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亦师亦友忘年交的张守常教授

■ 邱士杰

     今年4月6日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守常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日子。两年来，我时常追忆起我们交往数十年的往事。甲午年三十上午，我像往常一样习惯地拿起电话给张教授拜年祝福，却猛然想起这种祝福方式将永远不再！我只得推开寓室北窗默默地向北京方向顿首三拜，用一瓣心香祝愿张教授与夫人在冥冥天国里祥和、安乐。

       张守常教授出生在我县尹集镇后刘庄，是县城内西街大户姚家的外甥，少年时代大部分时间在县城度过，之后在济南、北京求学，时常利用假期在城内代课、游历。我小时侯家中老人和街面上的长辈时常向我讲起守常先生出身富裕家庭、聪慧好学、刻苦上进、待人亲和的细微之处。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书画作品《群龙图》是1974年在知名老中医胡先符先生家中，那时正是文革后期，胡先生也受到了冲击。张教授以书画慰籍家乡老友，胡先生从画面内容开始向我详细地介绍张教授的情况，并激励我们年轻人应以守常先生为榜样，积极上进，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所作为的人。那时我虽然不认识张教授，但通过老人们的话语，张守常的名字、人格、学养、书法、绘画乃至轶闻趣事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盼望有一天能见到这位令我钦佩、令我崇拜的先生。

       由于喜爱书画、文学、京剧的原因，我时常求教于李风强（老县长，年轻时在天津刻牌匾）、李洋（离休干部，李苦禅弟子）、程辛木（著名版画家）、王守仁（离休干部，著名书法家）、赵克航（离休干部）、张兰亭（退休干部、著名京剧票友）等先生，他们都是张教授的朋友，每次张教授回高唐我大都有机会近距离的聆听他的谈话，有时也一起吃饭。如果有书画应酬动笔的时侯，也欣然应嘱赠我墨宝。我收藏的张教授第一幅书画作品是1979年中秋节先生回高唐时在县文化馆写的。那时我年轻，张教授和老先生们聊天时我只是提壶续水跑腿服务，偶尔求教，也能得到他认真的讲授。张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待人真诚和蔼，说话幽默，做事平和坦荡、周到细致。通过多次接触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知识和道理，而这些有不少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溶入血液中，它甚至对我的人生产生重大的正面影响。

       1996年冬季的一天，张教授应邀来高唐研究文史工作，住在高唐州宾馆（原县委招待所）南楼。当时探望张教授的亲朋和请教求学的人很多，房间内已座无空席，门外还有很多人等候，张教授逐人分别问候并答复所提的问题，虽热情高涨，但也十分劳累。下午四点，我从平时所画的作品中选出三幅京剧戏曲人物（因张教授是京剧行家）和一张《菊蟹图》想请张教授点评指导，可当时人多我找不到谈画的机会，只好求助于负责接待的县史志办主任郑宽亭先生帮忙把我的作品拿到房间请张教授看。不一会儿，郑主任就通知我说：“张教授说认识你，叫你马上过去。”我到房间后张教授拿着我的画诙谐地说：“邱士杰我早知道这个名字，你我早就认识，想不到你还有这两下子呢。”并示意我坐在他旁边，对作品的立意构思、章法布局、体物造形及笔墨运用均作了周密细致的点评，除给予充分的肯定外也指出了今后绘画中应注意的问题。我们两人侃侃而谈，让满屋子人都插不上话。用晚餐时间已过并有人催过几次了，张教授说：“等一会儿，晚不了。”仍继续和我交谈。最后张教授说：“我想在你这几幅画上写点东西留个念想。”我当然求之不得了，立即找来笔墨在服务台的大桌上垫上报纸，张教授挥毫分别在作品《将相和》上题“将相和‘啊呀！老将军你……这算何意呀！’士杰同志写此剧激动人心之一场，非特形体生动其内心世界亦跃然纸上真杰作也。张守常谨题，一九九六年于故乡高唐”；在《苏三起解》作品上题“洪洞县内无好人”；在《钓金龟》作品中题“我那不孝的儿啊”。这些题词均为京剧表演艺术中舞台角色即用台词，如无深厚的京剧表演艺术知识是不会恰如其分地题出这几出戏的台词来的。最后一幅本想题“菊黄蟹正肥”，可别人一插言张教授脑子一走神题成“蟹正肥”了，我和围观的人都认为这张画题坏了，谁知张教授稍一停顿，灵机一动又续题“时菊亦黄”，好一个“蟹正肥时菊亦黄”！在场的人无不被教授敏锐的才思所折服，个个拍案叫绝，惊叹不已。然而，由于为我的作品题词，张教授忘了吃饭，接风晚宴不得不推迟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如今，教授已去，题词犹在，这几幅作品已是我的家藏珍宝，每每悬挂欣赏，睹物思人，以追思我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自高唐州宾馆相识后，我与张教授建立了真挚的个人关系，只要他来高唐一有空就通知我陪他聊天、访友或参加京剧票友活动，或去我家指导我绘画创作技能，或给我讲解收藏知识。我每去北京探望他，张教授也会长时间地陪我聊天。教授有时也主动打电话给我，最长时间聊过1小时20分钟。聊天的内容大多是人情事故、家乡变化、文学创作、绘画书法、历史典故，有的内容一时不能确切答复的，他也会以最短的时间查阅资料后给予有理有据的准确回复。

