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

1898年，随着六颗人头的落地，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划上了一个惨烈的句号，康梁流亡，所有与新政有关的人，不是被罢官，就是被流放，成了近代中国史上一件不忍触碰的伤痛往事。尤其是“戊戌六君子”横死菜市口的惨状，提及更是令人唏嘘不已。但从增量历史观来说，正是他们的鲜血冲垮了清王朝虚伪的掩饰，觉醒了一代民族精英对改良的虚妄幻想。

六君子的慷慨赴义，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抹上了一笔沉重的色彩，但也为中国的民族精英在探求现代化的进程中注入了强大的精神源力。这其中，又以谭嗣同的影响最大。

据戊戌变法亲历者，时为礼部右侍郎的徐致靖回忆，事败之后，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来到日本使馆，谭与日本参赞笔谈，请求日本方面保护梁启超，避免他死。而当问之作何打算时，谭嗣同用筷子敲了一下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后来徐致靖告诉外孙许姬传：“谭先生在临危时，谈笑自如，慷慨激昂，真豪杰之士”。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谭嗣同完全有时间和机会逃走，可他并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迎向清王朝的砍头刀，这无疑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牺牲，而这种自觉性正是谭嗣同的殉道精神。

说谭嗣同具有殉道精神是有根据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张灏在《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中有较为可靠的分析。在张教授看来，谭嗣同是近代历史上一位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家。他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只不过三四年的时间，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却留下了光彩的事迹和深远的影响，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谭嗣同选择了死？这是一个颇值得细究的问题。那么，这本书就希望透过谭嗣同的一生行迹和他的作品，勾画出他的主要思想发展，他的“心路历程”，找到他赴死的思想根源。

谭嗣同他自幼就生长在一个不愉快的家庭，他的父亲宠妾，家庭失和，他的生母不仅受到冷落，而且早逝，他因此受到庶母的歧视，这种种的遭遇使他对家庭之间的情感生活有一种灰色的感觉。而他本就是个情感丰富之人，内心就常有挥之不去的忧郁了，他自认为是一个“忧伤之中人”，对生命有一种所谓的“苍然之感”。而更大的原因则是，过早地接触接二连三的死亡，在他的生命中投下了更为厚重的阴影。

十一岁那年，谭嗣同家住北京，当地发生了一场大瘟疫，他的家人因此丧生者有六人之多，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和兄姐各一人。死亡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一个很深的烙印。成年之后，谭嗣同又备受死亡之痛。二十四岁时，他的朋友陈焕奎去世。翌年，曾与他相依为命的仲兄去世，给他的打击更大。更为不幸地是，在他仲兄死后不到一年，与他平素很亲近的从子又谢世。这一连串的打击，让他对生命有一种厌倦的感觉，而那种自童年以来就有的“苍然之感”在他仲兄死后已变得无法化解，笼罩着他整个心灵，他甚至对生命提出了疑问：如果人生，不论穷达，都归于阴暗的坟墓，活在世界上究竟有什么意义？但由于早年深受传统儒家教育的熏陶，以及此后王夫之“实学”的影响，使他在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识和宇宙感，造成了他内心的挣扎，推使他走向了“宗教心灵”，他试图借助宗教化解生命的悲感和存在的惶惑。

二十九岁时，他途径上海时，结交了当时在华提倡西学最力的英国学者傅兰雅，使他对西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继而对基督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96年他在北游学途中，曾再访傅兰雅，与之探讨基督教教义。更重要的是，在那一年，他在南京结识了当时最有名的佛学家杨仁山，立刻为杨仁山深邃的佛学修养和虔诚的信仰所倾倒。此后，谭嗣同在南京住了大约一年，大部分时间是从杨仁山研究佛学。

由于基督教和佛教的影响，谭嗣同开始强调宗教的重要性。他的思想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他甚至宣称“以言其哀也，则教不行而政乱，政乱而学亡。故今言政言学，苟不言教，则等于无用。”可以看出，透过对宗教的认识，他开始找到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他对“心”的信念。根据这个信念，谭嗣同认为中国的祸乱，乃至人间的痛苦，都可以心为解救之道。

出于这种宗教的信念，谭嗣同对自己亦开始有一种新的期望：“嗣同既得心源，便欲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以心挽劫者，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强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可见，此时谭嗣同思想中的自觉殉道精神已经很明显了。

而在1896年写就的《仁学》里面，这种殉道精神有了更为直接的体现。在此，谭嗣同认为，以爱心和悲愿来奉献自己的生命，拯救人类，使他们超脱小生命的割裂而回归到宇宙原有的圆融和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种使命感就是儒家“仁”的精神体现。但这个“仁”无疑也糅合了普救众生的大乘菩萨精神和基督教士冒险犯难的殉道精神。由此可见，此时的谭嗣同早就抱定了他所谓“杀身灭族”的决心，他在戊戌变法事败后，拒绝逃亡，从容就义，这份烈士精神就是植基于他的这种精神。

诚然，谭嗣同的殉道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几代理想主义者，也为早前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典型。但在现代的文明社会，这种以血殉道的行为已经不可取了，现在社会已经无法承受嗜血的文明，我们更希望看到，中国的民主进程，是建立在一条康庄大道上，而不是一条白骨皑皑的血路之上。可是，这并不是说，现在的社会不需要殉道精神。从现状来说，中国社会依然需要殉道主义精神，也依然需要在关键时刻有殉道者勇敢地站出来。但我认为，现在文明需要的殉道精神，是一个过程，一种态度，一种比奉献更进一步的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