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植仪:拓荒岭南农学 倾听泥土歌唱
 
　　述前尘影事 观兴衰流变

 
　　专家篇 邓植仪

 
　　人物春秋

 
　　泱泱之中国，农业乃国民经济之根基，以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着世界上22%的人口，既是我们的重任，更是我们的骄傲。

 
　　直到今天，农业仍然是我们的第一产业，科技兴农也是我们历来所倡导的目标。早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就有人高瞻远瞩地提出，要改变我国农业之落后面貌，必须重视发展农业教育的观点，要有改造农业、培育人才、富国强民的理念。这个人就是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事业的拓荒者，我国土壤学的创始人邓植仪。

 
　　少年立志振兴中华农业

 
　　邓植仪，字槐廷，广东东莞县桥头镇人，1888年出生于广东顺德县，1957年逝世于广州市。从1909年远渡重洋到美国学习土壤学起，他的一生就与农业科学结下不解之缘。邓植仪所处的年代，正是我国历史更替，社会变革动荡，烽火连天，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目睹了广大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自耕不能自食，自织不能自衣，缺乏科学文化知识，贫穷饥饿，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环境，邓植仪萌生了“教育救国”、“振兴农业”的思想，选择了爱农、学农、振兴中华农业的道路，更毅然担负起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事业拓荒者的重任，并为之艰苦奋斗终生。

 
　　几十年坚持作农业调查

 
　　邓植仪是一位学术造诣深，具有组织领导才华的土壤学家。他深知土壤问题乃农业生产的根本问题，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重视发展土壤科学。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掀起一场长达20年之久，国内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壤调查、农业资源调查，还有特别针对广东的蚕丝业、蔗糖业、粮业做的专项调查等等。

 
　　正因为有了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奔波于祖国大江南北，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国性的农业概况调查，才使得民国时期广东的农业科学技术史和农业高等教育史没有间断，这在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下，是非常罕见的。

 
　　远见性创办广东多个农学院

 
　　邓植仪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土壤学家，他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农业教育家，是华南地区农业高等教育的开创者与先驱者。邓植仪深深意识到，农业教育是发展农业的原动力，农业教育不发达，则农业科学和农业生产无发展希望。只有建设高水平的农业院校，把农业科技知识普及到广大的农村农民手中，这才能真正负起解决农业生产重大问题之责。

 
　　所以，邓植仪无畏艰难与曲折，从开创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到国立广东大学农科学院，再到中山大学农学院，在三十多年漫长的创校与教育生涯中，为发展我国高等农业教育鞠躬尽瘁。

 
　　专家访谈

 
　　本期嘉宾：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专家

 
　　突出贡献 主持国内最大规模的土壤调查

 
　　问：邓植仪作为中国近代土壤学的奠基人，他突出的贡献在哪里？

 
　　答：他最大贡献之一是主持了国内最大规模的土壤调查。1930年，邓植仪倡议创建广东土壤调查所，展开广东全省农业土壤调查研究工作，这是我国最早建立并且业绩卓著的土壤调查研究机构。从1930年11月到1938年10月，历经8年时间，先后完成了番禺、南海、东莞等34个县的土壤详细调查工作，撰写出版了其中28个县的土壤调查报告及土壤分布图。1931年夏季开始，邓植仪一连利用3个暑期，亲自主持广东全省重要土壤系统性质及其分布的概略调查，足迹遍及全省各地。他于1934年撰写出版了长达6万字的《广东土壤提要初集》。《初集》对广东土壤水土流失、养分流失的记载，对其成因分析和对策，在后来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都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是广东水土保持、环境治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为后来制定珠江流域的治理政策提供了依据，是广东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更让人佩服的是，邓植仪对土壤调查的锲而不舍。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邓植仪从未中断过土壤调查工作，中山大学农学院迁到哪里，土壤调查工作就开展到哪里。

 
　　学术思想 重视农业经济的专题调查

 
　　问：邓植仪开展广东农业概况调查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答：从1920年，邓植仪出任广东农林试验场场长、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伊始，他立即领导广东分县农业概况的调查，派出科技人员分赴各地对各县地理位置、地势、气候、耕作状况、农民经济状况、作物、果树、畜牧、森林、荒山、荒地、特产及输出品、农村教育状况等进行逐项调查并提出改进意见，历时12年，于1932年完成了广东全省94个县的调查任务。其间先后编撰出版了《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上卷》和《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下卷》。至此，广东全省农林业之梗概始获得较全面的了解。这项工作是广东农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划时代的创举，也是发展广东农林业不可缺少的一项基础工作。此外，邓植仪还组织广东蚕丝、蔗糖业、粮食的专题调查，对当时日渐衰落的三大农业提出解决方案。尽管邓植仪不是一个农业经济家，但他所提出的建议，体现出他具有的农业经济学思想。

