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策反“长安部队”

    1943年，日军太平洋战争失利，不断从中国大陆抽调兵力，宁、沪、杭地区的日军兵力日渐空虚。为弥补兵力的不足，日军在清乡的同时，不得不依靠伪军的力量以维持对占领区的统治。1943年底，日军在浙北地区划定海宁、桐乡、崇德、德清及嘉兴、海盐一部分为浙江省第二清乡区，调伪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徐季敦为清乡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驻海宁县长安镇。

    徐季敦虽然名义上是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却事事受制于日军，所属各县及县保安队也不听命于他。所以徐季敦想以专署的名义建立一支保安队，供自己调遣。其时，正值中共浙西特派员罗希明在杭州策反伪军张华夫部队。1943年7月，罗希明发展了张华夫部第一大队大队长呼延夫、“浙西战地青年反敌行动工作团”第一大队大队长鲍自兴、大队副朱思洪3人秘密入党。由于策反张华夫部行动未果，呼延夫等人被迫离开张部。同年11月，呼延夫了解到，新设立的汪伪第二清乡区的督察专员徐季敦，是他在淮阴师范附小读书时的校长。罗希明根据呼延夫汇报的这一情况，当即决定利用呼延夫与徐季敦的师生关系，派呼延夫打入该清乡专署。徐季敦当即任命呼延夫为专署军事科上校科长兼保安大队大队长，要呼延夫具体负责招兵买马，尽快建立起一支队伍。呼延夫通过杭州汪伪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徐念劬和省保安大队队长吴杰等结拜兄弟，借到五六枝步枪和二三枝短枪，要了受训编余的二十几个老弱残兵，成立专署保安大队。12月13日，这支部队在呼延夫的率领下，从杭州开往海宁，进驻长安镇仰山书院。

    浙西特派员罗希明原在杭州设有党的联络点。为便于工作，经呼延夫联系，罗希明于1944年1月带了许斐文、金国源，从杭州迁到长安镇，在虹桥附近一家羊毛行楼上建立了党的秘密联络处。同时，又在长安镇寺弄口潘寿枫盐店建立接头点。3、4月间，罗希明得知鲍自兴在杭州受到国民党浙西行署调查室追捕，即派人将鲍自兴接到长安镇。接着，朱思洪也从南京来到长安镇。罗希明将鲍自兴、朱思洪两人派入“长安部队”。同年5月，在“长安部队”内建立了中共特支，由呼延夫任书记，鲍自兴任组织委员，朱思洪任宣传委员。部队党组织建立后，即通过大队长呼延夫出面调整了部队领导，把原由杭州保安处调来的一个队副和另一个分队长调离，委派鲍自兴为队副、朱思洪为教官，又任命曾在杭州一起策反过张华夫部队的杨天澍为军需。鉴于以前在杭州两次策反张华夫部未遂的教训，中共太滆地委指示罗希明：“对‘长安部队’不要妄动，要稳步发展。”因此，罗希明要求特支充分利用日伪军番号进行活动，争取武器，发展队伍，扩大控制范围。

    1944年5月初，驻海宁县城盐官镇的伪保安队邓晶平部一个中队，被海宁县自卫大队俞文奎部夜袭全歼，盐官、石塘头二个海口驻防点因此无兵驻守。徐季敦要呼延夫分兵外防。因鲍自兴和国民党海宁县县长顾达一、教育科科长戴谷音、自卫大队大队长俞文奎有旧交，呼延夫就派鲍自兴率领一个班驻扎石塘头。这样，“长安部队”在钱塘江口控制了第一个驻防点。在此之前，部队曾派兵袭击了长安镇西北5公里处的一个叫沈士前的小集镇，全歼了“忠义救国军”的一个行动组，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部队便在那里分兵驻扎。同年7月，日伪发动“清乡”一无所获，徐季敦因无功而去职。伪第二清乡专署机构改为伪浙江省第四行署。11月间，“长安部队”改编为伪浙江省保安第十大队，由呼延夫任大队长，史华轩任大队副。下设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鲍自兴，驻石塘头、盐官、科同桥、沈士前；第二中队队长朱思洪，驻许村、许巷、翁家埠；第三中队队长刘百朗，与大队部一起驻长安镇。与此同时，沪杭两地的一些学生，以及呼延夫、鲍自兴的一些旧部下陆续投奔过来，部队逐步发展到近200人。

    1944年7月，刘明接收“长安部队”关系后，即带鲍自兴去甪里堰，和海北支队取得了联系。张季伦、曾平要求“长安部队”坚持原地活动，并向海北支队接济弹药，提供敌伪活动情报，积极配合海北支队。鲍自兴回到长安，立即向党的特支汇报了情况。特支决定把750发全新的重机枪子弹，交由浙东纵队海北大队桂新根带回甪里堰。半个月后，海防大队一中队指导员严洪珠和鲍自兴同赴上海，为海北支队购得两架步兵用蔡司望远镜。呼延夫还通过伪行署军事科，将侦察到的日伪军事情报提供给海北支队。

