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当时内外公认的中国权臣，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作者举李氏与俾斯麦的对话为例，诠释晚清中国的权力结构及李在其中的位置:

　　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已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

　　说到权力结构，又不得不详析清朝开国以来的满汉之别。梁启超说:

　　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我之见，势使然也。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故自成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

　　有清一代，朝廷对于满汉大臣的任用，一向是内外有别。清廷擢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汉员，实因洪杨难起，政权有倾覆之危，时势使然，不得已而为之。梁氏指出:“当时朝廷虽不得不倚重汉人，然岂能遽推心于汉人哉?”“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来，虽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并沿袭其政治制度，但政治权力的内圈仍为亲贵觉罗，世代靠钱米俸禄吃饭的八旗子弟则是其外围，形成了一个靠族群血缘维系的特殊利益集团。二百余年岁月的消磨，令这个“弓马得天下”的民族活力尽失，同光以来汉臣的崛起及由其主导的改革，不断触发他们对统治特权及既得利益的疑虑和危机感。

　　钱穆先生认为清代“可以说是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以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族政权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在这一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1、143页)

　　余英时先生指出:清王朝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或曰“族天下”)，并有着八旗制度这种严密的组织系统。他认为戊戌变法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他征引据梁启超的记述，指出“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年2月号)

　　由是观察，满清王朝不仅承袭了汉族历代王朝之制度积淀，更兼有狭隘自私的部族政权特性，前期虽经历过康乾盛世的辉煌，但一旦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明碰撞，其格局器量顿时捉襟见肘。对外既无力保中国，对内岂能保大清?这种部族政权的私心，越到危殆时刻越患得患失，越发认定只有自己的子弟靠得住。辛亥革命前夕组成以满清贵胄为主的“皇族内阁”，即是私心与法术的回光返照，令立宪派乃至北洋将士率与朝廷离心离德。武汉首义枪声一响，满朝亲贵束手无策，拱手让汉族权臣袁世凯坐收渔人之 利。

　　多年来，影视传媒一直致力于制造大清专制王朝的盛世神话，已属咄咄怪事;近年更有学者罔顾历史，将清王朝吹捧成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权，更是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