       199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我自1995年起就着手创作以大雁回归为题材的《百米回归图卷》。张教授得知后对我的创作题材、立意、方式给予充分肯定和很高的评价，并欣然应允长圈的序言由他亲自撰写。谁料当作品创作接近尾声时张教授却因白内障动手术住进了医院，他怕耽误了序言的撰写，就委托家乡老友李洋、王守仁等先生按他的意图帮他先撰拟《百米回归图卷》序草稿邮给他，修改后又委托王守仁先生替他代写一份序言备用。我清楚的记得，当离庆祝香港回归展出活动前三天的那天下午，我接到县印刷厂业务主管王桂萍女士的电话，让我赶快取回张教授写好的《回归图序》。原来前一天下午，张教授白内障手术后，不顾医生“手术后回家好好休息，少看东西”的叮嘱，到家后立即展纸挥毫一气写成了八百六十四言的《回归图序》，又找到正在北京办理业务的王桂萍，请她连夜返回交给我。1997年6月26日，高唐县庆祝香港回归活动如期举行，我创作的长达113.4米的《百米回归图卷》隆重展出。当县领导、群众和各级媒体得知情况后，都对张教授的无私奉献和支持以及提携后学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1998年5月21日张守常陪同我县在外地工作的老同志谢金声（高唐县解放后第一任县长，原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少先（原中央工艺美院党委书记）、杨宗先（原辽阳化工学院党委书记）、董华和董仪亭（部队离休干部）等人回乡参观考察时，他又把《百米回归图卷》推荐给他们参观，老同志对图卷的创作和张教授的支持、关心都赞不绝口，并分别题词赞扬。

       孙大石先生是我国当代山水画大师，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文化部侨联主席等职，现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画研究院院委。

       1982年孙先生回国后，由于爱好书画和工作的缘故，我有了经常和先生探讨有关绘画、人生哲理、人文轶事的机会。孙先生如无应酬，也常借我休班之时来我家做客，十多年的交往使我们建立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关系，直到1999年孙先生经外甥李荣豹撮合愿收我为入室弟子。当时我想，孙先生是绘画大师，我是无名小卒，如再建立师徒关系是否合适。我怀着这种矛盾心理征求张守常教授的意见。张教授说：“孙大石先生是我国当代绘画大家，你能拜他为师是你的福份，拜师后你会更方便地聆听孙先生的教诲，将会对你的绘画水平和人生价值产生更大影响，我看孙先生也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学生，但这也是一份责任，孙先生年龄大了，用人的时侯在后头哩，万一做不好就会产生社会非议。按历来的经验看，大多数拜师后的学生都是好的，但也有背师弃义的，也有名存实亡的，也有见利忘义的……”并告诉我“今后你要好自为之，不能让先生有半点不满，否则别人的吐沫星子也能淹死你，你要切记我的这些话。”张教授又鼓励我说：“你如能拜师是咱县文化界的一件大好事，我将亲自参加你的拜师仪式。”并且在拜师的方法、步骤、时间、地点、场面布置、邀请人员等方面都提出了周密、细致的意见。

