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应该说是近现代中国的杰出史学家，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对于周一良在史学研究的影响是既巨大又深远的，很难作出全面的评价。仅在周一良求学其间所产生的引导作用就足以表现出陈卓越的史学研究才能。如果硬要归纳，陈寅恪的治学态度、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成为周一生都在不断追求的目标。周一良曾经回忆那段向陈先生学习的过程，从惊叹到佩服，从广泛收集陈的著作到“立志走陈先生的路”。对于陈重视对历史兴亡原因的深刻探究和其史学才能尤为推重。总起来说，吴怀祺总结的周一良史学研究方法中的文字音韵训诂方法、多种材料互相参正法、语言比较法、文化心理特征的研究法、统计的方法、考订源流等等的方法中，前四种都可以说是或多或少从陈那里学来的。陈对周产生影响的途径主要是讲课、著作、私下谈话和情感交流、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等。

　　周第一次听陈寅恪的课是1935年秋天，在清华三院，陈讲的课是“魏晋南北朝史”，第一次听的是陈对羯族和石氏来源的考证，感到“闻所未闻”，“佩服的五体投地”。现在在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还保存了1935年陈在清华讲授“晋至唐史”的第一节课时学生卞僧慧的笔记记录(以下简称卞记)。在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也保存了陈1947到1948年在清华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时讲述“羯族”的授课内容(以下简称万记)。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到陈的治学内容和方法对周的震撼力。

　　从陈的著作方面来说，对周的影响还很不清楚，根据汪荣祖的统计，在清华从1926到1937年间，陈写有50篇左右的文章，主要是佛教文史和中古文史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周讲“在听课同时我又搜求陈先生发表的论文来阅读，有些篇读后不甚了了”。不过我们可以知道，这写文章在某中意义上成为周学习的范文，给周研究中古文史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私下谈话和情感交流也是周向陈学习的一个途径，1936年夏周第一次私下请教陈，但由于陈家和周家是世交，周又“富而好学”，给陈留下深刻印象，之后周开始给陈写信来请教问题。周一良的祖父周学海去世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其撰写墓志，陈的大哥师曾和周叔弢为至交，在书籍、绘画、印作等方面都有交流，陈的七弟方恪又是周叔弢青年时代的同学，陈的表弟俞大纲又是周的同学，所以这种几代人交往的感情也增加了周和陈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可以有一证可以证明这一时期陈周之间的感情。1942年在周出国学习其间，陈寅恪在撰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的文章开端充满感情的写到：“今则举浸稽天，莫知所界。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泪之泫然也”。今日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的交流足以证明周陈之间已经确立了言传身教式的师徒关系。

　　再者就是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等等。这要先介绍一下背景。1936年秋，周为了学习陈的学问，毅然放弃燕京大学硕士，到陈指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傅斯年当时在史语所具体负责，他是近代有名的史学家，他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他1928年发表的《史语所之旨趣》一文中所描述的一样，要求直接研究史料，不断扩展研究的史料，还有不断扩展研究的工具。直接体现在史语所里，他也主张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就是“直接史料订文史”，在的管理上推行自由研究，也就是给研究者研究条件，充分发掘研究能力，直接在史料上下功夫。在这个其间，周一良分配到的任务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未指定题目或限期要求成果。周用这一年的时间“仔细点读了八书二史，并采用笨办法，遇人名即查本传，遇地名就翻地理志，遇官名就检百官志，同时对照《通鉴》的记载，参考清代钱大昕等人的考证”。在史语所其间还开始留心史料上出现的特殊词语，有志于清儒郝懿行的《晋宋书故》未竟之业。结果就是“水到渠成”，写了三篇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宇文周的种族》、《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写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时和陈写信讨论过溪族的问题，陈也经常给其回信，思想十分活跃，由于文革等的原因，这写通信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文章来讨论陈对周的影响和启发。

　　1946年，哈佛毕业的周一良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大清华等名校，主攻魏晋南北朝史,陈寅恪对他赞赏有加。然而几年后，周一良全然放弃古代史,烧掉博士证书;他吟诗给干校劳动的妻子“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还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这一突变让很多人难以接受。朋友写信骂他“无耻之尤”;其妻也备感内外受敌;陈寅恪则在文集再版时删掉回忆周一良的文字。周一良本人却浑然不觉。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时，出身大家的他陷入深深的悔恨：“我决心改造自己，力求进步。”孩子不能上大学，他宽慰地认为不上大学才对。他拒绝与汉学家牟复礼联名寄卡片，因为牟复礼曾是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他把“文革”看作是改造会，“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儿子周启博语)。参加“梁效”写作组时，他以为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欣喜于古文知识能“服务于革命路线。”当“梁效”写作组接受政治审查时，周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

　　直到30年后，周一良才幡然悔悟。在“梁效”写作组某成员的追悼会上，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的挽联深深触动周一良，使他重拾荒废多年的古代史研究。可惜时光不再。中华书局曾经出版了一本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文集》，被他戏称为“我的前半生”，因为收的都是他解放以前的论文。他承认，解放以后他写的文章“大多是奉命或应邀之作……不足以言研究也。”他把那段“红与黑”的心路历程记载下来，并把那张“无耻之尤”的信纸压在玻璃板下。每每约见晚辈，不讲学术，却谈人生。20世纪末，在一次陈寅恪的纪念会上，已经坐在轮椅上的周一良作了《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