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梁启超割肾手术前后的争议,折射出特定的时代思潮。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正酣,中西医之争也硝烟弥漫。梁启超、鲁迅等人都是革新派,鲁迅说过“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这样的话,还曾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梁启超则写过著名的《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文中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吾辈死生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以他们一贯不遗余力提倡新学的立场,支持西医并不意外。

　　遭受了错误的手术,身体受到很大戕害的梁启超,不肯追究协和的责任,甚至还公开为对方开脱,人们还可以理解为梁启超对“科学”的宽容。但是,对于自己多次经中医治疗好转的事情,他却绝口不向社会公开,甚至在声明中还批评中医治病为“瞎猜”;接受唐天如的治疗,却又说他“言涉虚杳”。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何以对西医与中医的态度反差这么大?

　　梁启勋说,梁启超“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耶。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这就是有人说的,西医治不好病,也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病,也不“科学”。

　　类似的例子,在这一时期并不少见。另一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曾患水肿,西医屡治不效,后来由中医陆仲安治愈。当时报刊报道胡适患的是糖尿病和肾炎,但后来胡适一直否认他的病曾被确诊,用意是不承认中医能治好这两种病。他们刻意讳言与中医的接触,也许对于他们来说,个人的疾痛获愈不过是私人“小”事,承认中医能治好科学诊断的病却是原则“大”事,只有如此苛刻,才能表明自己的“科学”精神。由此不难看出,新文化运动树立的“科学”霸权何其强势!

　　因迷恋“科学”反被“机械科学主义”和“狭隘科学主义”所伤,这是梁启超的个人悲剧,也是时代悲剧。那么,中医到底是不是科学呢?也许论证这一不成问题的问题尚需篇幅。然而,写作此文时,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又一项中医理论课题成为国家973重大项目,课题负责人许能贵教授,继2005年该校终身教授、国医大师邓铁涛首获首席973项目科学家后再次获得此殊荣,是广东的骄傲,更是全国中医界的骄傲。中医药学的科学价值由此也可见一斑。

　　其实,梁启超、鲁迅、胡适……都有深厚的国学根底。从真正的科学精神来说,他们何尝不知道传统文化也有其精华?只是为尽快革故鼎新,破除封建残余,这一代知识分子不惜让传统文化受到深重责难。这确实是中国新生之前不得已的阵痛。可是,这样的情势却给了余云岫等反中医者以鼓舞,很快,他们将中西医论战推向了卫生行政中存亡废立的生死斗争,他们抨击中医的武器,依然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