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的记者生涯始于少年时代。1950年她开始为当地报纸作特约通讯员。从1967年开始，她成为战地记者。先是在越南，后来是印巴之战、中东战争，以及墨西哥学生运动等等。很多年里，她都担任著名的政治杂志《LEuropeo》的特派通讯员，并为其他知名报纸和杂志撰稿。

    《一个真正的人》是法拉奇写作生涯的开始。尽管法拉奇称这本书是一部小说，但它讲述的却是帕纳古利斯38年短暂一生的真实故事。

    1967年，希腊抵抗运动领袖帕纳古利斯试图暗杀希腊军政府的独裁者乔治奥斯·帕帕多普洛斯。由于暗杀计划暴露，帕纳古利斯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但拒绝投降，几次三番越狱未遂后，被施以更残酷的折磨。直到1973年他才因军政府对政治犯的一次大赦而获释出狱。出狱后两天，法拉奇采访了他，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这次采访导致了一段旷世恋情。

    1976年，帕纳古利斯在一次意外的车祸中丧生，带给法拉奇巨大的悲痛。他死后几个月，法拉奇开始写书。1979年，《一个真正的人》出版。

    好莱坞多次试图把关于帕纳古利斯的《一个真正的人》改编成电影。法拉奇拒绝了。

    接下来的几年里，法拉奇写了另外两部关于越战和反对堕胎的书。

    法拉奇表示自己写书从来都是为了讲有意义的故事，而不是为了钱。“我永远不会为钱写作。”她坦承自己的写作动机是强烈的情感，心理上的、政治上甚或知识上的强烈情感，而不是任何别的。

    她说，“比如关于越战的书，对我来讲，它其实不是关于越战的，而是关于战争本身(我一直感兴趣战争的无意义、愚蠢和残酷);关于堕胎的书《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是源于我自己失去的一个孩子。而《一个真正的人》的写作是源于我的伴侣的去世以及他所带来的悲痛。

    但是，人们应该注意到，我所有的书都有一个死亡主题。我主要的三本书都是讲死亡或是涉及到死亡，我对死亡的痛恨，我对死亡的抗争。惟有自由是其中另外的元素。而真正推动我写作的是我对死亡主题的摆脱不了的情结。”

    晚年定居纽约的法拉奇一度在公众视线中消失。她专心闭门写作，法拉奇自称是一个工作狂。每天早晨起来开始工作,直至下午六七点钟。中间不吃不喝不休息。惟一的活动是大量抽烟。一天要抽掉50根。她既不见任何人,也不接电话，不去任何社交场合。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没有圣诞节，没有新年。她说，因为她写作得很慢，不这样用功,她觉得内疚。

    法拉奇不喜欢书评作者，称书评家是“失败的作家，结果惟有艳羡和嫉妒作家”。在她看来，用一篇小小的文章对一个作家花了几年心血创作的作品评头论足是不公平的。她认为真正的评论家应该是读者。

    她并不关心评论家如何评论她的作品。甚至不关心人们如何评论她。“一个作家需要时间来检验他的价值。生活中的成功对作家来讲毫无价值，那仅仅是时髦、宣传和知名度。一个真正的作家生前身后都应该只是个作家。其作品也应该是超越语言界限的，是全球性的，超越时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