，最后才说是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极左路线的错误。家父从1971年到1979年达9年多的迫害，批斗、逼、供、信……，精神遭摧残，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在四人帮倒台后于1979年底才解除对他的隔离审查，回到黑龙江省委组织部招待所，我们父子才得以团聚，并彻夜聊了整个文革中的情况，家父反复对我说文革初期他跟着党中央毛主席犯了执行极左路线的错误，客观上伤害了一些干部悔恨终生，但要说他主观上有意打击迫害了一些干部，对于他这个一生谨慎、原则性极强的人来说是决不能如此下做！ 同时他也积极保护和解放了不少干部，如保护老战友张霖芝（煤炭部长），三次派秘书看望文革中受难的万里同志，在1967年冬还亲自到北京西苑宾馆看望受难的宋任穷同志……。在九大结束后，家父乘专机赶回哈尔滨连夜紧急召开解放8位有影响的老干部，例如张向凌开完会后已是寅夜之后，家父疲倦劳累的坐在沙发上竟然睡着了，那时家父已然是61岁的老人了，家父说：“我得罪了东北太上皇毛远新，他以大叛徒等四大罪名将我打倒，而不是什么文革中犯错误”。 他们还以什么“红旗轿车事件”；“西瓜皮事件”；“洪新建事件”，所谓洪新建事件，其真实情况是这样，在文革派性斗争很激烈的时期。有一天在省革委会家父的办公室（豫园街107号），汪家道（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拿着一封信对家父说：潘政委，这封信是揭发你的历史问题，说你是叛徒……。这封信的署名是洪新建，家父接着说，这是揭发我的问题，信怎么能给我呢？你们处理，我的历史是清楚的。这件事被捍卫革委会红色政权的红卫兵一派知道后，就十分恼火，就派人到处搜查情况。 在那个疾风暴雨般的疯狂年代，可想而知，派性斗争的激烈程度何等之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洪新建压力极大，心惊胆颤。因为他毕竟做贼心虚，在巨大派性声势下，洪新建害怕而自杀。后来才弄清楚洪新建是个匿名，真名叫欧阳相，是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的儿子。为此家父多次受批判，就在1979年回到哈尔滨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后，还召开一次批判家父的大会，让家父去参加大会，我当时正在家父身边（探亲），家父坚决反对这样做，我也十分生气说：这是诬陷，家父没有迫害洪新建，家父历史清白，这是诬陷之罪，在这样情况下，家父才没有到现场去。 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人为此事正名，该还历史的真面目了，洪新建（欧阳相）犯诬陷之罪，该不该受法律制裁？！正因为他是欧阳钦同志的儿子，这么兴师动众批判一个革命半个世纪，历史清白的一个革命老前辈，心中何忍？若是平民的儿子，会如此吗？还是刑不上大夫，封建体制那一套玩艺吗？还有些人一直认为潘复生搞了个“东北新曙光”和“柳河五七干校”更是无稽之谈，无中生有，几十年误传至今，该还历史的真面目了！当时“新曙光”是党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定的，“柳河五七干校”成立是造反派搞的，由新华社一位姓黄的记者撰文提出的，当时在北京敲锣打鼓庆祝，家父正在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还感到莫名其妙，让秘书问问是怎么回事？家父为此感到十分冤枉，完全不符合事实。 在那个急风暴雨式的疯狂年代，确确实实考验着每个人的嘴脸，当你在台上时，就有一批溜须拍马者，大肆吹捧的人。当你落魄时，他们就反戈一击，大肆攻击说你的坏话！其中家父深夜召开会议，解放8个有代表的干部，待家父挨整时期中就有人出来大肆批判家父，真是世态炎凉啊！ 我从1970年到1980年4月30日，十余年的时间，家父受到打击迫害，逼供信特别不理解，为什么非要他承认是“大叛徒”呢？在河南大跃进时期，吴芝圃就想以“大叛徒”把家父置于死地，都惨遭失败，毛远新的伎俩同样没有得逞，这期间家父心情沉重，回到哈尔滨后还对他几次大批斗，真令人想不通，在这种无休止打击迫害下，家父突然在1980年4月29日早半身不遂，而只得送到黑龙江省人民医院抢救，结果医生老爷们极端不负责任，本来是脑溢血，而庸医却按脑血栓治疗，大量输丹参滴液，使家父在短短的35个小时即去世，后来发现他脊柱内有大量的血液，严重的医疗事故，按家父的级别和待遇，不应该发生的事故发生了，不该有的事也活生生的出现了，本应追究责任，可在那浩劫的时代谁负责？谁主持正义？哪有公道可言？这就是家父的一生，为党、为人民、为祖国南征北战，抛头颅，洒热血，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位职业革命家的下场！ 家父文革再遭磨难，被软禁审查时，与家父不亲不故可以说和我家毫无瓜葛的青年现役军官，陈连兴仅仅因为听老一代人说家父，对得起河南人民，便想方设法见到了逆境中的家父，并与家父无拘无束的攀谈了几个小时，这确实是难得的。也是弥足珍贵的。要知道那时候，接触一个正被组织上进行“监护审查”的人，弄不好是要受到株连的，何况是一个正追求政治进步的青年现役军官。可是河南的陈连兴就不顾及这些，一人与逆境中的家父进行了接触和交流。 32年后，您又用那样真挚的情怀，满怀深情的写了篇陈连兴访问家父的访谈录，通过求真求实的《炎黄春秋》杂志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扬子晚报》、《知识博览》、《作家文摘》、《周末》等国内很有影响的报纸，刊物都转载了您写的这篇专访，由此产生的连锁轰动的效应是可想而知的。看到和想到这些我觉得家父早年与河南人民结缘，并能为河南人民说一些实话，办一些实事，那是家父一生中最大的荣幸。家父能为这些世世代代都爱憎分明，尊重历史事实，是非观念清楚，做一点好事而记忆几代人的这么好的河南人民服务过，谋利过这还应是家父的骄傲。为此付了沉重的代价值得，真的！我今天真是发自肺腑的这么想，家父若真有在天之灵的话，也一定会这样认为的。 作者通讯地址： 邮编：:473056 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七一路183号南阳日报社 电话：0377—63152823 手机：13603778773 赵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