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如稷先生晚境一瞥
发布时间：2010-12-08 10: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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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行天下
林如稷先生本来寓居四川大学校园内的铮园，与校长副校长毗邻而居的一个幽静的独门小院，“文革”前我还是学生时常去那里，或旁听他给青年教师授课，或陪同他接待省文联来访贵宾如诗人戈壁舟，或由他耳提面命由我执笔商议为诸如中共中央西南局主办的内刊《未定稿》杂志、天津《新港》、《四川文学》等撰写约稿，因为1960年他中风后左手瘫痪右手写字已极为不便。可“文革”中他被扫地出门，赶往校外水津街望江川剧团斜对面的一座旧宅，同时赶往那旧宅的还有中文系的另外两位教授，一位是曾在法国留学工作十九年的精通古法语的外国文学教授颜实甫，另一位是被海内外学界尊称为“近人”的词曲专家任中敏（二北、半塘），此外还有历史系著名教授蒙文通等。这旧宅系老川大遗留下来解放前的老房产，已多年不曾维修，破败凄然，此刻又集中了这么一批“牛鬼蛇神”，与“文艺黑线”划清界线的人们避之犹恐不及，平素真可谓门可罗雀。
林先生住中堂右边的一间，约十余平方，厨厕均在后院，那里还挤着一位跟了林家数十年的保姆。先是林先生和师母二人，彼此还有个照看，儿子文亮、文询奔波在外，幺儿文光还在僻远山乡当知青。我作为曾受林先生诸多栽培的学生，也难于划清界线，怀着感念之情，不时去看看先生，陪他在落寞的书房兼卧室中，坐上一二小时。后来师母突发疾病先去，林先生更是孤伶，我去的次数更多。
当时的林先生因早已左手瘫痪腿脚行走不便，平时难以出门，至多只是从前院走到后院。没有收音机电视机，对外界的了解，惟有靠所订的每天那一份《四川日报》。每次我去了，林先生都非常高兴，与我天南海北地摆谈，谈得最多的还是文坛往事，如谈巴金文笔优美却不喜欢在公众场合侃侃而谈，有一次出访巴黎邀请方请他发表演讲，广告都见了报，巴金却买机票提前飞走了；谈他于1920年开始学写小说、散文和诗歌的情景，谈他1922年在上海同陈翔鹤、陈炜谟、邓均吾等发起成立浅草社并出版《浅草季刊》的情景，以及后来移师北京他同杨晦、冯至等成立沉钟社并跨度数年筹办和复刊《沉钟》杂志的情景。我学习新文学史时自然早就知道，鲁迅先生对浅草和沉钟社有过颇高的评价，誉之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林先生发表在《浅草季刊》上的小说《将过去》，被鲁迅收入他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林先生与我的交谈，话题往往是即兴拈来。一次我去时，先生正伏案用放大镜阅读戈宝权来信，这位大翻译家当时正致力中国新文学在海外的研究，在天津《新港》等刊物上撰写系列文章。他研究到鲁迅作品如何传播到法国时，即多次致函林先生，请教《阿Q正传》是怎样翻译介绍过去的。经林先生解答，我们才得知在法国留学期间，林如稷支持和帮助同学敬隐渔把鲁迅先生的作品译成法文，介绍给罗曼·罗兰主编的《欧罗巴》杂志，其中《阿Q正传》一篇是第一次被介绍给西方，并且得到了罗曼·罗兰对该篇小说的高度评价。这类的往事还很多。又如一次我谈及如何评价李吉力人受左拉自然主义影响的当时流行观点，他又忆起1936年在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左拉的长篇小说《卢贡家族的家运》的情景，以及因为意外的缘故他译成而未能出版的左拉的《萌芽》，还兴致勃勃地叫家人抱出了几厚本抄写的译稿给我过目。于今回想，实则是我受到的先生的一般同学在课堂上得不到的难得的教诲，使我受益匪浅。林先生的一生，其成就无疑展示于他的诸多创作、研究和翻译方面；而作为一位学者，他的大半生更坚守教席，立言又立德，他对后学乃至后学的孕育，更会世代默默流芳。
林先生一生崇敬鲁迅，他的身上颇有点儿毛主席所赞誉鲁迅的那种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精神，对于正义的东西，他总是挺身而出维护，敢于伸张，敢于直言，为弱者，为真理。他担任系主任时如此，担任教研室主任时亦如此；他为省人大代表时如此，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兼任成都市文化局副局长时亦如此。他从不低声下气，看人脸色，仰人鼻息。林先生晚年身处逆境，可以想见他心中无言的愤懑，然而对于光明却并没有失去向往和追求，对大是大非仍然识大体顾大局，这又正是他所崇敬的鲁迅先生“听将令”的精神的体现。“文革”后期，韩素音女士偕丈夫陆文星又一次访华，亦如既往，在北京受到周总理接见。韩素音向总理提出，她希望到成都（成都当时还未对外开放），要拜见几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四川大学的林如稷教授，总理表示应允。层层传达下来，当时刚出来主持工作的原川大校长温建平，登门水津街旧宅给林先生做工作，用自己被“打倒”的遭遇现身说法，希望林先生正确对待所受的冲击。却意想不到林先生反而劝慰起温校长来，爽快地表示，周总理都接见了，我们成都如何接待，完全听领导的安排。