       1999年9月22日，张教授不顾78岁高龄，拖着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的身体，只身从北京赶来高唐参加“孙大石先生收徒邱士杰拜师仪式”。仪式上，张教授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对我县文化事业寄予厚望，并特意从北京带来一尊寓意平安、幸福的黑陶瓶现场赠给孙大石夫妇，还赠我一方盘龙澄泥砚，希望我砚池耕耘更加努力。为活跃现场气氛，张教授和我县著名花脸演员郭军同志合演了京剧《空城计》一折，接着又与孙大石以及前来参加仪式的领导和画家徐祥之、李杭、赵燕、朱希江、赵安民、于平合作了一幅六尺横幅花鸟画。张教授在画上画了一棵松树，并将仪式内容和作者姓名、时间题在这张画上。为了纪念这次拜师仪式，张教授回北京后又给我写了一幅字寄来：“大石先生气魄大，独辟蹊径作奇画。一挥壁立万仞山，四海空蒙乾坤化。平生艺术期传人，士杰有缘拜门下。盛在画坛多盛事，更为高唐添佳话。一九九九年九月书此奉大石先生收徒，士杰同志拜师并请双正，张守常于北师大”。这次拜师仪式在张教授的关心支持下进行得顺利圆满，社会反映良好，张教授关心我县文化事业发展，尊重艺术人才，培养文化后学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拜师后十数年来，我以张教授的谆谆告诫作为弟子之道从未敢有半点懈怠。孙先生对我这个弟子还算满意的，2012年专门书写“思禅堂下大门生，士杰仁弟余可心”赠我，可见张教授的心血没有白费。

       2000年，为了弘扬孙大石爱祖国、爱家乡、关心公益事业及绘画创作思想，在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支持下，由我具体组织成立了“孙大石艺术研究会”。张教授对此积极支持，又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又便于操作的详细意见。根据张教授的提议，我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了60多位海内外艺术知名人士任顾问，县内外百余名艺术人才为会员的研究组织。这个组织十余年来为宣传孙大石精神，活跃社会文化生活，提高我县知名度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些与张教授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指导是分不开的。

       在多年的交往中，张教授对我的学习、成长、进步非常关心，他知道我爱好收藏，有次去他家时他就把学生送他的铜佛、古陶片赠我收藏。他每次出版或再版的书都工工整整地题上“士杰同志惠正，张守常赠”，钤印后送或寄给我。他知道我是李苦禅艺术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就把拍摄《爱国艺术家苦禅大师》的数张现场采访照片让我收藏已备后用。

       1998年，张教授回家乡时，发现本村岳长荣（抗战时24岁阵亡）遗属家藏有一本民国26年6月出版的《县立附设简易师范科第一级同学录》，上面有县长谢锡文、教职员工12名、学生39名的照片和介绍，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于是张教授专门借来吩咐县党史办主任张金洪同志复印，作为县文史资料备用，并多印一份赠我收藏。

       2000年秋，我拿着由苦禅大师长子李杭画鹰，我画苍松，孙大石补石并题写的《松鹰图》六尺横幅合作画让张教授欣赏，张教授欣然在此图左上方题“高唐三杰同作此图为之拍手称绝”。这幅画于2002年底由县政府作为全县烈军属、复员、退伍、荣誉军人慰问品印刷数千份并赠发下去。张教授闻讯专门来电话要去数十张作为春节礼品赠送给北京的朋友。他还在观看了我创作的60米人物长卷后写下了“士杰同志下笔即得其仿佛，奇才也，来日融会贯通必有大成就”的题词。

