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葬在盘山脚下,那是他和他的战友们洒下鲜血的地方
很多人知道“狼牙山五壮士”,但不知道天津蓟县盘山,还有“莲花峰七勇士”的壮举。
1940年春天,面对蜂拥而至的日军,7位勇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了莲花峰。其中6人日殉国,只有班长马占东挂在树上,幸运地获救。
在盘山烈士陵园的陈列馆里,当壁上出现一位老军人的形象时,耳边响起年轻女讲解员清脆如铃的声音:“在抗日战争期间,盘山发生过‘莲花峰七勇士’的故事,就像‘狼牙山五壮士’一样。”她说的是1940年,7名八路军士兵,在完成阻击日军丶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之后,从莲花峰顶西侧跳下了山崖。讲解员的声音很平和,但是她的讲述却让人心灵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蓟县人,在我的同胞中出现了如此顶天立地的英雄团体,怎能不感到光荣和自豪呢?!
2007年6月,记者两探蓟县,又飞四川,寻访英雄的家属亲朋丶生前战友和众多知情人士,搜集有关史料,为国人提供这篇迟到了60多年的报告。
英雄无语 几至湮没
事情发生在68年前的1940年春天。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十三团团长包森,率领人马来到盘山东北部深山里的梁庄子,开始了创建盘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包森是陕西蒲城人,1938年跟随宋(时轮)邓(华)支队来到冀东。他领导的那支队伍,硬是在河北遵化活捉了日本天皇表弟丶宪兵大佐赤本。日军紧紧盯住了包森,纠集强大兵力,分几路向着梁庄子猛扑过来。敌强我弱,部队只能转移。警卫班长马卫东率领6名警卫人员,主动向包森副司令请求担任阻击任务。
在大部队转移的同时,七勇士开始由东坡攀登莲花峰。他们用密集的火力把疯狂进犯的日寇吸引了过来。他们利用有利地形,一边后退一边阻击敌人,像牵牛鼻子般把敌人引到了莲花峰顶。在这里,他们打光了子弹丶用光了手榴弹之后,用山顶上的石块掷击敌人。
当石块也扔光了之后,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7位勇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了莲花峰。
这7位跳崖的勇士中,6位战士英勇殉国,班长马占东幸运地被树枝挂住,摔成了严重的脑震荡。被当地农民救下来,在老乡家中及山洞里养伤,后来转到地方治疗。
七勇士的壮举,人们不会忘记。当时,十三团二营教导员王文(后曾任司法部副部长)一到二营,就听到士兵们动情地讲述着隶属二营的警卫班七勇士跳崖的故事。1941年,王文的简短报道刊登在十三团的《生活报》上。这是此事最早见诸报端。
当时《生活报》的编辑是十三团宣传干事丶后来成为知名军旅作家的刘大为。包森副司令员在1942年牺牲之前,不止一次地向刘大为交代任务,要他深入细致地采写莲花峰七勇士的动人事迹,包森还特别详细地向他介绍了马占东英勇杀敌的许多故事。
不久,刘大为调离十三团。马占东和他战友们的故事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不过,在后来6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无论他怎样努力寻找,也始终没有能够探访到马占东的踪迹。
中共执政以后,人们并没有停止寻找莲花峰七勇士的努力。蓟县档案馆馆长王雪松,作为抗战时期的老军官,通过马占东家乡的亲属,终于找到了马占东在四川的通讯地址。
在广泛搜集并在马占东来信提供材料之后,王雪松撰文记述了莲花山七勇士的事迹,发表在1989年3-4期合刊的县办刊物《山里红》上。这是报刊上对于莲花峰七勇士的第二篇文字记载。
2002年,传来马占东去世的消息,这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首先是青年业余作者丶蓟县国税局的一名官员在2002年3月的天津《今晚报》上报道了60年前的这一动人故事。同年,已近80高龄的刘大为闻讯赶到墓地,抱着马占东的墓碑悲恸地说:“你让我找了60多年!”
2004年,刘大为离世。在他去世之前出版的文集中,我找到了他撰写的有关莲花峰七勇士的纪念文章。
建于1957年的盘山烈士陵园长眠着2700多位抗日英雄
采访中,记者问过马占东的家人和一些知情者,莲花峰七勇士跳崖以来的60多年中,特别是在马占东逝世之前,有没有留下为国捐躯的6位烈士的名字?