 
　　教育先驱 中山大学农学院的大功臣

 
　　问：在农业教育方面，邓植仪的贡献在哪里？

 
　　答：邓植仪可谓是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先驱者。他开拓了广东现代高等农业教育事业，特别是中山大学农学院的发展历程，是和邓植仪的名字紧紧相连的。在1917到1949年，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农科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的三个时期共33年中，邓植仪曾先后多次出任校长、院长达21年，两次出任中山大学教务长，长达11年，这在1952年以前的中山大学校史上是仅见的。他为广东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创、巩固，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多层次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突出的农业教育主张是推广农村义务教育，强调农业教育应与农业建设密切结合，应面向农村，面向农民，为农业生产服务。以普及农村教育，向农民普及农业科学知识作为解决农业生产和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他的思想和主张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农业教育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看来，其中一些内容仍然不乏重要的启示。

 
　　往事如烟

 
　　以德报怨济乡民

 
　　华南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专家还谈到邓植仪一件以德报怨的往事。1925年，广东大学成立后，因校舍分散，难以发展，孙中山遂命校长邹鲁择广州市北郊石牌以北的一带官荒山地作为新校址。广东省政府拨出共2178亩地作为农科学院的第二农场场地。官荒山地是国有土地，被征收之后一般人就不能随意开垦，广东大学在石牌建校舍和农场，自然触动了石牌村宗族、乡绅的利益。乡绅还和国民党右派勾结起来，煽动村民反对广东大学征用荒地。

 
　　1925年5月1日早上，当时任农科院院长的邓植仪带着十余位师生前往察看荒地时，石牌的乡绅集结了二千多名村民，有的手持锄锹短棍，有的手持短枪，将师生重重包围。石头随即如雨般落下。事件中，多位师生都遭到暴打受伤，邓植仪背部被打至重伤。

 
　　但暴力事件并没有动摇广东大学农学院师生迁址办校的决心，邓植仪经过短期的疗伤之后更全力投入农科学院第二农场的建设中。他亲自规划农场的道路、绿化、试验田地，终于在荒山湖沼中开辟出一大片田园，种满生机勃勃的农作物。第二农场的蓬勃发展，对当地农业起了示范作用。石牌村民经常到第二农场购买良种，向农学院师生请教种养技术，可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1930年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建立之后，成为当时全国技术最为先进的稻作试验基地和推广基地。这一基地推广的优良稻种比一般的农家品种可提高两成的产量，良种直接由试验总场供应，并提供栽培技术，受到各地农民的欢迎。在交流中，农学院师生与石牌村民的恩怨早化解于无形。这一段恩怨的化解，可以说与作为农学院院长的邓植仪的态度不无关系。

 
　　抗战胜利之后，中山大学重新回到石牌校址开学。石牌村北部农田全靠始建于同治年间的鸡笼岗陂等六个陂塘灌溉，可惜经过抗战期的破坏，陂塘损毁，村中乡绅力图集资修复，但村中已民穷财竭，大片农田只能望天打卦。

 
　　1946年，邓植仪每天上班路经石牌村，眼见大片田禾枯槁，缺水灌溉，心亦焦急。他即电告与中大农学院关系密切、抗战前任广东蚕丝改良局局长的廖崇真，嘱托他带当时联合国救济总署负责在华赈济的美国人承丁到石牌村视察旱情。承丁建议先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将主要陂塘鸡笼岗陂修复。但是鸡笼岗陂修复后水量仍然不足，只有将水坝加高，提高蓄水量，并将其余各陂塘都修复。但所需资金巨大，邓植仪只好动用自己的人脉，亲自请求广东救济分署的凌署长，发给石牌村水利建设所需救济物资，还派出农学院赵善欢博士、郑凤瀛、庞雄飞博士等三位专家帮助指导工程的修复工作。而石牌村的乡绅则动员乡民齐心协力，半月间即完成了六个陂塘的修复工程。

 
　　邓植仪也曾亲自到村中了解情况，当年策划和参与了“5·1暴力事件”的乡绅都在场，而此时彼此不必再提当年事，谈论的却是村中的民生大事。1946年10月，石牌六陂事成之后，石牌村的父老不忘恩人的大德，十分庄重地将水利工程建设的原委刻于石上，在石牌村内竖立了两块碑刻，一块为“鸡笼岗陂增加水量碑记”，另一块为“重修六陂碑记”，落款中当年石牌村最有权势的人物都在其中。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元老