       同年秋，张教授在高唐走访老友时发现了1998年春由孙大石先生题“高唐县张大屯乡第五届黄牛节暨赛牛大会纪念”我画五头黄牛的合作画瓷盘，看到这一作品后，他对我说：“士杰，我见到了你和孙大石先生合作的瓷盘画，立意很好，把古人的五牛变形移位烧制在瓷盘上，又经孙大石先生品题，真算得上珠连璧合。”并诙谐地说：“我从不张口要别人的东西，这个盘子嘛请赐一个还望不吝。”我立即把家中收放的盘子送给了张教授。这个盘子多年来一直摆放在他家卧室显著位置，从未移动过。当我去北京看他时，他指着这个盘子调侃地说“这是我最珍贵的收藏”。

       2001年，张教授在与我电话聊天时开玩笑地问我：“士杰，你这么爱画，你有我的画吗？”我说：“没有。”“那你怎么不给我要啊？”我说：“我张开嘴给你要，你若不给我多没面子呀。”哪料没过几天，张教授寄给我一张1972年画的《熊猫图》，并在画的左上角题道：“偶捡旧稿遥寄士杰同志请正并以为念。二千零一年于北京张守常。”

       2003年，张教授因事来高唐在宾馆房间与我聊天，当谈到收藏名人字画时问我：“士杰，你知道于希宁吗？”我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给张教授介绍，他听后说：“你喜欢他的画吗？”我回答：“当然喜欢。”他随口说：“你喜欢，我送你一张。”此话说过去后我也没太在意，谁料张教授回北京后真的邮来一幅于希宁1976年12月赠给原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协和先生的五尺对开横幅《墨竹图》。我知道张协和是老红军干部，与李苦禅、张守常是老朋友，懂书画喜收藏，解放初期曾在山东工作过，是山东工业大学的开创者，又是于希宁的老领导和同事。这幅画是张协和早年赠给张教授的。我虽然满心喜欢，又觉得这张画份量过重，故打电话给张教授说：“张教授，你说赠我于希宁的画我认为说着玩呢，你怎么真寄来了，我受之有愧，我不能收，我得给你寄回去。”张教授说：“我就愿意给你，切莫多想。”当天稍后，孙大石让我带着这幅画去他那里。孙先生看着这幅画说：“张教授怕你再寄回去就专门打电话给我，这是张教授对你的信任和抬爱，你要是再给他寄回去，岂不辜负了张教授的一片诚意吗？”还对我说：“此画的传承很有意义，应该记录下来。”遂欣然在这张画的右上角空白处题道：“张协和赠好友张守常教授，珍藏近三十年赠忘年挚友士杰，世间友情尽在此画传承中，余晓而题记之。八六野叟孙大石题。”这张画我一直珍藏着，并挂在家中客厅正面，每天都能长时间的欣赏它，睹物思人，张教授的音容笑貌像此画一样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与张教授的多年交往中，他了解我喜绘事爱收藏并对京剧奚派艺术有点研究，就把我推荐给老友欧阳中石先生（京剧四大须生奚啸伯的弟子）。欧阳先生在百忙之中数次指导我奚派艺术要领，又把他自己录制的《中石自娱》两盘磁带（不对外销售）和专业书籍赠给我，还邀请我参加了在北京前门茶馆举办的全国奚派传人演唱会，并给我题写《陶然斋》堂号和其它书法作品。这些都是在张教授的引荐下得来的，知遇之情，没齿难忘。

