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国舰队”在华的活动

“中国舰队”虽以西太平洋为其活动范围，但与中国的关系则尤为密切。在以保商护侨为借口，而又有不平等条约作为护符的有利条件下，英国的兵舰遂得在中国沿海沿江自由进出大肆活动，非但随时可以驶往各条约港(Treaty Ports)驻扎，即未开放的港口，亦可以访问的名义前往勘查。从“中国舰队”向英国海部所作的诸多“例行报告”(General Letter)中，可知其所涉及事项之广泛，举凡各种商情、政情、军情等无不包括于其内。其中尤对有关中国海军之活动以及海防之建设最为注意，诸如装备、教育、训练、人事、军港、炮台、船坞等各项军情均为涵盖于其中。有时且绘成详细地图，以说明其工程的进度，是以中国各项海防工程几乎全数暴露于英国人的监视之中，中国的国防亦无任何秘密之可言。

不过，平情而论，“中国舰队”对中国的海军尚称友好，特别是北洋舰队。一则由于其主要干部大多曾留学英国，接受英式训练，其规章法令多以英国为本，再者船只亦大半购自英国，而为英军所熟悉。特别是在琅威理(William M.Lang)为北洋海军的总查时期，双方的关系最为融洽。因为琅氏原即服务于“中国舰队”，曾经担任“吉斯瑞尔号”副舰长(Command of the Kestrel)，其后为中国向英国海军借调而来。1890年虽以“香港事件”迫使琅氏辞职，造成中英之间的不快，但英国海军对于中国海军则依然予以同情与协助。

“中国舰队”为了表示对中国海军之重视及友好，曾于1886年醇亲王检阅北洋海军时，其司令哈密敦(Vice-Adm.V.Hamilton)亲率10艘军舰前往观礼。于5月20日至旅顺拜会醇亲王，隔日(5月22日)，又到烟台口外，联同法国水师提督理尧年(Adm.Rieunier)鸣放礼炮21响，向醇亲王致敬。接着又登“海晏号”晋谒，宾主相谈甚欢，并摄影留念。同日晚李鸿章亦偕善庆等登英国旗舰(H.M.S.Audacious)及法国旗舰(Turenne)回拜。1891年，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北洋海军举行第二次检阅时，“中国舰队”司令李查理(Willson Richards)亦曾前往参观、并对其海部作报告。注25值得注意的是，当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尚曾邀访“中国舰队”司令斐利曼特而(E.Fremantle)作三次长谈：第一次会见是在旅顺北洋舰队提督的旗舰“定远”号上，时为1894年5月14日。第二次是在大连，由李鸿章回拜，在“中国舰队”的旗舰 “Alacrity”号上，时为1894年5月17日。第三次在威海卫岸上，时为1894年5月21日。在这三次会谈中，李鸿章曾一再地强调中英之间应为一“天然的同盟”(A natural allies)，希望与英国共同合作，甚至曾言如英国进攻海参崴，他也可以命令中国的海军从旁协助。李鸿章于甲午前夕所发出此一讯息，其真正目的是期望能拉拢英国对抗日本(或威慑日本)。可是事实证明，此事绝无可能，因为国际间都以自身的利益为其优先，而非单方的一厢情愿。注26

结论

“中国舰队”是英国海权于世界战略布局之一环，也是英国在远东海军力量的一个代表。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执西太平洋各国海军之牛耳，二十世纪之初，则与后起的日本海军争霸，终则于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为美国海军所取代。于今看来，虽然已成为明日之黄花，但从远东海权史上观之，则仍有其重要历史意义，而不容加以忽视。

“中国舰队”的成立，与英国在远东殖民势力的扩张有关，亦与其在远东之国际贸易不可分，故知此一海上的武力，实为维护英国的殖民统治，商业利益，以及航运安全而设立，也是执行英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工具。

“中国舰队”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南起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半岛，北抵海参崴及白令海峡，东至日本的长崎及韩国的仁川，西至中国沿海各大口岸。但论其商业及外交利益，实以中国为中心，因为英国在华的通商口岸最多，商业利益最大，外交特权最广(不平等条约)，战略地位最高。兼以其兵船可以纵棋于沿江沿海各口岸，自由进出，畅行无阻而无户庭之限，更使英国在中国居于重要地位，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产生大的影响。

“中国舰队”由于活动的范围过广，自1875年之后，曾经分为“南方支队”(South Division)及“北方支队”(North Division)二个部分。但此一分工，并未影响其人事的布局，而仍由舰队司令负责指挥，其司令一职例由副提督出任，但亦有为准提督所兼代者，由于远东地位的重要，曾有数字“中国舰队”司令，如凯古柏(Cooper Key)、哈密敦(Vice-Adm.V.Hamilton)、欧威尔(George,O.Willes)等晋升为英国海军部长。又“中国舰队”司令除军事外，有时亦兼负外交事务，如1854年“中国舰队”司令施泰麟(Vice-Adm.James Stirling)曾经率队前往日本，继美国舰队司令裴理(Commodore Perry)之后，与日本订约，并取得同样利益。1882年“中国舰队”司令欧威尔亦曾率舰前往朝鲜，签订英韩条约，取得通商的权利。

