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学者钟敬文先生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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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由[ 133*****520 ]创建于2012年06月13日

永远的怀念——忆我的老师钟敬文先生 张明远

发布时间:2012-06-13 09:40:24      发布人: 133*****520
 
  得知要去北京出差,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探望我的老师——钟敬文。一个多月前就听师姐——钟老的女儿说他住院了,我知道近年来他时时入院修养一下,想来此次也必无大碍。不过,始终眼见为实,方才安心。

  到了北京,第二天一大早,我便赶往友谊医院。九月的北京,秋高气爽,从王府井到广安门,虽然一路有许多景致可看,但我却无心欣赏。

  终于来到医院住院部门前,不禁大失所望,一张告示上写着探访时间为下午。下午怎么成?我还要赶去北师大,而明天下午我就要飞返香港了呀!不由得心里埋怨师姐,为什么电话里不说明白?



  转而一想,总不能就这样回去吧,不如硬着头皮闯闯。于是,来到门房,见里面挤满了探病的人,都在跟值班的护士小姐求情。眼看许多人都被不耐烦地挡驾,我心里七上八下。轮到我了,那位小姐头也不抬地问:“你有什么事儿?”“我想探望钟敬文教授。”我知道“教授”这个头衔没多大说服力,还是故意将这两个字提高了声调。没想到得到的回答是:“哦,是看钟老呀。”话里透着尊敬,还特意为我翻查档案并写下病房号码,尽管我一再地说我知道几号病房。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不禁令我莫名惊诧,钟老既非高官,亦非“大款”,居然受到如此礼遇!

  钟敬文,有人叫他“全才”,有人叫他“奇才”。全就全在他是散文家、诗人;古典文学、近现代文学研究家;又是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创建者、中国民俗文化的建构者;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无不精通;作为世纪老人,他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学术的历史。奇就奇在他十几岁就写得一手好散文和新诗,初中时就写得一手功力深厚的旧体诗。记得大学时,教我们古典文学的教授每写旧体诗必请钟老过目。不过,门房那位小姐大概并不知道这些。

  到了病房,我说起刚才的经过,师姐说:“你说是从香港来的,她一定让你进。”但我觉得还是说“钟敬文”这个名字好。

  钟老看上去很清瘦,他本来清瘦,这次更加清瘦了一些,躺在床上,让我坐在他的身边,娓娓地谈起了家常。钟老一向健谈,生病也没有减弱他的谈兴,从五十几年前的旧事,到刚刚发生的“九一一”事件,两个多小时,天南海北,余兴未尽。听上去似乎漫无边际,随兴所至,但实际上大多与香港有关。即使是谈“九一一”,他也是关心对香港有没有什么影响。这正是我所熟悉的谈话风格,他的每一次谈话都像是一篇散文,看上去很散,但都包含着一定的中心,他真是天生的散文家。

  钟老谈话很喜欢取譬引类,借题发挥,从一些事例引发出事理,这大概与他的诗人气质有关。记得有一次,他用一位名家作例子,讲了一个“摆地摊”和“开货栈”的道理。他说,著书写文章有两种做法,一种叫做“摆地摊”,一种叫做“开货栈”。你们见过摆地摊的人,他把所有的货品全部摊出来,而且叫得最响,好像他是最大的买卖;开货栈则不然,前有店面后有货仓,店面只摆一部分货品,而且也听不到叫卖声,但谁都知道东家的实力。所以,写文章不要学“摆地摊”,惟恐人家不知道你有多少货色;要学“开货栈”,摆出来一分货色,其实仓中有十分做支援。这些话今天应更有意义,在我们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如果再做摊小卖声大的事情,就会显得更加浅薄。只可惜摆摊的“文人学者”仍然大有人在。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曾聆听的那些谈话,很多都是“超前意识”,其中有一段话我记得很最深刻。那是十六年前,我在写作硕士论文的时候,一次,钟老拿着我的论文初稿,并将教研室的老师们也找来,在他的会客室——我们的教室里,又借题发挥地谈起了治学之道。

  他说,做学问有三个层次,有些人知道很多东西,这是第一个层次,可以叫有知识;懂得如何处理这些知识,是第二个层次,可以叫有方法。一般可以称为专家的人也只到了第二个层次。那么,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人才能达到这个层次呢?第三个层次是想象力,在这个层次上,学者、科学家、诗人、艺术家全都没有区别,凡是创造都源于想象力。

  今天,“学会学习”成为教改的热潮,“想象力”变成一个摩登的名词,谁会想到,十几年前,早有一个八旬老人每天训练他的弟子如何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会创造。其实,这也并非“超前”,事理本来就是如此,只争发现的早与迟。

  闲谈中,钟老又问起了当年的达德学院校址还在不在。一九四七年,钟老离开中山大学,南下香江,任达德学院教授,当时在该校任教授的有郭沫若、茅盾、柳亚子、沈钧儒、曹禺、夏衍等一大批名流,钟老并兼任中华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常委。今天,这些“超级教授”只有钟老是硕果仅存。前几天在报上看到,香港政府准备将达德学院旧址作为法定古迹,这消息可以告慰这位世纪老人了。

  八十年代开放以后,以钟老的名望,是最有资格周游列国的,但二十多年过去了,他都没有踏出门一步,连早年曾经到过的地方,也没有去故地重游。

  一九三四年钟老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一九三六年回国参加抗战,在广东第四战区政治部宣传部门任视察专员,写了一批战地报告文学。八十年代起,日本学界多次邀请他重游日本讲学,他都谢绝了。私下里他告诉我们原因:身为中国一个学界的代表,去日本不是怀旧的,是要拿出学术成果来对等交流的,我自认为还没对等的成果面对日本学界。试想,从反右到文革他一无幸免,二十年的学术生命被无情地剥夺了,但他既无怨言,也不找借口,还对自己严格要求。面对这样一位真学者、真文人,那些招摇过市、沽名钓誉的“文人学者”又作如何感想呢?治学有如钟敬文,也可以问心无愧了。

  病房里恰巧有一本红缎面的获奖证书,原来是钟老一篇论文得了奖,他高兴得拿给我看,那样子像一个兴奋得小学生!我亲眼看到了什么是“终身学习”。

  我们又谈起钟老的散文,我提到香港有一位同事很喜欢他的散文,他便问我这位同事的名字,是哪里人,还叮嘱我代他致意。

  京华三日,匆匆而过。返港后没几天适逢中秋佳节,我打电话到钟老的病房问候,他还不忘提起,等以后有了散文的再版新书出来,一定送给我那位喜欢散文的同事。此刻我恍然明白了,为什么医院的那位护士小姐一提钟老,便透着尊敬。做人有如钟敬文,也可以说是完人了。

  最后,钟老对我说了一句热切的话:“努力把香港的中文教育搞好。”他知道我正忙着编中文教科书。听着千里外恩师的厚望,一股热泪从心底涌了上来。我绝少作诗,此时却情不自禁,便写了出来:

红楼绿树透斜阳,百卷千书四壁香。

老夫少年相对坐,谈文论理话家常。

十载寒窗十载梦,半生热血半生忙。

中秋寄语师情切,愿付余勇化香江。

  新年一过,我便急赴北京,本来是想为恩师贺一百寿辰,万没想到此去竟然是为他送行。几乎所有的政要都送了花圈,但是我知道,钟老最看重的还是人民对他的怀念,因为他一生都是人民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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