几件轶事

（一）京剧情

       张守常教授博学多才，对京剧表演艺术有很深的造诣，是文武兼备的京剧老生名票。他和京剧名家奚啸伯、李和曾、章伯驹、刘增复、欧阳中石等人有很深的情谊，奚啸伯为了“演《宋江》，他精读了《水浒》并和历史学家张守常先生反复探讨”（见《京剧艺术家奚啸伯先生艺史漫录》，欧阳中石著）。1936年，张守常先生十五岁就在高唐城皇庙后（现玉带桥东南）搭的戏台上粉墨登场，扮演难度极高的《骆马湖》中的大武生黄天霸。他一“坐场”“念引子”即博得了观众的碰头彩，后边的“念诗”“走边”“趟马”均博得观众的阵阵掌声。我还听张教授说，年轻时他曾在济南、北京票过多出戏，1953年还主持过梅兰芳先生在北师大的演出。多年来他一回高唐，有机会就找京剧票友玩一阵子，给大家谈谈有关京剧的知识和轶闻趣事。由他书写的“敲鼓打锣，板弦合作，一曲高歌，无穷快乐，张守常书于里门”（“里门”即京剧艺术门里人）的题词，现在仍悬挂在县京剧社的墙壁上。张教授唱的是京剧老生行当，他在余派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条件又揉进马派风格，从而形成了字正腔圆、委婉动听、回味悠长的鲜明特色，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音律基础是很难达到这种高度的。

（二）“头一回”

       张教授对孙大石先生的人品、画品非常赞赏和敬佩。孙大石美术馆开馆及孙大石艺术研究会成立时，他都亲自参加祝贺，只要稍有空暇就去美术馆参观一番。他常对我说：“孙先生的书画另辟蹊径，别有新意，百看不厌。”记得200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见张教授一人在北湖桥南头徘徊，我问他一人在这里干嘛？他说：“我想拜访孙大石先生，可是这么远又打怵。”我说：“我这摩托车你敢坐吗？”他说：“你敢拉，我就敢坐。”就这样我用两轮摩托车载他拜会了孙先生。回来后张教授开玩笑地说：“你真大胆，拉着80岁老头子噌噌乱窜！不过你创了一个纪录，我平生坐摩托车还是头一回。”此事说起来有点意思，但也使我十分后怕，万一把国宝级老人摔一下子可就麻烦了。

（三）“咱不够格”

       2002年春天，山东电视台《天南地北山东人》栏目记者卢敏，在姜副台长的带领下来高唐为孙大石先生录制节目。该栏目的采访对象都是山东省籍的宿儒明星、巨匠名流，自1993年开播以来，在海内外影响极大。当时，我把张守常教授的情况介绍给电视台的同志，他们听后很感兴趣，认为这正是做栏目所需的最佳人选，当即拍板委托我从中协调运作。我想，高唐出了张教授这样一个名人，应大力宣传，既宣传了高唐这片热土孕育出的诸多大家，又提高我县的知名度。哪知道张教授为人低调，不事张扬，不图名利，对我的用心婉言回绝。当我费尽苦口追问他：“你为什么这样？你认为录制你的节目光为你吗？实际也为了宣传咱家乡高唐！”经反复做工作，张教授才勉强同意，于是我和卢敏同志约准了采访时间。但这时又接到张教授的拒绝电话，我着急地反复规劝，张教授说：“对不起，我反复考虑，我不够格。谢谢你和电视台的好意！”好一个不够格！张教授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特别是太平天国北伐史研究方面在全国首屈一指）又精通文学、书法、京剧等，还如此谦虚，真是令人钦佩！

       南京夫子庙南路口的东西大马路叫瞻园路，208号瞻园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府邸之西圃，太平天国时是东王杨秀清的府邸，解放后国家利用原有厅堂建立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2005年初夏，我游览瞻园时见展厅柱上有一副木刻对联字迹很熟悉，很像张教授写的，查此对联撰写者没有署名。后来向张教授求证这件事，张教授淡淡地说：“那是应太平天国研究专家罗尔纲先生嘱咐写的，不写不恭，署名又显张扬，所以没署名，我觉得我不够格。”