 
　　在邓植仪的农业教育思想中，热心农民教育一直与提倡农业教育、农业建设这二者合一，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两个方面，他1921年就曾向广东第五次教育大会提议设立乡农学校，严肃批评当局不重视农民教育。1925年1月1日，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4月1日结业，为期三个月，所址定于今天的广州市中山三路东皋大道礼兴街6号，主任是阮啸仙，邓植仪任教员，同任教员的有廖仲恺、彭湃等，还有一批苏联顾问，而毛泽东则在同年9月14日开学，12月8日结业的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上担任教员。1926年5月，邓植仪还参与了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欢迎彭湃等代表前来农学院参观学习，并领导农学院师生编辑发行《农声》刊物，积极宣传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报道农民运动的动态。

 
　　与陈济棠合作展开全国农林建设

 
　　陈济棠曾在1930年代主政广东，到1936年两广事变失败下台前，一直有“南天王”之称。陈济棠主政广东时，邓植仪正在中大农学院任院长。陈济棠1936年反蒋事败，下野出国，抗战爆发后回国效力，1940年3月出任重庆政府农林部长。1941年，陈济棠邀请邓植仪出任农林部技监，据记载，当时陈济棠勇于实干，不仅迁农林部于农村办公，到一线体察农情，还在农林部所有领导人选的委派上，或委任与陈志同道合且有办事能力的老搭档，或委任有一技之长的专家，而邓植仪则成为后者的代表。陈济棠向蒋介石提出了自己有关如何办好中国农林事业的意见与建议，经蒋介石同意后，陈济棠请邓植仪集合全国著名农林专家20余人，和从全国推荐、审选的400多位农林专门人才一起，共同研究和制订中国农林施政计划与广东三年农业计划。根据这一总体计划，陈济棠在1941年4月于重庆召开了全国农林会议，展开战时全国农林建设事业。邓植仪与陈济棠密切合作了两年，为中国农林事业贡献了科学的力量。

 
　　■东莞新观察

 
　　知识分子与为官之道

 
　　要在今日谈论为官之道，大抵逃脱不了人际学、厚黑学之类的范畴，似乎一旦进入权力世界，就只能按照上述原则行走，否则不仅寸步难行，而且可能有被淘汰之虞。

 
　　而今日的官员，虽然学历高者甚多，但是大部分并非学而优则仕，反而是“仕而优则得其学位”。反观民国时期，倒有不少先辈留下的为官传统，值得今日人们学习。就以东莞出身的著名土壤学家邓植仪而言，早年赴美学习土壤学，回国后历任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农科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的院长或校长长达21年，并曾任中山大学教务长，虽人在教育界，但是也算是执权力之牛耳者。不过这样一位专业出身的教育官员，却常作出让人惊讶的举动。比如烧掉中大招生的人情条，为石牌村的水利建设义务奔走，严禁家人揩油，就连医疗，也尽量不去寻求公费报销。如此行为，今日看来，简直有如天外飞仙，道德自我要求如此严苛有如圣人，让时下人叹为观止。但是这并不是特例，民国时期甚至更早到晚清，士人有其一套为官的道德传统和职业操守，尽管也屡有越雷池者，但是士人如想获得清议名声，那不仅要为官清廉，而且还得在大是大非上有所为。由此足见当时为官士人的道德标准何其高远。

 
　　而到民国，知识分子逐渐开始官僚化，进入各个部门担任专业人才。但是这种体制化的改变却仍然保留了传统士人为官的传统，也就是不能以权谋私，且要尽心尽力为民谋福祉，如此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能成为士林之表率。邓植仪先生的为官之道，今日看来十分古板，不通变化，但是那却是一个士人为官的道德传统脉络，在这个源流里，知识分子入世要以苍生为念，要以个人道德修养为行事之根本。正是在这样的先贤道德感召下，人们才能自我培育出一些抵御贪欲的心灵种子，不至于一入官场便面目全非。

 
　　□成庆

 
　　寻觅足音

 
　　长年居住于广州同福中路

 
　　邓锡鎏曾忆述，父亲邓植仪在广州长年居住在河南同福中路。现在的同福中路，是海珠区一条车水马龙的狭窄街道。而在上世纪20年代，这里还属于广州的偏僻、郊野地区。大概在1927年，当时邓植仪就在同福中路海幢寺往南邻近郊区的地方购置了一片约200平方的荒地，当时房管部门将该处地址编列为河南同福中路松荫里三号。

 
　　解放前属郊野之地清幽恬静

 
　　邓锡鎏还介绍，邓植仪找建筑商承建一栋砖木结构、中西合璧形式、坐北朝南的两层楼房作为住所。房子前还有一个小园子。在小园子旁，他还开掘了一口水井，园子内种有石栗树，龙眼，黄皮等岭南果树，还种有竹子。邓植仪就喜欢住在这样清幽恬静的郊野地方，不受打扰。抗战时期，邓植仪带着一家撤离广州，房子丢空，幸得被保存下来，没有遭受战火摧毁。解放后，邓植仪一家回来此处居住，直至他去世。邓植仪逝世后，其骨灰也一直存放在此屋中。

