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劳动农民家庭，排行老大，下边有二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常听母亲讲，解放前，外公家有60担谷水田(4担谷田为一亩，即有15亩水田,折合为1公倾）。我外公的劳动力不算很强，但从不雇工，全由自己耕种，是最典型的劳动农民。舅舅们还未长大时，我母亲便是外公的最有力的帮手。在过去，富裕人家的千金小姐是不下地干活的，我外公家有15亩水田，耕牛农具齐全，虽算不上很富裕，但也不是穷苦人家。农闲时，我母亲跟大家闰秀一样，在家干锈花等针线活，农忙时就下地干活，有人路过时，母亲就躲起来，不让人看见。我母亲说，比母亲大一些的女孩子都裹了脚，我母亲因劳动而没有裹脚。我母亲是大脚。其实我母亲出生是民国八年正月，女孩子已经不用裹脚了。可能是封建残余罢了。
        外婆是不管事的家庭妇女，一双小脚，从不下地。外公有事都和我母亲商量，为了留住母亲这个劳动力，到22岁才出嫁。当时正是国民党抓壮丁的时候，实行二丁抽一，三丁抽二的政策，我父亲家里虽然穷，但没有兄弟姐妹，只有一个老母，不用去当兵，媒人也吹我父亲说小伙子在益阳的鞋店当老板，人长得结实漂亮。我外公和我母亲都同意了，外公为母亲出嫁办了不少嫁装，有一个雕花床，两个红漆柜，桌椅板凳，锅盆碗筷全有，而父亲家仅有5间房，空空的，没有一样家具，母亲一来就象一个家了。过门后，母亲才知道，父亲仅是益阳鞋店里的一个伙计，婆婆也有60多岁了，家里穷得很，嫁过来就没饭吃。母亲回娘家说给外公听，外公安慰母亲说，“孩子，没关系，只要自己有能力，把禾插在石头上也能长出谷来”。母亲嫁来后，我祖母和我父亲全听我母亲的，父亲也不再在益阳做事了，耕种着自己的三亩田土，母亲在家纺纱卖钱，白天纺半斤晚上纺四两，男耕女织，日子渐渐好起来了。两个姐姐相继出生后，有了五口之家，经济负担更重了，47年，奶奶去世后，又增加了一个哥哥吃饭（只有1岁半就病死了），生活非常艰难。
        1949年解放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50年春土改时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当时村长的老婆也怀了孩子，村长跟我父亲说：你先给肚子里的孩子起个名报上来，可以参加土改分田，所以土改时，我家是按五人(父母两姐和我）分的田土。以后党和政府组织农民成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每次运动，都是我母亲去参加会议，每次都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我母亲告诉我，她是第一个报名入社的，当时如果不是要天天给我喂奶，她早就去当干部了，如果家里有一个奶奶带孩子，我母亲真的会去参加革命工作。我深信不凝   ，因为我母亲比较开放，思维敏捷，善于表达。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我母亲和男劳动力一样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上山下田，什么活都争着去干。生产队里办了一个养猪场，有三十多头猪，一个男劳动力都干不过来，我母亲自告奋勇把它包下来了，当时在分配口粮和工分时，是按男劳动力的最高标准给我母亲的。1958年的猪场里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光是猪吃的饲料和水，每天就要挑十多担，那时不懂得科学喂猪，也不用生饲料喂，而要煮潲，所以工作量特别大，由于劳累过度，猪场环境潮湿，我母亲患了风湿性关节炎，为了多分得一点粮食来养育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忍痛坚持干了好几年，我母亲的身体也因此垮了，得了重病，当时也安排在人民公社的疗养院住了一段时间，从那时起，我母亲就跛了脚，以后还经常疼痛。我们姐妹四个参加工作后曾经常给母亲买风湿酒为其治疗过，几十年来虽然有所好转，但每到刮风下雨就痛，后来我查看母亲的右腿竟然比左腿小得多。
        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苏修逼债国家困难，天灾人祸集体困难，没有粮食了，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人们又在自己的家里生火做饭，当时母亲重病，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上学，我家更困难。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经常吃些蒿子等野菜充饥，从未吃过晚餐。那一年我们生产队就饿死了十多个。不管多困难，母亲总是叫我们好好读书，我母亲经常说，穷人靠喂猪，富人靠送书（送子女上学），我猪也喂，书也送。可见我母亲对子女的智力投资是非常重视的。六十年代的头几年，我家一年到头看不见肉，鸡生的蛋也舍不得吃，积起来卖钱给我们交学费。村子里还有两户人家也是三个女一个崽，女儿读完小学就不让读了，女儿不让读书了，儿子也不用功读书了，长大后没有一人参加工作。而我家：大姐66年师范毕业当了人民教师，二姐是小学高级教师，我是高级讲师，连妹妹也当过七年民办教师。务农之家变成了教书之家。这些都是我母亲重视读书的结果。