（四）“你吹牛”

       2000年10月，张教授赠给我《太平军北伐丛稿》一书。后来他回高唐时问我：“我给的书看了吗？怎么样呀？”我说：“看了好几遍了，都快背过了。”张教授说：“你吹牛，我问你199页《李开芳守高唐述评》中，咱县张奇才（离休干部、书法家、张教授的朋友）提供的胜保围困高唐时放到城墙壕子里以防城内太平军越壕偷袭的是什么东西呀？”我确实看了几遍，但这一提问却被问懵了，显得十分尴尬。再问现场几位得到这本书的人，也没人答上来。这时张教授大笑着说：“蛤蟆呀！”我和其他人才恍然大悟，原来1854年5月，太平军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北伐受挫，后带领630人马接应援军时攻克高唐被清军胜保部队围困，为防太平军突围，清军在民间大量收购蛤蟆放入护城河里，夜间蛙声一片，稍有动静就停止鸣叫，以此办法帮助清军放哨报警。通过这件事，我受到一次很深刻的教育，也改变了我嘴快的毛病，在研究和学习上更加认真了。

（五）“不移”

       凡去过北师大乐育四楼二层张教授家的都会看到，一个建于上世纪50年代老宿舍楼的单元房里，不足60平米的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居室，除去两张床和一套简易沙发书桌外，其余所有能够利用的空间都放置了各种书籍资料，而且摆放规整，七个子女和孙辈的孩子们从不乱动。这些书籍像一部百科全书一样，随时供张教授查阅。他撰写的各种出版论著却是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旧式小写字台上，还被书架横占一角的剩余空间完成的，创作条件相当差。我曾为弄明白清朝胜保围困高唐太平军时，在县城北五里村西南铸大炮的问题请教张教授，他让我登上凳子在靠近屋顶最上一层书橱从左向右第18本书拿下递他手中，顺手一翻就找出我提问题的文字根据。我曾几次问过张教授：“你住的这么窄巴，书放的连人都没处站，咋不换个大点的房子呀？”他说：“学校给过房子，但没去住，我这辈子光跟这些书打交道了，搬家容易，可搬这些书后再摆放到我熟悉的位置比编一部字典都难。干我这行有这间屋就够了，故而我的斋号取名‘不移斋’。我请人专门刻了一枚常用章也是‘不移’，我这辈子就不移了。”当然，这也包含着张教授著书立说写史、修身立德教人的不移。说到做到，教授直到离世也没有离开他那间小居室，这或许也可以给我们后人留下些启示。

（六）“行头”

       认识张教授的人都会记得，除参加重要活动他偶尔穿西装外，其余时间无论上课、外出讲学和回家乡大多穿一深蓝色中山装，天凉再戴一顶旧单帽，手里提着一个使用多年的旧黑提包。家里待客坐的是一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产，现在旧货市场上也很难找到的简易木扶手沙发，再加一个不太协调的圆型木茶几摆放其中，均用干净的毛巾和塑料布铺在上面。一个堂堂的北师大教授如此简朴，和电影、电视剧、小说中描述的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的教授迥然不同。当我询问他：“你一个成就卓著、著作等身、贡献突出的大学教授，又不是没钱，这些东西不改变一下吗？”张教授笑而答道：“我就是这种‘行头’（京剧服装道具行话）。”

（七）“四块钱”

