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值谷苞先生90寿辰。屈指数过，拜先生为师已是在21年前。1985年，我在兰州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即从先生读民族学专业研究生。三年后我来到了新疆社会科学院——先生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至今也已18年。先生对自己的事一向很低调，70寿辰之时我们尚在学校，先生未能允许我们有什么动作。80寿辰之际，我们几个学生曾想回到先生的身边，向先生表达衷心的祝福和谢意，也未能实施。转眼又10年过去，先生早已年过古稀，我们也40多岁，在此追记我们在先生身边学习的一些经历和感受，也是表达我对先生敬仰之情的一种方式。

我第一次见先生是在1985年。当时我在兰州大学历史系读四年级，有幸被系里推荐为免试研究生。选专业和导师时，听说有民族学专业，这是兰大民族学专业的第一次招生，导师是谷苞先生和阮大荣先生。兰州大学历史系一直以西北少数民族史的研究见长，本科时期就给我代过专业课、选修课的杨建新、马曼丽等老师，现在仍然活跃在民族史、民族学的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但当时国内民族学研究恢复不久，我对民族学还很陌生，却迷恋于两位导师的名望。听说谷苞先生是清华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学校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为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曾和费孝通先生共过事，在兰州大学任过教，1949年随王震将军进新疆，长期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离休前是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阮大荣先生在50年代随苏联专家读民族学专业研究生，以后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时任历史系副主任。两位导师的学术生涯吸引了我，我选择了民族学专业。在6月一个细雨霏霏的早上，先生专程到兰州大学对我进行面试，这就是我见到先生的第一面：一个个头不高，腰杆笔直，目光犀利，思维敏捷，正直严谨，可敬还有点可畏的老人。说先生是老人，却绝无老态，虽然那时先生已年高69岁了。

三年从师的经历是愉悦的，也是艰难的。先生是兰大民族学点的硕士生导师，以后又成为博士生导师，但先生在兰州大学真正带过的研究生就只有我们这一届3个学生。其他两位，一个是高永久，新疆大学历史系85届本科毕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读了博士，当了博导，现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是我们三个中成绩最为突出的；另一位是李德宽，兰州大学历史系82届本科毕业，在西宁市工作了3年，毕业后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现在是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先生给我们开了几门课，如民族学概论、社会调查方法等，我们每周或隔周乘近1小时的公共汽车到甘肃省第一干休所先生的家中上课。先生一次课讲一个专题，如“民族”、“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农业民族与畜牧业民族”等等，没有固定的教材。听先生的课是愉快的。多年在新疆、甘肃、云南等地的调查，先生积累了丰富的田野经验，有大量现实的、活生生的资料。每次上课，先生的家人都回避，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听先生讲授，并进行讨论。

先生很重视读书。先生学的是社会学专业，但古文底子很好，写作时尤其重视各类古代文献的记载。我们3个学生都是学历史出身，先生要求我们必须细读史书中有关民族史、边疆史的著述。当时国内民族学专业的书籍、论文就很有限，兰大的民族学硕士点又是新设，有关民族学方面的新老书籍都很缺乏。先生要求我们广泛涉猎，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社会语言学、心理学等等。现在我的学生常常会问的一句话：民族学与社会学有什么不同？民族学的方法与社会学的方法的有什么不同？记得当时我们也以此相问，社会学出身以后又一直从事民族研究的先生很干脆地回答，民族学与社会学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我们的民族学主要是研究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于是我们总是把当时也不多见的社会学的论著当民族学的专业书来读。至今一些同行都以为我是学社会学的，和那时我们受到先生的影响并打下了一点社会学基础有关。

先生要求我们必须做的另一件事就是练笔。我们几个学生中小学期间有一多半时间都是在文革时期渡过的，功底很浅，先生对我们的文字表述能力、逻辑思维能力都不甚满意，认为需要多练多写，故第一年每两周要求交一篇作业，或读书笔记或小论文。当我们以此向其他专业的同学诉苦时，也成为了一种炫耀，因为导师的用心就是学生的福气。每次作业先生都细心的修改，包括词语的表达、错别字、标点符号等等。从先生手里接过这样的作业，看着上面红色的笔迹，总是令人汗颜，提醒自己下次一定得认真小心。先生自己的文稿是非常干净、整齐的，很少有改动，包括给我们写的信、修改的稿件。他总说，写不清楚，是因为没有想清楚，应该想清楚了再动笔。看一篇文稿是否干净、清楚，就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程度。对此我深以为然，但至今我也未能修炼到如此境界，只能感谢计算机令我轻松抹去不断修改的痕迹。

