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其萎，而音容宛在。日后每逢走过那曾偶遇秦牧的路段，眼前都会浮现当年与他站在路旁寒喧的情景；每当想起他那恳切的叮嘱，都会令我衷心赞叹：那是几番关爱！那是何等情怀！比什么都还要美丽和高贵的，还是像炭火一般温暖人间的心肠。

　　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初，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我在粤北念初中，爱阅读，开始为报刊上并不稀见的“秦牧”这个名字所吸引，喜爱这位作家笔下文字的尖锐和幽默。解放战争期间，秦牧同志的大量杂文使我更为倾慕。在解放未久的广州，诗人黄阳介绍我结识了这位心仪已久的作家。那时我才二十出头，他也不过三十左右，从此开始了我们两人长达四十多年之久的友谊。上世纪五十年代，秦牧在广东省文教厅主编《广东教育》；我在广州市文化局工作。作为省、市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联合组成的电影审查机构的工作人员，我需要常到省文教厅走动，与秦牧见面的机会就多了。秦牧夫人吴紫风同志主持《联合报》副刊时，我是该刊的撰稿人，与紫风时有业务往还，因此常爱在节假日前往他们位于东山的家中拜候；秦牧有时也会来到我湫隘的居室回访。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我成为省作协会员之后，与作为省作协副主席的秦牧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在我心目中，秦牧刚正、善良、敦厚、谦和。正是这种可贵的品格，使他在作家群和广大读者中赢得尊敬。我视他如兄长，几十年来，一直珍惜着与这位可敬兄长的情谊。文学界的许多朋友都觉察到我与秦牧之间的这种并不泛泛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以铺天盖地之势骤然而起，秦牧在广东第一个被推出来祭旗，党报头版头条以特大字号为标题的大块文章对他进行声讨，声势之凶猛，词语之恶毒，令人惊愕，不知伊于胡底。当时我在阳春参加“四清”运动，被急电召回广州受审，行前向工作队的领导——一位“老延安”辞别时，这位老同志便预见到我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将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与秦牧的关系。他恳切地提示我，叮嘱我在交代与秦牧的关系时要认真小心。阅历丰富的“老延安”的预见十分准确，与秦牧并不寻常的关系，在“文革”中果真成为我众多“罪孽”中的一项。人们不知怎的，常会把秦牧与我的关系说得比亊实上的要密切得多。有一位朋友在文章中谈到我的时候，就曾说我是“师从秦牧”的。秦牧的素养和成就可称哲匠，堪为我师自不待言，但在文学的意义上我并未“师从”秦牧。我喜爱秦牧的作品，钦佩他的才华，但从来也不曾从写作上师法过他，没有在写作上请教过他；他也未尝在文学上提示过我。在我的文字中很难找得出“师从秦牧”的痕迹，无论抒发感情还是叙事言理，都无不如此。这也许是因为我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写作习惯，要师从任何人都很难了。秦牧堪为吾师，是因为他的为人，他的品格，他的精神感动着和影响着我。秦牧著作等身，一套煌煌八大卷的《秦牧全集》已足使他名噪遐迩，然而在我心中，形成秦牧崇高形象的因素，他那卷帙浩繁的隽永之作乃其次耳！我以为秦牧最为可贵的是在他的文字中、言谈中以至生活中都有着鮮明体现的人道情怀。他总是那么亲切地眷怀弱者，那么勉力地支援不幸者；也总是那么热心地抚慰别人，成全别人，鼓舞别人，常为别人面临的困厄境遇而焦灼。他总是想让别人变得好过一点、欢快一点、幸福一点。涌荡于他胸廓之间的是他对别人命运的深切关怀。与此有关的好些秦牧轶事，常常在他的亲友中传为美谈。例如他千方百计为家中的小保姆创设补习条件，让她终于考上了大学；他不惜牺牲自已的休息时间，为失业的朋友到处奔走求职；即便素昧生平的读者来信求助，他也尽力而为，从不冷待。即使连自己也陷于危难的时候，他也热切地关怀别人的命运。一段情景令我永难忘怀——

　　1968年冬，“文革”如火如荼。秦牧和我都被划入“专政对象”之列，解送到设于英德黄陂的宣传口“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我们分属不同连队，但作为“叧类”的待遇则一：我们都是从亊最粗最重最脏的贱活的劳工，成为谁都可以践踏和奴役的贱民，人身自由和作为人的起码尊严都被剥夺了。“专政对象”是连互相对话都不被允许的。据说因为这会予“阶级敌人”以“串谋破坏”之机。

　　那天早上，天很冷，各连队翻山过岭，集中校部广场开全校性大会。“专政对象”也需要到会聆训。我们这些“另类”站在“五七战士”队列后面。朔风挟着雨丝，冷得大家瑟缩发抖。从省革委会宣传口莅校训示的领导口若悬河，没完没了，说了许多诸如“地球绕着北京转”之类叫人摸不着头脑的废话之后，才算说了一半，主持大会的校长宣布休息。大家趁短暂的休息时间络绎前往百米开外的茅厕小解。半路上，我忽然发觉秦牧走在我身边。他显得很憔悴，步履蹒跚。只听他用仅能让我听得到的声音对我说：“你也来了。要挺住！要挺住！”他边走边说，声音很轻，说话的时候装作看不见我的样子，因为生怕监管人员发觉我们违规，有“图谋不轨”之嫌。我也只能轻轻点头以示谢意，谅他也未必看见。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一位可敬的兄长对自己如此亲切的关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感受到那样的一份深情，真使我刻骨铭心。敬爱的兄长即使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也在关怀着我，鼓舞着我，惟恐我受不住沉重的精神迫害和肉体折磨。“要挺住！要挺住！”声音很轻，而且业已过去四五十年，但却一直萦回我心，未尝稍泯。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开始从文坛隐退，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位文坛老将率众筹划对我发动大规模声讨，所谋未遂之后，他们当中的一名急先锋不甘就此罢手，又在某刊物上发难，把我多少年前写的一篇议论《河殇》的散文端出来问罪。发难者不懂得时已移，世已易，他们过去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已经失灵了。他发出的“檄文”根本无人响应。有一天我路遇秦牧，两人站在路旁寒暄。他以为我久不为文，是因为被那一直筹划置我于大批判中心的一伙懾住了。他对我说：“你还是不要放下笔啊！我行我素，不要因为有人对自己虎视眈眈而缩手缩脚……”在谈到发难者那篇“檄文”的时候，秦牧说：“不要理会他！那人正想把你缠住呢！你要是和他打笔墨官司，就会上他的当。别把他当一回事，眼角也不瞧他一瞧，让他讨个没趣！”我以为秦牧随便说说便算了，哪想到数日之后，忽接他的电话，他什么别的都不说，只是一个劲叮嘱我千万不要“回敬”那位发难者。他说：“人家是有备而来的，那是一个圈套。你与他辩论，就正中他下怀了！别理会那家伙！连眼角也不要瞟他，让他讨个没趣！”

　　我以为他只不过随便说说罢了，哪晓得过了两天，他竟打来电话，郑重叮嘱我千万不要理会那伙，说：“人家是有备而来的，正想你有所动作。”

　　此后不久，便惊闻秦牧大去的噩耗，不禁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