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2-12 07:08:00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今年62岁的托尼·朱特（TonyJudt），在16个月前得知患上了罕见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自那以后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逐渐丧失对全身每一块肌肉的控制，甚至无法自主呼吸与吞咽。前不久，《纽约书评》开始连续刊出托尼·朱特的病榻回忆。自2003年好友爱德华·萨义德去世后，托尼·朱特有意识填补了萨义德离去留下的空白——在美国富有洞见地谈论巴以问题。托尼·朱特最重要的历史作品《战后欧洲史》中文版刚刚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他另外一部思想史著作《责任的重负》中文版则于2007年出版。

    早报记者石剑峰

    “我被疾病囚禁，时不时就有越狱获得自由的冲动。”

    去年2月，托尼·朱特发觉已无法挪动胳膊，“我想这真是个灾难。”他想到的是那怎么再写呢？如今，他用口授的方式创作散文或学术思考性的电子邮件。不能在黄色贴士上匆匆写下个人想法，那就仔细默记住那些思考片段。托尼·朱特想象着在大脑里构建那些思考和观点，所以他依然在工作。他形容自己目前的处境就像一位盲人或聋子，盲人有灵敏的听觉，聋子有非凡的视觉。“我是个61岁的老家伙，我不再像51岁时那样尖刻，但我去年能做的事情今天可以做得更好。”

    患病已一年多，托尼·朱特艰难地写下每一个单词，平静叙述自己患病的日子。这些用回忆捕捉到的思绪引起了《纽约书评》主编罗伯特·希尔弗斯的兴趣，希尔弗斯也是托尼17年的编辑，他打算把这些文字发表，“我希望能读到这些文字，然后一篇篇就来了。创作这些文字需要非凡的勇气。”托尼·朱特动人地讲述了自己的ALS生活，“无助带来的是羞辱，这就像你突然摔倒或者需要陌生人帮助的场景。”谈起为何要艰难写下自己生病的文章，托尼说：“我被疾病囚禁，时不时就有越狱获得自由的冲动，所以要说给别人听。”“这个病就像把你的身体扔进了监狱，而且这座‘监狱’每个礼拜都会缩小6英尺。我知道，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它会把我碾碎至死，但我不知道那天何时准确来临。”这些小碎片连接起托尼·朱特的过往和他与格林尼治村公寓外世界的关系。

    托尼·朱特住在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附近一套公寓里，公寓外墙是格林尼治典型的褐红色砖。每位拜访者进门前先得洗一下手。为了进行交谈，托尼得在左耳上戴一个微型麦克风，他虚弱的声音才能为身边的拜访者听到。更多时候，他只能躺着一动不动，“就像一具现代木乃伊，我被自己的肉身囚禁，只有思考伴我度过一个个夜晚。”和霍金一样，托尼·朱特能做的只有翻阅自己的过去，通过想象让思绪游离身体，他用了卡夫卡的比喻写道，“这种就像螳螂一样的存在真是无法忍受，尽管每个夜晚也就这么完美地打发了。”

    “对欧洲近期历史保持沉默，是构建欧洲之未来的一个必要条件。”

    托尼·朱特出生于英国伦敦东区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家人的政治信仰非常奇特——反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他是幸运的一代，出生在战后富裕的西方世界，沉溺于白日梦和激情之中。少年时期的托尼不善交际，后来每年暑假都被父母送到以色列基布兹，在那里的经历使他成为一名忠诚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我的信仰已经发生过转变了。”他说，他在16岁的时候就因为在巴黎参加一次规模巨大的犹太复国主义集会被捕。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托尼·朱特以翻译的身份志愿参加以色列国防军并在戈兰高地驻扎。在那里，他震惊地发现，许多以色列士兵都是持反阿拉伯观点的右翼暴徒，“他们就是拿着枪的哑巴白痴。”“（以色列）已经从一个小心眼的先驱社会蜕变为一个自鸣得意、高高在上的征服者社会。”他回到了英国，完成高中毕业考试，并得到了剑桥大学的入学通知单。后来，他又继续在巴黎高师求学。

    托尼·朱特的第一部作品《重建社会党：1921—1926》出版于1976年，分析了法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国际的分手。3年后，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表了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主义在普罗旺斯，1871—1914：现代法国左翼起源研究》。之后，他离开牛津大学来到了纽约大学。他的那部《未完成的昔日：1944-195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残忍地剖析了几位在法国被众星捧月的左翼知识分子，比如萨特、波伏瓦、埃马纽埃尔·莫尼斯，以全新的视角重新看待了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传奇。作为该作品的延续，托尼在1998年又出版了《责任的重负》，这次他关注的是布鲁姆、加缪、雷蒙·阿隆——萨特们的对手。