一次次的问询,得来的却是同一个回答:没有。七勇士中的幸存者马占东在60年的漫长岁月中,为什么没有想方设法把七勇士的故事传扬开来?
平凡英雄 一生践行
从家乡父老的口中,我们可以找到的马占东对莲花峰往事的叙述只有一句:“情况忒紧,没办法啦,宁肯跳崖,也不能当俘虏!”
马占东的战斗生涯也是中共军队成长壮大的历史。1919年,他出生在一个雇农家庭。1935年起,他担任蓟县中共秘密战线的联络员。1938年,宋时轮丶邓华支队挺进冀东,他入伍成为一名八路军士兵。1940年,他随包森开辟盘山根据地,担任警卫班长,随后就发生了莲花峰七勇士的壮举。
没人知道马占东如何看待自己的这次死里逃生。当他跳崖之后,养好伤,便重返抗日前线,带领蓟(县)遵(化)兴(隆)人民武装,把日军打得晕头转向。作为勇士,作为生者,他选择了为人民继续战斗。
打跑日本侵略者,马作为一名中共军队的军官,不可避免地卷入国共内战。中共执政之初,他又走上了朝鲜战场。从战场荣归之后,他便奔赴四川西昌,参加大小凉山的追剿国民党在大陆残余势力的战斗。
在生与死的边缘,马占东一步步地由连长晋升为营长丶团长,肩上的重担不断在变化着分量,唯一不变的是他身先士卒的战斗风格。
几乎每一次大小战斗激烈进行当中,他的岗位都是在战场的最前沿。他在西昌作战时的副政委兼副团长冯玉贞,至今仍十分清楚地记得:“正在吃饭的时候,有人报告说‘土匪’(国民党武装,国共内战时,互指对方为匪)来了,大家放下饭碗,拿起枪就追,跑在最前面的是团长马占东。前沿离敌人最近,指挥最有效,也最危险。”
他就这样在前线上打了好多年。在战争中一只眼球被打掉,他自己竟然不能准确记得时间丶地点,更不记得是被什么人打掉的。只有他80岁老伴至今还记得,他的眼睛伤残是在同日本法西斯交战中被炸的。他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体内取出和留下的弹片共有多少,他自己也并不准确知道。他老伴知道,直至逝世,身上还有18块弹片没有取出。
“剿匪”结束,马占东在四川金堂县担任了几年武装部长。1962年上司让他离职休养,极不情愿的他直拖至1966年,才举家迁到四川省军区温江干休所。
照理说,按马占东参加战争历史来看,当时与他有过接触的“地下党”的几位负责人后来都是河北省的高级官员,完全可以为他作证。但马占东却怎么也不肯找这些当年战友去说情,还坚决不许孩子们去找。
写到这里,我想起家乡人民给他起的“张傻子”这个绰号(他本名张正顺,“马占东”是参加革命以后的化名),说的是抗战期间马占东整天只知道打日本鬼子的那股子韧劲。当时可能没人想到,这股子“傻劲”竟然伴随了他一生。
1973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在珍宝岛之战中负伤致残,马占东不愿给国家增加负担,硬是把儿子接回家中自费疗养。
一年后,四川省劳动机构的一名负责人丶当年十三团的老战友来看望马占东。得知马占东的二女儿作为“知青”在农村插队,老战友说可以帮助搞一个“指标”,把孩子调进城里工作。当“指标”送到他手上的时候,他让孩子退了回去。他对孩子们说:“我们不能接受这种特殊待遇,不能搞特殊化!”
也许只有那莲花峰才可以理解马占东的这一生。对那些用生命践行“国家兴亡丶匹夫有责”的人们来说,莲花峰上的纵身一跃,不是一个永志不忘的标记,而只是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一个开端。
2002年2月,83岁高龄的马占东在四川省军区与世长辞。遵照他的遗愿,他的家人由四川护送他的骨灰回到故乡,将其埋葬在盘山脚下。那是他和他的战友们洒下鲜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