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梁启超小便出血,住进了协和医院。当时医生检查确诊为肾肿瘤,建议切除“坏肾”。梁启超决定接受肾切除手术方案。手术由协和医院著名的外科专家刘瑞恒主刀,副手也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手术相当成功,可是术后梁启超的尿血症状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重了。而协和医院也发觉,割下来的右肾并无问题。梁启超之弟梁启勋曾在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发表《病院笔记》记载这一事件说:

　　“迨检查后,谓病在右肾……剖治时余未参观,但据力舒东之言,则当腰肾割出时,环视诸人皆愕然。力与刘(刘瑞恒)作一谐语曰:‘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刘曰:‘分明从右肋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乃相视而笑。力又云,作副手之美国大夫,亦发一简单之语曰:‘吾生平所未之见也。’以此证之,则取出之肾,颜色与形状,一如常人,绝无怪异可知。继乃将此肾中剖之,则见中有一黑点,大如樱桃,即从照片上所见,疑以为瘤者,即此物也。”

　　今天来看,这是一起诊断不准确导致的错误手术。不久事情便为社会所知,于是议论四起。著名文人陈西滢发表文章说:

　　“在梁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上海一位懂得中医的朋友,写信给他,说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术的,只要饮什么汤就会好。这话不但西医们听了好笑,就是我们也一点都不信。可是这中西不同的推断究竟有多大的分别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谁能说什么汤一定不能治愈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损失,也不至于比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再大吧?

　　中医只知道墨守旧方,西医却有了试验精神。可是我最怀疑的就是这试验精神……我们的朋友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

　　文章在《现代评论》刊出后,徐志摩也在5月29日的《晨报副刊》载文《我们病了怎么办》说:

　　“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既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两人的言论,加上梁启勋的经过报告,令事件全程公诸社会,协和医院一时压力极大。这时,梁启超却发表了一份声明,题目是《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其英文件至今保存在病案中,中文则发表在1926年6月2日的《晨报副刊》上。文中说:

　　“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它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事件至此,告一段落。梁启超崇尚科学、深明大义的形象,为社会所赞叹。不久后鲁迅提到此事,还讽嘲陈西滢和徐志摩说: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轰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