        1957年我有七岁了，妈妈用块粗布给我缝制了一个书包，就送我上小学了。因家庭穷困，营养不良，我的个子特别矮小，老师以为我只有五岁，不让我入学，我妈说快七岁了，应该上学了，老师不信，于是就考我数数，如果能从1数到100就允许我报名上学，我一口气就正确数完了，而同我一同去报名的曾利宾没有数清，她只比我小43天，没有报上名，到第二年才入学。妈妈教育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就能吃上国家粮，到外面去工作。其实当时我根本不懂读了书作什么用。我因个子特别矮，所以我一直坐在最前排，听讲特别认真，期未考试得了双百分，妈妈不断夸奖我，鼓励我，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成绩还不错。到了1960年，发生饥荒，妈妈看见我饿得皮包骨，放学回家后也不忍心再叫我做作业，队上有几个跳皮的小同伴经常拉住我不去上学，躲在山里打扑克，初小考高小时，我没有考上，妈妈知道后，狠狠教训了我一顿，妈妈从来没骂过我，更没打过我，这次我看见妈妈又急又气地骂我，我才知道没考上学校的问题的严重性。当时（1961年）全公社只有一所完全小学，小学四年级毕业后，就有50%的孩子没有书读，而母亲一心要送我读书，而我没考上，所以又急又气，只好四处找人帮忙，最后找到了在益阳县南坝小学教书的曾国华老师（是本家堂叔），再次补考在南坝读完小（小学五、六年级）。从我家到南坝有十多里，由于家里穷，读不起住学，只好走读，每天天未亮，母亲为我做好早饭,天刚亮就叫我起来吃饭，上学。那时没有水泥路，只有崎岖不平的山路，要走一个多小时，脚都走痛，我就后悔没有认真学习，要是考上了本公社的源加桥小学，就只要走三里多路，不用这么辛苦了。到了冬天，经常下雨下雪，只好住在学校里。学校专为我们几十个外地的学生准备了一间大房子，在地上铺上稻草，一排能睡十多个人，自带被子，我没被子，就和同学方得意两人合伙，他带盖被，我带垫被，一周回家一次，带一钵菜吃一周，自己带米，每餐搭在老师食堂蒸，每餐出一分钱柴火钱。把我们叫搭学生。我认识到条件再苦也要把成绩搞上去，通过在南坝小学两年的努力，我考进了重点中学----益阳县一中35班学习。和我同床的方得意同学没有考上初中，就没读书了，在乡村理发。1963年我所在的南坝小学第20班全班40多个同学只有2个考上了初中，而21班考上了二十多个。益阳县一中办在石笋公社，距我家有三十多里要翻越一座山，家里困难，我仍然读搭学。和雷爱中同学同睡一床，他带盖被，我带垫被。同睡了三年。和我同床的雷爱中同学，毕业后当兵去了。我考上了益阳县一中高中21班，初35班有50多个同学，也只有10多个考在本校，还有10多个考进了其他中学。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在闹革命。妈妈总是告诫我，革命运动要参加，但学习不能放松。我听了妈妈的话，没有丢掉学习。所以在77年恢复高考后，我能以优异成绩考进重点大学。   
       在解放后的三十年里，我家一直很穷，家里经常揭不开锅，但母亲每月都要买点肉并煮熟回娘家看望外婆，并经常教育我们要孝顺父母，懂得亲情。我上中学时，我的满舅经常来我家吃饭，从来没有买过礼品给我们，我有些不愉快，母亲发觉后批评我说：“满舅有病也没钱治，我这亲姐姐没能力帮他，来吃几餐饭也是应该的”，我也没说什么了。我当兵到部队后，我把每月6元钱的津贴费积起来，寄了20元给满舅，母亲来信夸奖了我。由于母亲言传身教，大姐师范毕业后分配在甘泉山教小学，每月工资只有29.5元，但每月送10元回家，剩下19.5元留给自己作伙食和零用，回家时还要买点东西。大姐资助了家里几十年，母亲逢人就夸女儿孝顺。我参加工作后，工资是54.5元，我每次回家都要给母亲20元，母亲总是说：“你留着自己用吧，你大姐二姐给了钱，我有钱用”。我母亲从来没有向子女要过钱。我大姐也说：“从没直接要过，只有我发了工资后的第一周星期天若没回家，妈妈就派父亲来看我。”
       母亲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我们对母亲的怀念和追忆纵有万语千言也难以表述，我们将时刻牢记母亲在生之年对我们的教诲，做一个正直，诚实，勤奋，坚强的人，以不辜负母亲对我们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