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下旬，张广友同志病逝时，我正在外地，没能赶上送他，深以为憾。每在寂寞黄昏或漫漫长夜忆起战友，就只能面对他留下的最后一本著作《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寄托心中的哀思和怀念了。

　　广友是新华社的一位老记者。上世纪50年代末进社，到80年代初奉调离开，先在中央研究单位，后到《农民日报》任总编辑。他长我8岁，与我先后在国内部农村组工作过。1977年，广友受总社派遣到安徽分社协助工作，并在万里领导下做农村改革方面的调研和新闻报道。安徽是全国农村改革的先发地区，安徽的农村报道是当时新华社报道的重中之重。在安徽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广友始终站在改革前沿，积极为改革奔走呼号。在那段时间里，安徽分社及总社调来的记者发出许多重要报道，其中有些出自广友的手笔或有他参与采写。他在农村改革的报道中多有建树，应当说是有贡献的，其成果后来都汇集到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由来与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和《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这两本书里。

　　《抹不掉的记忆》是他最后一本著作。尽管我对他的经历有所了解，本书出版前也曾看过若干篇原稿，但看到书后，我还是不禁感叹：广友此生有幸，经历了这么多关于国家民族命运的历史性大事！他去世后，再翻看这本转眼间成了故友遗著的书，对它的价值也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他留下的值得我们珍视的遗产！我相信，做过记者的读了此书，会引发许多感慨；而有志做记者的年轻朋友也会从中得到启示。

　　新华社记者队伍庞大，人才济济，有成就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大记者、名记者丛出。我辈初为记者时不敢妄存奢望，但雄心在焉，都有自己的追求。按照当年通行的说法，都有做一个“富记者”的愿望。“富记者”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定义。那些长期坚持深入实际采访调研，又善于在实践中学习、积累，对所要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某方面有深刻的了解，又有丰富的相关知识学养的记者，才能被大家尊为“富记者”。这是我们那一代记者所追求的切实目标。

　　广友显然应当是一位“富记者”。“三年困难”时期，“文革”乱局，1975年7月历史上罕见的中原大洪水暴发，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本书所讲述的都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事件。新闻界前辈、农村改革问题专家吴象在给本书的“序”中，这样写道：“作者是幸运的，当了记者，而且当了新华社的机动记者。否则他就很难甚至不可能有机会成都为这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知情者、记录者和一定程度的参与者。”

　　1960年鲁北重灾区一年多时间，600多个日日夜夜，他与重灾区农民、基层干部“三同”，每月只有17斤口粮，其中不少是所谓“代食品”。最困难时，他饿得人变了形，得了浮肿病，连走几里路都感艰难。一天黄昏从公社回村，又饿又冷，竟昏倒在荒野里，靠抓了路边一把雪吞下才挣扎起来，一步一步挪动，直到天黑才摸回村里。“反击右倾翻案案风”中，派记者去“铁道部”等部门“蹲点”，“四人帮”欲假记者之手，搜集万里等人“右倾翻案”的“罪证”，置他们于死地，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在那里“蹲点”，要么按照“四人帮”的要求，对万里等老干部“落井下石”，那将被历史唾弃！要么坚持不说假话，那你将可能遭遇怎样的命运，不言自明。面对这种凶险的局面，既要有所谓的“政治智慧”，更是对一个记者良知的考验。

　　可见，今天看来的种种幸运，当年都是一次次严酷的考验。 这部书是他年过七旬之后的著作。广友是一位勤奋的记者，但不是那种文思敏捷、下笔千言的“才子型”记者。若以唐代诗人来作比喻，他在新华社的记者群中，应属“苦吟”一派。长处在于敬业、勤奋，采访调研写作都肯下苦功。年过古稀之后又得过不治之症，无疑会给他的写作带来更大的困难。但他从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支撑他与死神争时间，夜以继日地奋笔写作，终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了这部书稿。此书印出来只几个月，墨香犹在，他已与世长辞。

　　从这本书里，我不仅看到一位名副其实的“富记者”形象，同时也使我对从年轻时就孜孜以求而却理解不深的“富记者”的真正含义，以及如何达到这样的境界等等问题，都有了更深的感悟。 我想，这是广友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来源：中国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