3年学习生活中，与先生接触最频繁的就是1986年6月去甘南藏区调查了。40年代先生曾在甘南藏区进行调查。听先生说，当时兵荒马乱，不仅生活艰苦，而且有时生命也会受到威胁。一次先生与当地向导策马急驰一天穿过土匪出没的地区，马尾跑成与地面平行的一条线。激起当时年轻的我们阵阵遐想。1986年，先生争取了一笔课题经费，要故地重游，再去藏区调查，我们3个研究生也随先生前往。这是我们第一次走进田野。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平均海拔3000米，境内山岭、沟谷纵横，交通不便。当时的先生已年近70，又有心脏病。先生的甘南之行令先生的家人、朋友、同事、学校的领导等都很紧张，先生却不以为然，说费孝通先生比他年长8岁，前段时间刚从甘南回来，还专程到他家中做客。他为何不能上甘南。为此，学校派出最好的车，当时还很少见的三菱越野，阮大荣先生一再叮嘱我们3人要照顾先生的身体，尤其是我，作为唯一的女生更需尽责。从不参与先生教学，故和我们学生来往较少的尉迟师母也特意关照我：提醒先生按时服药，先生的救急药放在何处，身体不适的表现以及必要的紧急处理措施等等。

同去甘南的还有新疆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杨廷瑞老师，他是研究新疆草原畜牧业经济的专家，以及西北民族学院的高自厚老师、杨士宏老师和赵小花老师。调查共持续了25天，在州府所在地合作镇调查数天后，分组到卓尼县和夏河县进行调查，我和高永久随先生在卓尼县的木耳乡住了11天，住林业局的招待所，和乡干部搭伙吃饭，我们在乡上的主要任务是对乡政府附近的多坝村和一河之隔的石灰窑村进行户访，这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藏汉混居村落，藏汉混居，文化相互交融。调查中，先生教育我们，学民族学，就要“学习民族历史，熟悉民族情况，尊敬民族感情，正确反映民族情况。”要接触最基层的少数民族群众，从他们那儿了解社会、熟悉民情，并尽可能把自己的所得反馈给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40年后重回甘南，先生常常也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许多感慨，对我们谈起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来后先生专门写了《旧传统 新变化》一文，发表于《新疆社会科学》，先生认为虽然物质生活变化很大，但一些旧的传统仍影响很深，对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消极的影响。

虽然经常在先生家上课，但我们对先生的家人并不熟悉，因为上课时他们都回避出去，只有先生最疼爱小孙女，4岁左右，大大的眼睛，胖呼呼的极可爱，有时课前坐在地毯上摆积木还不愿离去，或在课间来找先生，爬在先生身上撒娇。那时先生目光会变得极为温润，哄着让她离开。对于先生与师母的结合，对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是件很好奇的事。先生出生在兰州市的一个贫民区，纯朴、厚道，但似乎不够风雅，也算不上相貌出众。师母当时年逾60，仍容貌秀丽，肤色洁白，气质高雅，即使我们当时来看仍印象深刻，年轻时一定非常美丽。在甘南调查时方才听杨廷瑞老师说：师母出身南京一高官家庭，也曾在清华读书，先生之才气吸引了师母，以后师母随先生到了兰州，又来到新疆，长期在教育界工作。对此先生说师母这一生为他牺牲了很多。先生几乎不谈家事，而惧于先生之威，我们从也未敢贸然询问，但先生对家庭、对师母之情感仍时时流露出来。从甘南州回来，车刚停在先生家的楼前，先生即迅速下车，拎着随身的小包，快步向家走。当我们下车，拿下行李，先生已上楼了。我们三个学生相视而笑：从未见过一向稳重的先生如此性急过!

研究生期间最艰难的就是撰写毕业论文的日子了。作为本校第一届民族学研究生，当时并没有很清楚的培养方案，先生坚持一点，民族学就是要搞调查研究，必须进田野，为此学校特别允许我们专业不进行教学实习，代以田野调查。我们三人的调查地点都是甘南藏区，只是主题不一，我题目是“甘南州藏族家庭婚姻制度研究”。虽然我们在一年级时就基本选定了主题，又进行了两次调查，做了很多准备，但论文最初的写作并不令人满意，先生对我们的毕业论文下了很大的功夫。现在翻看先生在我论文初稿上修改，上面片片红色笔迹，仍深深感到先生付出之多，用心之深，自愧不已。毕业后，我最终还是以家族婚姻问题作为切入点开始进行新疆民族的研究，包括刚完成不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疆多民族混合家族研究”，都与研究生期间的学习与研究有直接的关系。