    1944年冬，通过吸收投靠人员，收编游杂部队，“长安部队”力量进一步发展，武器装备也更充实，驻地范围已扩大到钱塘江北岸的盐官、石塘头、翁家埠三个口岸。这里东西长达20公里的口岸线，是过往浙东、浦东的重要通道。此外，他们还控制了沪杭铁路线上的长安、许村二个车站，并在许巷等集镇和港道口屯兵驻防。控制这些要地，在军事、经济、政治上都有重要意义。在石塘头、盐官二个渡口，不仅从过往商人的税收中，为部队筹集了不少给养，成为部队的重要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使浙东抗日根据地有了一条较理想的海上通道，便于浙东新四军来往采办必需的军用物资，比原来从慈溪、浦东一线进出更为便利。当时，刘明也经常从这两个渡口往返浙东与海北。正因为如此，浙东区党委对有着一个营的兵力，控制着三个重要渡口和两个铁路车站的“长安部队”十分重视。1944年冬，浙东区党委城工部部长王文祥曾指示：“以后若没有区党委的命令，‘长安部队’不能离开这个地区。”

    1945年春，张恒充任伪和平救国军第十二军军长，命“长安部队”改编为军部特务营。为了扩大部队力量和活动范围，经党的特支研究后，决定将计就计，一方面部队接受改编，变更番号，将所属三个中队改称连；另一方面坚持原防，不受控制，既保持了原有的组织系统，又利用改编之机争取了武器装备，进一步充实了部队。

    经过两年的努力，“长安部队”最终发展到一营三连建制，400余人，步枪160余枝，短枪、冲锋枪30余枝，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通过海、河、公路、铁路，可沟通浙东、海北、浙西联系的约150多平方公里的回旋区域。

二  坚持党对部队的控制

    “长安部队”的活动逐渐引起了日、伪、顽各个方面的注意。“长安部队”中共特支利用当时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和社会环境，以积极灵活的斗争方式与敌人巧妙周旋，从而保存了部队，站稳了脚跟。

    新四军浙东纵队海北支队到达海盐澉浦、甪里堰地区后，由于“长安部队”的鲍自兴与他们有联系，从而引起了杭州日伪军特务机关的注意。1944年夏、秋期间，杭州日伪军特务机关派出了以陈国祥为首的4人情报组到石塘头，企图统收盐税，并以石塘头为立足点向浙东刺探情报。特支研究后，由呼延夫在黑夜从长安派出一小支武装，向石塘头佯攻，而鲍自兴则装出还击的姿态。这场“交火”使这4个汉奸惊恐异常。第二天天亮后，他们立即撤离石塘头，逃往长安镇。石塘头这个重要驻防点依然掌握在“长安部队”的手中。

    1944年11月，鲍自兴率领的一中队队部进驻盐官后，不仅与浙东有了更多的往来，而且与海盐澉浦一带的党组织也常有接触。这时，杭州日伪特务机关又派遣以陆屏为首的10人情报组到盐官，进驻一中队队部。情报组来了以后，海宁自卫大队大队长俞文奎派人与鲍自兴商量，要求鲍自兴配合自卫大队消灭情报组中的几个人。因为这几个人当过日军守备队的密探，曾带领日本人“扫荡”，使俞部的大队副杨某重伤，他们想报一箭之仇。为排除障碍，消灭日伪情报组，鲍自兴顺水推舟，借国民党的刀为民除害，同意了俞文奎的要求。结果，这个情报组被全歼。此事后来引起了杭州日伪特务机关和长安日本宪兵队的怀疑，经多方排解，才化险为夷。

    由于盐官和浙东方面的频繁往来，澉浦地下党员祝岐耕、陆辛耕等人也因工作需要常在盐官、长安露面，引起了国民党海宁县当局的注意。1945年4月间，国民党海宁县当局派兵突袭盐官，扣留了鲍自兴。虽然鲍自兴伺机脱险，但是很明显，他已被国民党方面怀疑，为免再遭袭击，刘明和特支研究后决定将鲍自兴和朱思洪对调驻防，由朱思洪带二中队驻盐官，鲍自兴带一中队去许村、许巷、翁家埠驻守。“长安部队”改为和平军第十二军特务营后，该军军长对“长安部队”的活动有所耳闻，特地在杭州召见了鲍自兴等人，还以视察为名到部队驻地了解虚实，未发现什么，只得暂时打消了疑虑。

    在消除来自各个方面干扰的同时，党组织竭力整顿部队内部。“长安部队”毕竟是伪军，人员来自各个方面，成份相当复杂，除了少数党员骨干外，多数是“墙头草、两边倒”，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染有各种恶习，甚至还有少数反动分子。因此，必须重视部队的政治素质。在整肃过程中，他们主要是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对个别查有实据的坏人就以军纪惩处。如二中队的张玉庭原是国民党行伍出身，在长安时受日军指使，密谋策动一部分人携枪独立。特支获悉张玉庭的活动后，在石塘头将其处决，及时消除了这一内患。