       张教授是北师大资深教授、研究生导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颇具影响，是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顾问、中国义和团运动研究会理事及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理事。他的专著、论文被译为英、日等多国文字介绍到国外，教书育人几十年，桃李满天下。离休后直到晚年，后来坐了轮椅仍没离开讲台。我国曾有一段时间流行名人走穴演出、讲课，一堂课、一首歌动辄几千、几万、几十万元。早些年，我半开玩笑地问张教授：“你都离休了还坚持上课，不少挣钱吧？”他也俏皮地伸出四个手指头让我猜，我说：“四十？”他摇头；“四百？”他又摇头；“四千？”他说：“你别懵了，每小时四块钱。”我说：“你这么大名气，这么大年纪，应该安享晚年了，一个小时四块钱干这个干嘛？”张教授说：“学校从事这个领域的人少，领导希望我继续教，学生们也喜欢听我讲，我干了几十年教育愿意把我这点东西教给孩子们，钱给不给无所谓，够吃够喝就行了，只要学校需要，不给嘛也干，干到啥时算啥时，干不动了就不干了，咱也是共产党员呀。”

（八）“扛活”

       自1996年之后，我凡遇到自己认为重要的每项活动和写的文字材料都请教张教授参谋或审正，例如我出资刻制《陶然斋碑廊》石碑时，他提建议并提供珍贵名人墨迹字样，还撰写《碑廊》序言。我写《高唐历代名人碑稿》，他又逐人审定修改。2003年春，我写《高唐大觉寺舍利宝塔考》请他审阅时，他说：“文章写得真不错（显然是鼓励我）。”并提出文章中引用的典故、诗词、资料一定要注明出处，以备研究者和好事者查考。有时如提前知道我有文章请他审阅时，就时常挂在心上，或用电话、写信方式催促。例如，2001年12月15日信中就提到“你要我看的稿子不见寄来，不过我不是催，届时当和×××一同寄上。”每次麻烦张教授后，当面或电话感谢时，他总是调侃地说：“我就是愿意给你‘扛活’。”

（九）“友情为重嘛”

       张教授是个重情义、热心肠且平易近人的人，无论在北京或回家乡，他都满腔热忱地对待每一个人。我曾陪同他带慰问品探望年迈卧病的老朋友李洋先生，也曾和张俊华同志陪同他送花圈悼念逝世的老朋友罗廷训先生，还同他一道拜会过街上的老人李贺红、张长法等人。他还委托我给画家高兰青先生送过照片，给书法家王守仁先生送过查询的资料，还曾委托我和篆刻家张祖信同志给他患病的乡间爷们过七十五岁生日，送过亲笔书写并裱好的“寿”字和蛋糕……2010年2月23日，我去北京家中探望他，那时张教授已无气力用复杂的语言和我交流了，见到我后他嘴角中只微弱的吐出一个字“想！”并四次被子女扶床休息，仍坚持起来陪我坐着谈话。繁重的社会应酬常使他身体难以承受，我曾亲见他晚年回家乡累病三次，由大夫抢救治疗好，回京后并以书画答谢。他在给我的来信中也提到“老迈无力，平时活动不多，每次回高唐住几天，熟人交往集中，好像很‘活跃’，其实并非常态。”我看到他若大年纪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曾几次劝他：“你这么大岁数考虑这么细，做这么全焕干嘛呀？”他用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幽默地答道：“友情为重嘛。”

（十）最后诀别

       2010年腊月三十上午，我照例给张教授电话拜年，张太太接电话和我家常理短地拉了10多分钟，电话中也能听到张教授在旁边搭话的声音（张教授已无气力与我对话交流了）。谁能料到，那年正月初六张太太送客人在楼梯摔坏了腿住进医院，不幸初九逝世。正月十八，张教授的长子张燕快按父亲意图通知我并转告高唐的朋友们。20天后，张教授因心脏病住进了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出院，回家后又犯病了，从此住进二炮总医院，曾几度住进重症监护室治疗。患病期间，他嘱咐长子张燕快、女儿燕喜于3月27至29日来高替父探望家乡老朋友，并想把家中老房子翻盖后捐给村里作农村文化站用。当时，我建议张教授的子女把教授关心的人和场合拍成照片与录像带回去让张教授看，我还召集张教授的老朋友赵克航、郑宽亭、侯立中、薛长业、张荣庆、高家星、张俊华先生，每人写一句祝福张教授早日康复的吉言。我写了一句张教授常说的票戏《骆马湖》叫板台词，“‘哎呀！这不是骆马湖么。’张教授快点好，好了咱票一场”。张教授见到乡友的祝福语后感到很亲切，连续几天反复审看，精神明显好转。毕竟年龄大了，病情时好时坏，后来再次住进重症监护室就没出来。我只能与他的子女们在电话中了解病情。