    2005年是托尼·朱特的学术巅峰，这位纽约大学欧洲史学家出版的《战后欧洲史》，令他获得了汉娜·阿伦特奖，也入围了普利策奖。“作为战争结束后不久出生的人，我同本书（《战后欧洲史》）描述的大多数事件处于同一时代。”“这些记忆有时可以导致客观冷静地解决历史难题。”托尼·朱特说。

    谈到写这部伟大历史著作的初衷，托尼说：“我最初决定写这本书，是在维也纳主要的火车站——西站——换车时。那是1989年12月，恰逢其时。在布拉格，哈维尔的《自由论坛》的剧作家和历史学家们正在强行去除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几个星期前，‘柏林墙’出人意料地拆毁了。在匈牙利也一样，每个人都在直面后共产主义政治的挑战。……一场政治地震动摇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冻结的地缘政治结构。”“从现在来看，1945年至1989年是一个过渡时期：一段战后的间歇，1945年结束了无休止的冲突，然而它的尾声持续了半个世纪。在那个冰冷的中欧12月，我觉得，战后欧洲的历史需要重写了。”

    《战后欧洲史》尝试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长期阴影沉重地压在战后欧洲身上。然而，它不会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对欧洲近期历史保持沉默，是构建欧洲之未来的一个必要条件。希特勒死后60年，他的战争及其后果也已经属于历史。欧洲的战后时代已持续了很长时间，而它也到了最后下结论的时候了。”

    “我们扔掉了坏答案，可也顺便忘了那些好问题。我要把这些好问题重新摆回台面上。”

    托尼·朱特已经没有力气接受采访，但他依然用电子邮件回复各类问题。“我对人生的安排也略作调整，我关心的不是我日益缩短的寿命，而是我们当代世界面临的尖锐问题和挑战。”在病后他和朋友们做了很多关于生与死的交谈，“我不确定我对生命有新的了解，但对死亡和生者我需要作更深入思考。”

    在学院外，托尼·朱特也是位备受瞩目的政论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但他却说：“我并不是什么公共知识分子，”他说，年轻时候他满足于成为学院内收入颇丰的学术精英，“我很喜欢教书，坐在扶手椅上，品着红酒和抽着香烟，当然还有看书。”“我们目睹了过去80年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衰弱。”“共产主义是对某些很好问题的解答，但它是有很多缺陷的。我们扔掉了坏答案，可也顺便忘了那些好问题。我要把这些好问题重新摆回台面上。”

    早在2002年，从左手肿瘤化疗恢复中的托尼·朱特开始关注巴以问题，他在《纽约书评》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巴以问题已经陷入死循环，以色列就像当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遭遇一样。2003年，托尼·朱特的好友爱德华·萨义德去世，托尼·朱特意识到萨义德离去在这个国家留下了一个空白——富有洞见地谈论巴以问题，他需要填补它。就像萨义德一样，他也鼓吹在巴以地区建立一个国家的想法，这让他也招致了诸多攻击。2003年他在一篇文章中鼓吹建立一个单一国家，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分享平等的公民权。托尼·朱特从小就是左翼犹太复国运动的忠实信徒，每年暑假都会前往以色列的基布兹，并积极参与犹太青年运动。后来，托尼厌倦了犹太复国运动的乌托邦观点，他回忆他曾经与以色列士兵在一起的日子，“随意占据和统治阿拉伯人的土地令我非常震惊。”

    托尼·朱特的上一次公开露面还是去年10月，那是他在纽约大学面对700名听众做一场关于社会民主的演讲，托尼曾经是该校欧洲史教授和瑞玛克研究所主任。在那次演讲上，他裹着毯子，坐在轮椅上，戴着呼吸器。这是托尼第一次坐在轮椅上向公众发表演说，“我知道我看上去已经毫无希望了。”托尼说话断断续续又吃力，“我颈部以下瘫痪了，还插着这根荒谬的管子用来呼吸。”起初，托尼的同事和朋友们希望他多谈谈与ALS作斗争的经历，“我想了想，但我对它没什么可多说的，最后我谈了很多关于社会民主的新想法。”那场艰难的演讲持续了2个小时，他谈到了知识分子的角色和政治生活的观念，以及美欧彼此理解和向过去一个世纪历史汲取教训的失败，“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往的年代。”

    对于那次演讲，托尼·朱特后来说，“演讲棒极了。”不久前，托尼·朱特签了一份出版合同，扩充其去年做的那次演讲内容，有望在今年春天出版。“我的精神能量更为强大了。”但从医学上看，罹患ALS的病人的寿命一般只有2到5年。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