“中国舰队”在中国的活动最为频繁，对于中国海军之发展以及之建设最为关注，经常有详细之报告于其政府，从其海部所藏之“例行报告”(General Letter)中，即可发现大量此方面的资料。以其内容复杂，限于篇幅，拟于其后再以专文讨论，此处从略。不过，一般而论，其对中国海军的态度尚称友善，尤其在琅威埋出任北洋舰队总查时期，更是如此。由于英国对华的政策仅在谋求商业的利益，而无领土的野心，此点与日本及俄国大为不同，故其海军在华活动的目的，亦以护商保侨为侨为主要的目的。

在“中国舰队”中与中国海军相关之人士除琅威理(W.M.Lang)之外，其它尚有一人值得一提，是即为阿斯本(Sherard Osborn)，阿斯本原为“中国舰队”中 “Furious”兵舰之舰长。1858年，英法联军时曾载英使额尔金及译员李泰国(H. N. Lay)北上，攻陷大沽口。1862年，中国为了向英国购买兵舰，特命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英休假的李泰国代办，李泰国因与阿斯本有旧，而聘之为“中英舰队”(The Anglo-Chinese Fleet)的轮船统领，率舰回华。不意，以指挥权问题发生冲突，阿斯本愤而辞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而购舰之事亦归于失败。注27

附注

1、Grace Fox, “British Admirals & Chinese pirates”，1940 London pp2-4 10-17

2、Gerald S. Graham. “The China Station－War and Diplomacy” (1830-1860) 1978. Oxford pp267-268.

3、Ibid, p.241.

4、根据英海军部于1844年7月25日发给Rear-Admiral Sir Thomas Cochrane的训令： “East India Station, Limits from 25 July 1844: On the North by the shores of Asia, on the west by Africa, north of the Equator. Thence along the Equator to 66°E. Longitude, thence by 66°E. Longitude to Latitude 10°S., thence by Latitude 10°S. to Longitude 75°E., Thence by Longitude 75°E. to the Antarctic Circle. On the East by 170°W. Longitude, on the south by the Antarctic Circle, Adm 1/5543；Adm 2/1330. No.126.

5、George Woodcock, “The British in the Far East. Soci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overseas”, 1969 London p.47.

6、如在嘉庆年间两广总督那彦成即采取招抚文策，而被清廷撤拏向。参看《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7，页14-15，嘉庆10年11月“庚申谕”，页36“丁巳谕”。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民国51年，台1版），页238-243，“嘉庆东南靖海记”。

7、Grace Fox, “British Admirals & Chinese pirates” (1830－1869), 1940, London, p.p.32, 108, 176; Alexander Michie,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Vol I. p.p.229－307, 1900 London；Gerald S. Graham, “The China Station－War and Diplomacy” (1830-1860) p.p.268-275.

8、关于鸦片战中英冲突情形，可以参看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册，页125-167，民国53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刊。

9、Grace Fox，“British Admirals & Chinese Pirates” (1830-1869) pp.20-22.

10、参看“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s Herald)，May 28，1886. p.559.及拙著《李鸿章与北洋舰队》2000年，台北，p.450。按“Audacious”与 “Iron Duckk”为姊妹舰铁甲战船，二舰分别为“中国舰队”之旗舰达十余年之久。

11、“The Chinese Times” March 10th，1888，p.149-150.

12、Graham之前引书， p.294.

13、Graham之前引书，p.302-320，英美拟据台湾之事，可参看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一册，页256。

14、参看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1998，北京人民出版社，页66-67，所转引自1985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页200-201.茅海建：(第二次鸦片战中清军与英法军兵力考)，按因未注明各舰英、法原文，颇难一一查对，下表亦同。

15、Graham之前引书，p.364，至于谓西马曾于1860年占领大连时，将大连命名为“Adams”；将旅顺命名为“Arthur”(见Encyclopedia Britannic, 1968)Vo1. 10 p.p.256-257，尚待查考。

1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1980，香港，页142。

17、参看拙著：《李鸿章与北洋舰队》2000年台北，页52, 59，注5。

18、ADMI/IND 6391. Ryder to Admiralty. Nov.11, 1875。

19、ADMI/6378 L 167 M/Aug1876. Ryder to Admirality. July 26, 1876. “Vigilant”号。

20、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7，页38-39，“烟台议结滇案折”。

21、Alexander Michie,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2Vols, London, 1990, Vol2 p.267。

22、英国外交部档案“Central Asia” No.5 (1885) State of Affairs in China, p.p.387-405。

23、Ibid, p.p.450, 484, 487, 489-450。

24、参看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1015, Oconor to Sir. Of Reseburg，1885；ADMI/6810. L334/66. Hamilton to Admirality, May5, 1886；李鸿章：《李文忠公集》(七)，(电稿)，页27-29。

25、英国海军部档ADMI/7066. S123/1891 June 19. No.205 Parag 13。

26、ADMI/7149. L77/1894 report of Interview with H.E. Li Hung Chang, Shanghai, 25 May 1894。

27、1858年时，李泰国为额尔金手下之译员，二人曾同乘“Furious”号兵船北上(舰长为阿思本)，故李泰国与阿思本为旧识。此外，曾在福州船厂教习海军的英国教习德勒塞(Captain Tracey)亦为“中国舰队”出身，后且曾出任旗舰“铁公爵”号(Iron Duke)的舰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