 
　　为避骨灰被抄只能投入水井

 
　　文革时，掀起抄家之风，邓植仪家的房屋亦遭受抄查，他所遗留下来的书籍、文件、衣物等均被抄走。当时，其妻罗氏还健在，生怕邓植仪的骨灰被抄走，慌忙中，便把骨灰盒投入屋前小园的水井里。随后，罗氏被勒令遣送回东莞桥头镇居住。1988年前后，罗氏去世，临终遗言就是要将其骨灰运回广州家中安放，子女们也就把母亲的骨灰盒也投入屋前小园的水井里，让两位老人永远相伴在一起，长眠于家中地底下。直至1994年，广州开辟海珠区宝岗大道，邓植仪的房屋由于位于修筑马路大范围内而被征用，市政府按规定付出相当金额的房价款作为补偿。

 
　　后代忆述

 
　　邓植仪的一位儿子邓锡鎏，是中央农业部植物保护局教授，全国著名治蝗专家。在他撰写的一篇《忆念先严生平》的文章中，他记录了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在这些细小的往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邓植仪是如此一位淡泊名利，廉正不阿的人。

 
　　廉正不阿不附权贵

 
　　邓植仪一生廉正不阿，不附权贵，追求名位。他两度担任中山大学教务长的11年间，每年都亲自主持招生工作，而每年都会有不少官宦、富豪请政要权贵为他们投考的子弟写来托情信，希望予以照顾录取。但邓植仪从不买账开人情之门，虽知道这样可能招致一些权贵对他的不满，但他认为这是为国家选拔可造之才，不能有人情账。录取新生由招生委员会开会审核，按规定的考试录取分数标准和名额，择优录取，就连他自己的子侄投考，亦一视同仁。招生结束时，邓植仪把所有政要权贵写来的托情信交给教务处的办事员，着令把它们付之一炬。据当时的办事员回忆，某年招生时，政要权贵们写来的托情信之多，足可以用来烧开一大壶水。

 
　　公私分明不占便宜

 
　　在中山大学任职期间，学校配备专用小汽车接送邓植仪上下班。可邓植仪公私分明，平日办私事时绝少使用公车。如因办私事乘用了，事后，他必然要计算出行车路程所耗用的汽油数量，按市价折款给学校，未经他的同意，他绝不允许家人私自乘用公家小汽车外出。在他晚年，由于患高血压病多年，身体经常不适，亲友介绍医生为他治疗，医药和交通费用开支颇多，但邓植仪都是自掏腰包，从不要求单位报销医疗费用，因此他的经济并不宽裕，还常处于拮据情况。

 
　　家乡情

 
　　提高万顷沙沙田水稻产量

 
　　祖籍东莞桥头的邓植仪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在1946年到1949年，邓植仪受聘为东莞明伦堂的董事，任董事期间，他在万顷沙沙田设立了试验示范农场，大大提高了这里水稻耕作产量。东莞虎门濒临珠江出海口，其西北角对岸为广袤辽阔的沙田，解放前被称为万顷沙沙田区，万顷沙沙田区属于明伦堂公产。但沙田多为咸性土壤，土质粘重，且灌溉受海潮影响，水稻产量低，约为正常稻田产量的一半左右。鉴于沙田生产落后的情况，邓植仪就在这里设立试验示范农场，提高水稻产量的有效措施。由他物色较有稻作栽培经验的农业科研人员负责办理试验示范农场，培育适宜沙田土质和栽培环境的优良稻种，同时结合改进沙田耕作、栽培管理技术措施等试验研究。结果，通过利用犁田机械深耕等方法，使土壤风化透彻，每亩的水稻产量增加了近两成，沙田的农业生产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邓植仪还亲自在虎门进行珠江咸田水稻灌溉的研究。虎门有着面积广阔的滨海咸田，咸潮影响着水稻的灌溉及收成。邓植仪就和助手一起，驻扎在珠江口处，研究潮水涨落的规律和时间差，从而把握了淡水灌溉的最佳时机，这样就避免咸潮之害，提高了咸田水稻的产量。

 
　　开办东莞第一所农业职业学校

 
　　邓植仪还积极推动、协助建立桥头农业职业学校，方便当地农民子弟就学。在1946年，他曾与桥头镇各乡士绅联名写信给东莞县政府，要求在桥头镇设立一间中学，以便当地青年学子就学，得到了东莞县政府的同意，因而建立了桥头农业职业学校，由东莞明伦堂拨款开办。1946年9月，桥头农业职业学校在桥头圩东桥市正式建立，招收了邻近乡村的青年入学，这是东莞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农业职业学校，开创了东莞职业学校的先河。

 
　　感谢东莞政协文史委员会及杨宝霖老师对本文提供宝贵意见

 
　　本文参考资料《邓植仪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