于今在林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怀念先生的高风亮节，我心里真有说不完的话，惜乎我亦如先生晚年，同样因中风而偏瘫，至今已有大半个年头，医生嘱我控制自己的情感，不能过份激动。我不能尽情诉说我对先生的崇敬。我只是理性地觉得，我们已走过一个世纪的新文学，要发扬，要光大，要有纵深感，不能忘却它的历史，不能忘却它的先行者，林如稷便是其中功绩卓著者之一。数典不忘祖，知新而温故，召开这样的纪念会，实在是功德无量。
□尹在勤
林如稷简介
林如稷1902年8月10日（农历七月初七）生于四川省资中县。少年时代受其父影响，接触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林如稷1920年开始用白话写小说、散文和新诗，其中小说《伊的母亲》《死后的忏悔》、诗歌《盼春》等均发表在当时的《晨报副刊》。1921年，林如稷结识了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应修人等作家。1922年他作为发起人同陈炜谟、陈翔鹤、邓君吾等成立了“浅草社”，于1923年出版了《浅草》季刊，由林如稷和陈炜谟主编。期间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诗歌以及一些翻译作品。其中小说《将过去》后来被鲁迅先生选入由他所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1932年秋，林如稷和杨晦把中断了五年多的《沉钟》半月刊复刊。对“沉钟社”，鲁迅先生誉之为“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1948年－1949年间，他帮助华西大学的几个进步青年编辑《民讯》月刊。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在四川大学经济系任教，另一方面为支持川大、华大学生的助学运动，开设了文艺讲座。义讲《左拉的生活》。
解放后，林如稷于1950年1月，应谢文炳之邀，到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先后担任过中文系主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等职。1951年－1952年兼任华西大学中文系教授。1950年－1960年间他还兼任成都市文教局、文化局副局长。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联常委，四川省志编委。又曾任四川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第三届人民委员会委员以及成都市第一、二届人大会代表，市政协委员。
1976年12月10日，林如稷因病不幸逝世，享年74岁。
边记
林先生住中堂右边的一间，约十余平方，厨厕均在后院，那里还挤着一位跟了林家数十年的保姆。先是林先生和师母二人，彼此还有个照看，儿子文亮、文询奔波在外，幺儿文光还在僻远山乡当知青。我作为曾受林先生诸多栽培的学生，也难于划清界线，怀着感念之情，不时去看看先生，陪他在落寞的书房兼卧室中，坐上一二小时。后来师母突发疾病先去，林先生更是孤伶，我去的次数更多。
当时的林先生因早已左手瘫痪腿脚行走不便，平时难以出门，至多只是从前院走到后院。没有收音机电视机，对外界的了解，惟有靠所订的每天那一份《四川日报》。每次我去了，林先生都非常高兴，与我天南海北地摆谈，谈得最多的还是文坛往事，如谈巴金文笔优美却不喜欢在公众场合侃侃而谈，有一次出访巴黎邀请方请他发表演讲，广告都见了报，巴金却买机票提前飞走了；谈他于1920年开始学写小说、散文和诗歌的情景，谈他1922年在上海同陈翔鹤、陈炜谟、邓均吾等发起成立浅草社并出版《浅草季刊》的情景，以及后来移师北京他同杨晦、冯至等成立沉钟社并跨度数年筹办和复刊《沉钟》杂志的情景。我学习新文学史时自然早就知道，鲁迅先生对浅草和沉钟社有过颇高的评价，誉之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林先生发表在《浅草季刊》上的小说《将过去》，被鲁迅收入他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林先生与我的交谈，话题往往是即兴拈来。一次我去时，先生正伏案用放大镜阅读戈宝权来信，这位大翻译家当时正致力中国新文学在海外的研究，在天津《新港》等刊物上撰写系列文章。他研究到鲁迅作品如何传播到法国时，即多次致函林先生，请教《阿Q正传》是怎样翻译介绍过去的。经林先生解答，我们才得知在法国留学期间，林如稷支持和帮助同学敬隐渔把鲁迅先生的作品译成法文，介绍给罗曼·罗兰主编的《欧罗巴》杂志，其中《阿Q正传》一篇是第一次被介绍给西方，并且得到了罗曼·罗兰对该篇小说的高度评价。这类的往事还很多。又如一次我谈及如何评价李吉力人受左拉自然主义影响的当时流行观点，他又忆起1936年在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左拉的长篇小说《卢贡家族的家运》的情景，以及因为意外的缘故他译成而未能出版的左拉的《萌芽》，还兴致勃勃地叫家人抱出了几厚本抄写的译稿给我过目。于今回想，实则是我受到的先生的一般同学在课堂上得不到的难得的教诲，使我受益匪浅。林先生的一生，其成就无疑展示于他的诸多创作、研究和翻译方面；而作为一位学者，他的大半生更坚守教席，立言又立德，他对后学乃至后学的孕育，更会世代默默流芳。
