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复同志1931年至1933年在山西太原进山中学读高中时， 我认识了他。因为他是旧社会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的儿子，有些名气，同学里头又传说他的天赋很高，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人们给他起的绰号是“圣人”，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同时，还有人传说他有进步思想。我没有同他直接交谈过。那时，我还不懂进步是什么。我在进山中学高中毕业后，到北京考大学，同几位同学住在一个旅馆里。那时赵宗复同志也来北京考大学，住在另一旅馆里，他专门来我们住处看了我们一次。后来，我进了清华大学，先是电机系，后转入经济系。赵宗复同志进了燕京大学的新闻系。

　　1936年春夏，我在担任共产党北京西郊区委组织委员期间，区委分工由我领导燕京大学党支部。当时燕京大学党支部书记是陈洁，他向我介绍说，燕京大学有个赵宗复是共产党员，陈洁还告诉我，赵宗复的工作已由燕京大学党支部转到北京地区担任燕大的工作了。赵宗复在燕京大学党支部，起初是担任支委，我出席过几次燕京大学党支部会议，他都参加了。我与他有了党的关系后，感情更加亲热。过了一段时间，陈洁调动了工作，由赵宗复担任燕大党支部书记，仍归我领导，有时，我个别找他谈一些党的工作或向他传达上级党的指示。那时，党在秘密环境里工作，一律不许记笔记，我向他传达上级指示之后，他把我传达的内容再复述时，可以说是一字不差，证实了这个人的天赋确实很高。他在燕京大学任党支部书记期间，党的工作开展得很快。燕京是教会学校，学校里有一个叫“团契”的组织，党就利用这个组织进行活动。党的力量较大，还编印了一个专门刊物来进行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党还掌握了学生会的领导权，在燕京大学的一些外国进步教授中也有影响。其中有个美国教授Giean(中文名字叫夏仁德)把他住的一幢洋楼拿出一半给我们地下党作为活动的地方。美国教授住的地方，国民党特务一般是不敢侵犯的，比较安全。西郊区委后来来了一个书记，当时用的是假名，后来知道这人叫刘杰。刘杰同志就住在夏仁德家里。我们西郊区委有时也在这个地方开会或找干部谈话。夏仁德之所以能帮助我们党，这是燕京大学党支部做了许多工作的结果。当然，也是同支部书记赵宗复同志的出色工作分不开的。

　　1936年底，党把我派到山西太原参加了牺盟会的工作，我就离开了清华大学。赵宗复同志在日军占领北京前后，也离开北京回到了山西，开始一段时间，在战动委会工作。战动委会是阎锡山同共产党联合抗日成立的统战组织。当时，共产党方面的首席代表是程子华，战动委会的负责人还有续范亭、南汉宸、武新宇等同志。1937年冬，太原失守，战动委会搬到晋西北，赵宗复也跟去了。

　　到1938年上半年，阎锡山开始积极反共，先是削弱战动委会的力量，不给经费。这时，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把赵宗复调回阎处。

　　1938年上半年，赵宗复同志同我们一起行军，从临汾到汾西。梁化之分配赵宗复担任政治交通局局长，归第二战区政治部领导。当时，我是牺盟总会负责人，与政治部一起活动。赵宗复在组建政治交通局时，我给了他很多帮助，从牺盟总会干部中抽调了一些人到政治交通局工作。由于我们俩在北京就有党的关系，到太原后，虽然组织上没有正式关系，但是，我们在谈问题时，还是以党内同志的口气商量事情。当时的山西，已被敌伪分割成四大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晋东北。政治交通局的任务，就是派人通过敌伪封锁线与四大根据地联系，把各地的材料、信件送到总部机关来，再将总部机关指示、刊物送到各地去，还可以和各地干部当面交谈，互相通气，取得联系，这对我们当时开展山西的抗日救亡工作是很有利的。我们通过政治交通局，可以了解山西各地各方面的抗日情况、进步力量的情况、反动军阀官僚的情况、地主恶霸的情况。所以，政治交通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这期间，赵宗复同志同我合作得很好。

　　到1938年下半年，阎锡山直接抓政治交通局，并交给了一个新任务，还增拔了经费，发给电台。究竟新增加了什么任务，我没有弄清楚。据我估计，阎锡山的意思是想把政治交通局变为他的特务机关，但没有明说，就是明说了，赵宗复也不会给阎锡山办破坏革命事业的事。这段时间，赵宗复同王世英同志直接发生联系。王世英当时是共产党公开派往二战区阎锡山处的办事处主任。阎锡山对赵宗复有怀疑，但他是弄不清楚的。因为，赵戴文的地位很高，又是阎锡山的同乡好友，对赵戴文的儿子，阎是不好轻易动手的。赵宗复同志正是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为党做了许多工作。

　　1939年初，阎锡山搬到陕西秋林镇，赵宗复也去了，住在离我们牺盟总部不远的一个村庄。这时，我同赵宗复同志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有一次，赵宗复对我说，阎锡山要取消战动委会，希望我和他共同努力向阎做工作，不要取消战动委会。我们的确也向阎锡山谈过几次，但阎决心反共，最后还是取消了。战动委会取消后，赵宗复仍是政治交通局局长，一直到“十二月事变”。

　　“十二月事变”，是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的具体行动。山西新旧军爆发战争后，我就离开秋林，到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赵宗复同志没有撤出来，还要他留在阎处长期埋伏，利用他同赵戴文的父子关系，继续为党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阎锡山接收了太原。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城工部部长赵林同志欲派人进太原去了解阎锡山的政治动向，要我帮助找一些关系，我就给他介绍了赵宗复同志的情况。赵林同志表示同意。我曾给赵宗复同志写过两三次信，请他帮助城工部派去的人开展工作。到底联系上了没有，我就不清楚了。

　　以上是我所直接了解的赵宗复的一些情况。下边再讲我所听到的一些情况。

　　听说，阎锡山在太原搞过反共的清查运动。阎要他的部属人人都要交待同共产党的关系。提出的口号是“有关系的交关系，没有关系的找关系，找了关系交关系，交了关系没关系”。据说，赵宗复同志在《复兴日报》上登的这篇东西，赵宗复承认他参加过共产党，承认有些人是共产党员，说了三人，有牛荫冠、牛佩琮、裴丽生。这三个人，当时都在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在太原。很显然，赵宗复写的“自白书”是为了应付阎锡山的。近来我在《山西文史资料》上看到杨怀丰写了这件事。据杨讲，赵宗复的“自白书”，前半部分是赵的亲笔字，后半部分是梁化之他们加的。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我南下到了江西，曾经给在山西工作的赵宗复同志写过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太原解放了，对过去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应该为他们修建纪念碑，特别是对英勇牺牲的牺盟总会的吕调元同志，要好好纪念他。赵宗复在回我的信中表示，一定将我的意见转达山西省委。

　　关于赵宗复同志的党籍问题，听说是华北局决定叫他重新入党。有一次，我因事路过太原，去看望赵宗复时，他已是山西大学校长、共产党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赵宗复同志被批斗迫害致死。

　　赵宗复同志早在青年时期就从事革命活动，参加了共产党，他在几十年里为党的革命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的革命品德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牛荫冠

　　选自《吉县革命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