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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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将军的文化情怀(熊晓芬)

发布时间:2011-03-20 22:33:42      发布人: 孝行天下
历史总是那么令人难以捉摸,谁也无法预知岁月的长河会在哪一个转弯处给世人带来惊喜。作为辛亥革命后陕西省第一任督军,张凤翙大概不会想到,在将近百年后,他的名字屡屡被人提及,并非因为自己那曾叱咤风云的历史,而是因为自己曾经力主创办的一所大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10月22日,钱鼎、张钫等同盟会会员公推张凤翙为首领,领导了西安起义。次日,西安城光复。11月22日,武昌中华民国军政府任命张凤翙为中华民国军政府秦省都督,12月9日改称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经一步步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民不聊生、饿殍遍地是当时中国社会最逼真的写照。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带给了国人新的生机和希望,中国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刚届而立之年就执掌了一省的军政大权,张凤翙自然踌躇满志,想要开创一番前无古人、足以彪炳千秋的伟业。但是,年轻的都督环视这曾经的汉唐胜地,心里明镜样清楚,连年的战乱和灾荒让陕西失却了昔日的昌盛和繁华,长安城当年的风光早已不再。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百业凋敝,是陕西的严酷现实。就说眼前的西安城,也是城墙破败残缺、街市狭窄混乱、百姓生活困顿……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无疑落后于东南诸省。

身为一省大都督,张凤翙绝非一介武夫。其为人颇有气度,又有胆识。早年他曾留学日本,是陕西省首批官费留学生。也许因为喝过东洋的墨水,接受过新式的教育,张凤翙充分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在西安起义爆发后5天,即10月27日,张凤翙就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的名义将司令部移驻陕西高等学堂,召开大会,宣布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 高等学堂的不少师生也投身革命。学堂兵学教习宋元恺还亲自前往兵装局,将弹药发给学生。新政府成立后,陕西大学堂的一些毕业生担任了重要职务。其中,崔云松任财政部长(后任都督府秘书长)、郗朝俊任副部长、曹澍任教育部长、钱鸿钧为司法部副部长、宋元恺任外交部部长。“政体改良而后,无论立法、行政,非有高等学识者断难胜任而愉快。”张凤翙明白,这些新式教育培养的人才,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后更是一支重要的建设力量。

“自统一政府成立之而后,服务中央者,西鄙之人,乃落落如晨星,非勇于破坏,不懈于建设,人才难得,无可如何,不得不诿卸于东南诸贤,使之独任之艰巨,国民责任之谓何,无以对国家,尤无以对东南诸省。”张凤翙关注的不仅仅陕西一省的建设,而是辽阔的西北地区的发展,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安危和繁盛。他一再发问:“西北不竞,岂国之福?”

西北地处偏僻,交通不便,青年外出求学,路途遥远,多有不便;艰苦的环境又阻挡了外省人士前来的脚步。对此,张凤翙忧心忡忡:“西北闭塞日久,若不早为培植,恐愈趋愈下,将来文武法官之考试,西北必少合格人才。” 培育优秀人才的唯一途径,只有兴办教育。

新式教育在中国起步不久,在大西北更少一所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新疆以一省之大,连一所中学也不具备。在陕西,虽然有陕西高等学校(由陕西高等学堂改称)、关中政法大学(原陕西法政学堂)、三秦公学等几所学校,但是这也显然无法满足辛亥革命后西北建设所需要的大量人才。

“交通便利之省分,设立大学尚可暂行缓图,若西北则地方如此辽阔,关系如此重大,人才如此缺乏,内观外顾,忧心如焚,急起直追,犹虞不及。”虽然军政要务缠身,面对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急需筹划、建设的局面,张凤翙仍然把相当的精力和心血投注在教育上。

1912年3月,在张凤翙的极力主张下,陕西高等学校、关中法政大学、原陕西农业学堂、原陕西实业学堂、原陕西客籍学堂几所学校经过重组,于当年创设了西北大学。“西北大学”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历史的舞台上。

“西北大学”这四个字折射了办学者的西北情结。筹备之初,学校曾拟定名为“关中大学”,后改为“西北大学”,这一更改,赋予了这所学校领导西北文化建设的光荣使命,更展示了学校建设西北,振兴中华的宏大情怀。

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办成一所大学,固然很难;在地处偏僻、经济落后的陕西办成一所大学,更是难上加难。当时的文科学长崔云松对西北大学的筹备情形曾有描述:“为建设人才计,为大局根本计,于点金乏术之时,勉为朴棫作人之举,设立此校,招集英贤,试思去年由法政学校改为法政大学,扩为西北大学,其筹划之苦,期望之深,有非言语可以形容者。回忆元年春季本校开学,仆承乏财司,每月仅筹三百金,区区之数,犹有几许掣肘者,即此一端已可概见,此吾西北大学处于财政方面艰难缔造之历史一也。”

经费的缺乏已经够令人头痛,更大的打击却来自中央政府。1912年,陕西都督署就西北大学的立案问题,正式上书袁世凯当总统的北洋政府教育部,请求准予立案。没想到北洋政府却借口“大学规模弘大,经费浩繁”不予批准,更斥责陕西在几所专门学校的基础上筹办西北大学“尤足以妨碍普通教育之进行”,责令停办西北大学。

张凤翙拍案而起。在致函教育部时,他写道:“本都督环顾东南,起视西北。默察现在,悬想未来,无论从何方观察,似应为破釜沉舟之计,不敢殆因噎废食之机。”他在函中表示,筹办西北大学实在是有设立的必要,如果坚持停办西北大学,则为“荡舟激流,势难中止!”

张凤翙等人坚定的决心最终使得西北大学在历尽曲折之后得以建立。学校成立之初,校舍设在西安市内老关庙什字万寿宫一带。这里原是法政学堂的校址,规模小,教室少,不够使用,更不利于学校将来的发展。学校即向都督府申请,把“习武园实业学堂地址左右附近之官地”均划为学校区域,逐年修建,作为学校的基础。不久,就定于在习武园另行拟造新式学堂,并约计1912年底即可竣工。而这份申请,西北大学是在1912年11月才上呈都督府的。这样的大宗工程即刻动工,足见张凤翙办学的诚挚和气魄。

听说西安城里新办了大学,各县的考生纷纷前来应考,当年应考的考生就有六七百人,其中还有来自甘肃、新疆等省的五六十名考生。为了免去学生的奔波之苦,学校还在校旁修建了西式楼房作为学生宿舍,并备有食堂,学生每月花费不过数元,即能享受到胜过往昔百倍的便利。

就在西北大学因为办学经费短缺而举步维艰之际,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向学校伸出援助之手。单是汉阴县民张少云就捐助西北大学经费银2000两,联想到西大创设之初,月入仅300金的窘况,这样的义举不能不让西大人感念于心。捐资助学的背后,是三秦父老对西北大学的眷眷情深。从踉踉跄跄的起步到成为今天的全国重点大学、“211工程”院校,西北大学在成长的过程中始终依靠着那些朴实得甚至有些木讷的乡亲不甚宽厚的肩背,而谁又能说得清,西北大学的肩上又承担了父老乡亲们多少无声的嘱托和殷切的希望?在艰苦困顿中几度沉浮的西北大学,也正是依靠着源于泥土的力量,才一次次奋起,以不屈的姿态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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