林先生一生崇敬鲁迅，他的身上颇有点儿毛主席所赞誉鲁迅的那种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精神，对于正义的东西，他总是挺身而出维护，敢于伸张，敢于直言，为弱者，为真理。他担任系主任时如此，担任教研室主任时亦如此；他为省人大代表时如此，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兼任成都市文化局副局长时亦如此。他从不低声下气，看人脸色，仰人鼻息。林先生晚年身处逆境，可以想见他心中无言的愤懑，然而对于光明却并没有失去向往和追求，对大是大非仍然识大体顾大局，这又正是他所崇敬的鲁迅先生“听将令”的精神的体现。“文革”后期，韩素音女士偕丈夫陆文星又一次访华，亦如既往，在北京受到周总理接见。韩素音向总理提出，她希望到成都（成都当时还未对外开放），要拜见几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四川大学的林如稷教授，总理表示应允。层层传达下来，当时刚出来主持工作的原川大校长温建平，登门水津街旧宅给林先生做工作，用自己被“打倒”的遭遇现身说法，希望林先生正确对待所受的冲击。却意想不到林先生反而劝慰起温校长来，爽快地表示，周总理都接见了，我们成都如何接待，完全听领导的安排。
于今在林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怀念先生的高风亮节，我心里真有说不完的话，惜乎我亦如先生晚年，同样因中风而偏瘫，至今已有大半个年头，医生嘱我控制自己的情感，不能过份激动。我不能尽情诉说我对先生的崇敬。我只是理性地觉得，我们已走过一个世纪的新文学，要发扬，要光大，要有纵深感，不能忘却它的历史，不能忘却它的先行者，林如稷便是其中功绩卓著者之一。数典不忘祖，知新而温故，召开这样的纪念会，实在是功德无量。
□尹在勤
林如稷简介
林如稷1902年8月10日（农历七月初七）生于四川省资中县。少年时代受其父影响，接触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林如稷1920年开始用白话写小说、散文和新诗，其中小说《伊的母亲》《死后的忏悔》、诗歌《盼春》等均发表在当时的《晨报副刊》。1921年，林如稷结识了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应修人等作家。1922年他作为发起人同陈炜谟、陈翔鹤、邓君吾等成立了“浅草社”，于1923年出版了《浅草》季刊，由林如稷和陈炜谟主编。期间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诗歌以及一些翻译作品。其中小说《将过去》后来被鲁迅先生选入由他所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1932年秋，林如稷和杨晦把中断了五年多的《沉钟》半月刊复刊。对“沉钟社”，鲁迅先生誉之为“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1948年－1949年间，他帮助华西大学的几个进步青年编辑《民讯》月刊。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在四川大学经济系任教，另一方面为支持川大、华大学生的助学运动，开设了文艺讲座。义讲《左拉的生活》。
解放后，林如稷于1950年1月，应谢文炳之邀，到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先后担任过中文系主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等职。1951年－1952年兼任华西大学中文系教授。1950年－1960年间他还兼任成都市文教局、文化局副局长。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联常委，四川省志编委。又曾任四川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第三届人民委员会委员以及成都市第一、二届人大会代表，市政协委员。
1976年12月10日，林如稷因病不幸逝世，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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