    1945年夏天，“长安部队”中共特支根据刘明的意见，挑选了部分班长、分队长和青年学生出身的士兵，参加部队开办的两期集训班，提高他们的政治、军事素质，为今后行动作准备。集训班由鲍自兴、朱思洪任教官，除了军事训练外，还重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三  渡江参加新四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刘明指示“长安部队”坚守原地待命，自己立即去浙东区党委城工部请示部队下一步行动计划。这时，海宁国民党势力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长安镇上的伪海宁县保安大队、宪兵侦察队等纷纷倒向国民党，接受改编。海宁自卫大队进入长安镇。国民党海宁县当局也委派戴谷音向呼延夫、鲍自兴打招呼，劝其接受委任，意欲收编“长安部队”。“长安部队”处境十分困难。

    为拖延时间，等待上级指示，部队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应付困难局面，他们一方面以伪十二军已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发生联系，部队必须服从军部的安排等原因，搪塞海宁县当局；另一方面又自树了“先遣独立支队”番号，极力摆脱被改编的困境。为了预防部队被分割，党的特支决定采取收缩兵力、集中武器的办法，将朱思洪驻盐官的二连抽回长安，使部队主要集中在长安、许村两地。为了迷惑对方，部队还派出武装在长安镇巡逻。不久，刘明从浙东返回，向党的特支传达浙东区党委城工部的指示，要求部队“加强控制，做好行动准备，坚持原地待命”。为了在下一步行动前摆脱国民党海宁县当局的纠缠，刘明、鲍自兴去杭州活动，疏通关系。

    8月23日，浙东区党委城工部派方晓来长安检查部队准备工作情况，并下达了部队立即起程赴浙东的命令。当时刘明、鲍自兴不在长安镇，方晓就向呼延夫、朱思洪作了传达，并商定了渡海日期、船只、联络信号等事宜，约定第三天夜间涨潮时，由浙东方面派部队和船只来石塘头接应“长安部队”过江。方晓布置完工作后返回浙东。

    根据上级的通知，特支开会进行研究，决定紧急行动，以便如期过江。会议确定了三条实施意见：一、以营部紧急调防为名，在第三天晚上先将部队带到石塘头集中，临到下船时再宣布过江去浙东，愿走的走，不愿走的发给路费遣散；二、对面目不清的排以上干部，在行动前将他们支离长安；三、由鲍自兴负责一连和征集船只工作，朱思洪负责二连，呼延夫负责营部和三连。开始时，部队各项准备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但第二天晚上出现了不利情况，军需杨天澍提出要去镇江安排家眷。第三天上午，又发生了刘白郎乘火车逃跑而被抓回看押一事。同日下午，鲍自兴按计划率领一个排从许村到石塘头控制渡口，准备船只。然后带一个班从石塘头回到长安汇报情况。因当时部队并无异常迹象发生，特支决定按原定计划行动。鲍自兴乘火车去许村带另外二个排和连部到石塘头集中。刘明也到长安视察情况，部署行动。

    就在出发前一个多小时，突然出现了意外情况。在三连庶务朱亚甫煽动下，二连的王基观、宁凯等几个排长、班长一起奔到营部，要求呼延夫处理朱思洪。接着，三连的几个班长也赶到营部，抗议渡江南进。呼延夫试图说服他们，未能奏效。这时，朱思洪已被动摇分子扣押，经再三解释才得以脱身，他当即向刘明汇报，二连看来拉不动了。刘明立即动身去找呼延夫商量，却被异动的三连士兵横枪挡住。朱思洪派文书钱志铭去通知几个班长，想把部队从后门拉出，把可能带出的几个班带出，也没有成功。呼延夫在二连调解无效，只好返回营部，见所率的三连也发生骚动，知道三连也调不过去。最后，呼延夫取出3支步枪、1支短枪，派人送给朱思洪，又通知龚子林等党员速去石塘头，并转告刘明，自己无法脱身，请刘明等人先走。情况紧急，刘明判断二连、三连已无法带走，当即与朱思洪、祝岐耕、龚子林、施恒初等人摸黑赶到石塘头，与鲍自兴会合。鲍自兴立即集合全连，宣布去浙东参加新四军，愿意参加的欢迎，对少数不愿去的，当场发了路费遣散。

拂晓，刘明、鲍自兴率领“长安部队”一部87人登船，启锚东驶。船至盐官江面，与方晓带领前来接应的海防大队接上信号，由海防大队引领至灵山北海岸。部队登陆后，由刘明带领进入四明山陆家埠。部队在陆家埠受到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的亲切接见，浙东军民还组织了盛大的仪式，对参加新四军的指战员表示热烈欢迎。

    伪军“长安部队”从1943年12月建立起，就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控制之下，为配合新四军海北支队的活动，支援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提供情报、转运物资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45年8月下旬，“长安部队”一部起义成功，奔赴浙东，参加新四军，是地下党组织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的结果，是嘉兴地方党史上重要的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