       北京探视重症病人是有严格规定的，每星期二、五下午3点半至4点，半小时时间每次只允许一人进入，且要穿消毒衣、帽、鞋、口罩，方可探视。其余时间除医护人员外任何人不准接近病人。我在几个月的真挚恳求下，张燕快安排我2011年11月15日探视。我看到张教授躺在病床上，右手指卡着监测仪夹子，还插着输液管，下身用着导尿管，嘴鼻上用着鼻饲管和氧气管，他闭着双眼已不能说话了。我说：“我想你，专程看您来了。”他猛地睁开双眼看了看后，身体开始翻动起来，嘴角略动像要说什么。我怕他身体翻动挣开这几套管子，就握住了他的左手，但他仍用力抓我继续翻动，我用额头亲触他的前额，他不动了。我眼含热泪地说：“我能认识你并得到你的教诲和帮助，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我看到张教授眼里含着泪水，左手握着我的手用微力回复我。探视结束时间到了，我只得松开张教授的手，恋恋不舍地走出病房。想到和张教授交往几十年而这次是最后的诀别，千头万绪、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我这从不轻易落泪的人却平生第一次趴在医院走廊的墙面上嚎啕大哭起来。

       2012年4月6日中午，我接到张燕快告知父亲上午8时逝世的电话，随即通知了高唐的老朋友们。4月9日下午五点，我和县里的同志们急赴北师大灵堂祭奠，4月10日上午参加了在八宝山竹厅举行的张教授遗体告别仪式，欧阳中石夫妇、李燕夫妇等社会各界人士数百人和家乡亲朋也赶来悼唁。那时，张教授静卧在竹厅中央的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厅堂正上方电子屏幕上显示着“沉痛悼念亲人张守常”，灵桌上安放着张教授生前遗照，厅堂靠墙摆满了有关单位、生前友好送的花圈和挽联。其中灵桌右边摆放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送的“守常先生千古”的花圈和从外地发来的唁电：“惊悉噩耗，至为痛惜，相知厚谊，迄未能忘，先生染恙，未能获知，邃尔驾鹤，痛何如之！而十日适在外，不能送行，何其疚憾也！敬乞家属节哀。”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蒋晔书写的“守望故宫课堂传道故宫里，常辑民谣人心治乱民谣中”的挽联也摆放于灵堂里。右边悬挂着欧阳中石书写的“守常修史已，遗著显文兴。守常哥走好，弟中石、妹苣京敬挽”以及李燕书写的“守身如璞，常为民心。张乡兄守常先生安息。高唐之裔李燕敬挽”的挽联。每位参加祭奠的人向张教授遗体献上白菊花，三鞠躬默哀，瞻仰遗容，慰问亲属。我满含热泪用镜头记录下这使人心碎的场面。张教授火化后按遗嘱一部分骨灰葬在北京北郊昌平墓地，另一部分则撒在高唐故乡的土地上。

       我亦师亦友忘年交的张教授走了，使我失去了一位经常教育指导的好老师，失去了一位经常谈笑交流的聊天朋友，更失去了我最崇拜的一位偶像。两年来我每每在翻阅欣赏他留下的书画、墨迹和藏品时，总是睹物生情：一代学者，一生低调，为人忠厚，学养深厚，治学严谨，诲人不倦，成就卓著，桃李满园，像这样一位一生正直热情的张守常教授才是我和后人永远学习的楷模。

       张守常教授精神永存！

（作者系李苦禅艺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孙大石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高唐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员、高唐县美术家协会副会长、高唐戏曲曲艺家协会顾问、高唐收藏家协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