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未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按照祖制,朝廷官员的父母过世,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到期后可以回朝为官。张居正的改革才刚刚进入佳境,要是自己走掉,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而且回来后要给别人打下手了,所以张居正选择了唯一的选择,夺情(指事物太急,绝对不能走,皇帝批准,可以留下)。
万历八年,神宗皇帝已年满18岁了。这个青年帝王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会不曾意识到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压力,也不能不想一逞早日亲操政柄的威风。但是,面对如此广袤的国土,如此纷繁的政务,要他独力驾驭,也殊非易事。总之,他还得依靠这位“元辅张先生”。
九年来,张居正力肩重任,勉力支撑,已经积劳成疾。他不过才五十多岁的年纪,给人的印象就已经是未老先衰之态:形神疲惫,气血壅塞,须发花白,精神委顿……再说,作为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如何不知道故乡民谚“当家三年狗都嫌”的道理?于是在当年的三月,张居正正式向神宗提出了“乞休”的请求:“伏望皇上,特出睿断,亲综万几,博简忠贤,俾参化理,赐臣骸骨生还故乡。”这话说得无比苍凉,他不过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平平静静地退休,再去看一看荆州的田园美景、重履“乐志园”那竹林曲径、重归钟山堂去温习“谢家庭树依然在,为报新枝已满林”的旧作!
可是,神宗皇帝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毫不犹豫地下旨婉言慰留,并恩赐“白金麒绣御膳坐蟒”等贵重器物,以达诚意。这“坐蟒”就是袍服正襟用金丝彩绣蟠蟒图案,因龙、蛇同源,坐蟒袍服一向唯有王公贵戚才可着装,这种恩赐,对张居正不啻是一种极大的褒奖。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疏乞休,除了重申自己“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的苦楚和难处之外,同时还以良好的意愿提出一个善后方案:我此次求去,只是请假休息,并不敢以辞职而“决计长往”;国家或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唤到我,本人一定“朝闻命而夕就道”,就是拚上性命也不敢推辞。
这时,张居正的心绪十分复杂:尽管他热衷于贪恋权位,而且也希望将自己所开创的新政推行到底;但是,面对已经成年的皇上,他不得不作深长计议,以免“驽力免于中蹶”。他深深知道,宦海险恶,前途莫测,中途翻车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比如他所熟知的前内阁首辅严嵩,倒台之后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也就是后来的学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所说:“严分宜败后,乃子世蕃从粤东之雷州戍所私归,偕其密友罗小华(龙文)游乐于家园,广募壮士,以卫金穴,物情甚骇。其舍人子,更多不法,民不能堪,诉之有司,不敢逮治。袁州推官郑谏臣者,稍为申理,辄罗其诟詈,且有入奏之语。郑乃与上巡江御史林润谋,直以闻之朝,谓世蕃招集劲勇,图不轨,且与龙文日夜诅上。时,世宗方在齐宫祈长年,见疏大怒,直批就著林润拿来京。”
沈德符的祖父当时是巡江御史林润手下的仪郎,所以对这一事件的细节了解得十分清楚:明世宗的圣旨下达后,林润星夜出发,当即统兵赶往南方,要去雷州戍所缉拿严世蕃。这时,严家还蒙在鼓里,而世蕃之子严绍庭尚在锦衣卫任职,得到警报之后,即至雷州报信。后来,林润的追兵还是抓住世蕃父子,“都用叛臣法,与龙文俱死西市”。
伴君如伴虎,张居正知道,这些皇上都是些翻脸不认人的独裁者,严嵩在内阁21年,多少年间一直小心翼翼地侍奉着世宗皇帝;即使说他罪大恶极,那也有世宗的一份。可皇上一但认为此人成了绊脚石,先杀掉他的儿、孙,再把年逾花甲的严嵩放归故里,所以严嵩回家不到两年便郁郁而亡。政坛的凶险到了这一步,他不能不及早自谋退路,希望能保全自己及其家族。
从某种意义上看,张居正这种“乞休”之举,既是一种政治姿态,也是一种自我保全的策略——如不早日辞去,恐将使王事不终,前功尽弃。
本来万历已经同意,但由于李太后要强留张居正等原因,张居正最终留了下来,不辞劳苦地一干又是两年。
张居正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新历7月9日),张居正病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 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据传,一日万历读书,念到“色勃如也”时,误将“勃”读成了“背”。突然听见身边一声大吼:“这个字应该读‘勃’!”居正这一声大吼,让万历真的有些“勃如”了。而最终让万历恨上张居正的是另外一件事。万历年间,张居正当政,所有文件都是由内阁批阅,万历年幼,总想给自己找点事干,但一拿起奏疏,都是张首辅批阅好了的,所有事情照着办就行。万历毕竟十六七岁了,就只有找人玩,找到了身边的太监,太监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太监喝酒,他也喝酒,不过万历喝酒喜欢闹事。万历八年喝醉后找到一个太监要他给自己唱歌,但那个太监不会唱歌。他闹的事马上就传到了太后那里,太后给他看了一本书叫霍光传,霍光曾经干过一件大事,就是废过皇帝,意思就是,如果万历再不听话,就把他废掉,万历清楚,现在有能力废掉他的,就是张居正,所以由此恨上了张居正。
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张居正也险遭鞭尸。家属饿死的饿死,流放的流放,后万历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一代能相之家落得如此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