毕业后来到新疆，十多年了与先生相见不过寥寥数次。离休后的先生长期在兰州生活，但还一直记挂着新疆，直至1990年代初还在每年的夏季回新疆住几个月，阅稿和写作。先生还曾两三次到当时租住在外单位楼房三楼的民族所去看望我。我也拜访过先生在社科院的寓所，先生和师母在此过着很简朴的生活。回到先生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时时感受到先生在新疆民族学界的影响，并在读书研究的过程中，更多地了解到先生对新疆民族研究的贡献。尤其是1950年代新疆农牧区调查，先生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并亲自参与，在南北疆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先生对南疆维吾尔族农村社会的许多精辟论述，长期以来一直人们是研究新疆维吾尔族农村社会必读之作。80、90年代先生撰写了多篇论文，对费孝通先生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有着重要的贡献。90年代中期以后，先生的视力和听力都逐渐下降。先生曾经向民族所要一些80年代印刷的旧稿纸，因为这种大的双行方格稿纸留的边很宽，先生说虽然看不清但可以摸索着写在格内。虽然视力不太行，但先生的记忆力极好，可以凭借记忆准确说出一些历史记载的出处，再查证史料。2005年春节，高永久去先生家看望先生，从那儿挂通我家里的电话，说先生要对我说话，我很激动，但发觉我的话先生一句也未听见，倒是先生把话一直说完，问候我及我家人，鼓励我继续努力工作。即使这样，先生一直笔耕不辍，80多岁后仍有不少精彩之作，在《西北民族研究》、《新疆社会科学》、《西域研究》上发表。

先生从来对我们都是严格要求，要求做人胜于做事。当时一些同学以为我到新疆社会科学院工作，先生曾是这里的院长，我应该有很多的社会资源可以利用。但我知道，先生是不会为此做什么的，几年来他所教育我们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要光明磊落的做人，要心胸坦荡，宽人严己，求真务实，他深恶痛绝的就是后面做小动作。有时感慨先生虽也从政多年，但始终还是一个学者，不会弄虚作假，不会媚上欺下。来新疆后，我面临着不少生活方面的困难，面见先生时，先生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不似当初我当学生时那样严格。我难免有所倾诉，先生说，师母曾长期在教育界工作，如果小孩入托或上学，或可利用一些关系。这是我在记忆中从先生那儿听到的唯一一次有徇私情之嫌的话语。当然我并没有去麻烦先生，但我的确很感激，因为以先生的为人，是绝不会求人走什么关系的。

2000年，我曾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李泽所长到兰州先生的家拜访，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回到兰州。先生一定要留我们在家中吃饭，还拿出珍藏的酒陪我们喝，兴奋之情令我感动。他家人说，只要听说是新疆来人，先生是一定要留在家中吃饭的。先生谈他的工作，谈他对新近一些学术观点的认识和评价。先生仍在写作，思想还是那样敏感和犀利，虽然他的视力和听力下降得太多。师母的身体是大不如以前了，虽有多年病痛折磨，神态却还是那样安祥，声音还是那样平和。这次见面，留给我另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先生简朴的生活。先生的家比我做学生时大了些，没有任何装修，家具都是旧的。先生离休很多年了，工资水平并不高。先生和师母生活简朴我们都知道，他从来不看重物质生活的形式，但看到先生如此境况我还是感到不忍。先生说自己习惯了，儿女们要买他们都不让，家中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前段时间曾请过一个小保姆，干了一段时间后想裹胁家里的东西走，但家中实在也没什么好拿的，只挑了几件较好的衣物，卷个包裹从阳台上扔出，自己走楼梯。师母看到，但走不动，叫先生。先生眼神不好，腿脚还利索，但也赶不上年青人跑得快。

这十多年来也疏于写信，每每想起有负于先生之期望，无什么象样的成果捧于先生面前，就没有勇气给先生写信。但每次给先生写信，都能得到先生的亲笔回信。1998年闻知尉迟师母身体不太好，写去一封问候信。先生很快亲笔回信，除谈到师母的身体状况，鼓励我要继续努力，信中说“江总书记在15大的报告中曾经说地：‘着眼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与新的发展。’我认为三句话说得非常好。对于一个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工作者，尤其有重要的意义。我愿将这三句话与你共勉。”真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师!

先生是我们永远的老师。先生给予我们的，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我们做人的风范，学者的良心，对社会的关注，对普通民众的热爱。离开学校十多年，我仍然愧对先生，愧对先生期待、审视的目光，就向一个小学生拿着不合格的作业面对鼓励他、信任他的老师是如何羞惭。但我还是可以告慰先生说，我们都还在不断努力，就向他一直希望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