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军舰在朝鲜南阳湾外的丰岛附近海域不宣而战，对从该处经过的中国舰船发动突然袭击，揭开了甲午战争海上战场的序幕，史称丰岛海战。这次海战，中国方面的“广乙”号鱼雷巡洋舰遭受重创后自毁，“操江”号运输舰被俘，租用于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击沉，只余下“济远”号穹甲巡洋舰只身而返，可谓损失惨重。但是战后中方的公文中，对于海战失利的详细情形，以及海战中“济远”舰挂白旗、日本海军旗而遁^[1]等负面消息却大都作了回避和低调处理，反而突出提起了一件多少具有些传奇色彩的事情，即“济远”舰在退离战场途中曾用尾炮重创、击退日本军舰的事迹。

舰船上最直接的记事档案是航海日志，有关“济远”舰在丰岛海战中的作战情况如何，最原始的史料也就首推该舰的航海日志。令人诧异的是，甲午一役后北洋海军各舰的航海日志类档案大都无从查找，唯独“济远”舰的航海日志却部分保存了下来，更为特殊的是，北洋海军舰船的航海日志都是按月制作成簿册以供记载^[2]，而流传的“济远”舰航海日志仅仅只有几页，又偏偏刚好是1894年7月25日、26日丰岛海战事发两天的日志，可谓是巧之又巧。在7月25日海战当天日志的记事部分里，使用很大篇幅提及了海战中的一个战斗片断：“十一点，见倭船又来追赶。十二点，赶到，在我船之左。我船后台开四炮，皆中其要处，击伤倭船，并击死倭提督并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我船舵楼已坏，故亦不追赶，定向回威”。^[3]从这段内容便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 1894年7月25日的上午11时日本军舰追击“济远”，12时迫近“济远”，“济远”舰尾炮连续4次击中日本军舰的要害，并击毙了舰上的提督军官等数十人，致使受伤后的日本军舰挂中国龙旗而逃。由于己舰的操舵装置发生故障，“济远”舰没有进行追赶，而是乘势回航威海。有关“济远”舰用尾炮击退追敌的事迹即由此轮廓初具。

丰岛海战之后，“济远”舰于7月26日清晨回到威海，由于当天下午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舰队主力外出巡弋，来不及就丰岛海战情形进行调查汇报，于是“济远”舰管带方伯谦遂直接向北洋大臣李鸿章作出了报告。除简要叙述海战的经过情形外，更着重提起了尾炮退敌一事，称“……午时我船整理炮台损处，倭船紧追，我连开后炮，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彼即转舵逃去。”^[4]内容与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所载大同小异。

时隔4天之后，7月30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正式具文，向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丰岛海战情况。在这份据称是经过查询“济远”舰管带、员弁、水手后作出的官方报告中，同样也突出提及尾炮退敌一事，但较之方伯谦报告和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更显详细：“……‘济’停炮诈敌，彼欲驶近拟擒我船，‘济’即猝发后炮，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中其船中，黑烟冒起，‘吉野’乃移逃，四弹炮力已不及矣，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5]不仅明确了被击退的日本军舰是日本第一游击队的旗舰“吉野”，以及几次命中“吉野”所造成的破坏效果情况，而且丁汝昌还特别提出了两名水兵的名字，认为他们是这次攻击行动的功魁，其他帮助运送弹药、操作火炮的水兵也被丁汝昌称为奋勇，认为有功。不过丁在报告中却绝口没有提到“济远”舰的管带方伯谦，推功时，竟然略去了海战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员，于情理都有不合，丁汝昌似乎是暗示方伯谦与尾炮退敌行动没有直接关系。

对于一场损失惨重的海战而言，具有传奇色彩的尾炮退敌事件无异于是黑暗中的闪光点，给海战画上了圆满的收笔，甚至可以称为是转败为胜，因而尾炮退敌一事便成了丰岛海战中北洋海军的典型英雄事迹。上述三则有关“济远”舰在丰岛海战中作战情况的官方文件可以认为是用以确立尾炮退敌说的原始史料，除此以外，在当时及此后的一些相关的史料、撰述中也屡有提及尾炮退敌的，基本的情况描述大致相同，但对于事件的细节阐述以及评价却存在着部分明显的差异，基本可以将其分之为两类。

其中以时人姚锡光撰写的《东方兵事纪略》为代表的一类，将尾炮退敌诠释为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胆小怯懦，底层水兵奋起自发抗敌，保全了军舰。“……管带方伯谦树白旗，继又树日本旗；倭追如故。时有水手王姓者甚怒，而力素弱，问‘何人助我运子！’又有一水手挺身愿助，乃将十五生特尾炮连发四出，第一出中倭船舵楼，第二炮亦中，第三炮走线，第四炮中其要害，船头立时低俯”。^[6] 整体来看显然很大程度受到丁汝昌海战报告的影响，4次命中“吉野”的情况与丁汝昌报告略同，水兵王国成、李仕茂自发抗敌的事迹也同，只是增加了有关水兵王国成“力素弱”，“问‘何人助我运子！’”等细节，虽别显出一番生动，但是没有实际出处依据，似不足为信史。被丁汝昌在海战报告中排除在尾炮退敌事件之外的方伯谦，姚文将其在海战中树白旗、日本海军旗而遁的事例予以公开，认为是管带方伯谦畏葸败逃，基层水兵挺身而出尾炮退敌。

由于“济远”舰悬挂白旗、日本海军旗而遁等事被多方史料证明为事实，水兵自发抗敌又符合人们对于英雄人物的期待，因而这一类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和接受，影响至为深远，直到现代大多数中国的研究论著中还都依旧在使用着并非原始史料的姚锡光观点。诸如孙克复、关捷编著《甲午中日海战史》称“爱国士兵王国成激于民族义愤，奋起自卫反击。他问大家：谁能帮我运炮弹？水手李仕茂挺身愿助。二人协力发尾炮攻击敌舰。连发四炮，命中三炮。第一炮击中‘吉野’桅楼，第二炮也命中。第三炮走线未中。第四炮命中‘吉野’要害，船头立时低俯。‘吉野’受创，不敢继续追击，于12时43分，转轮退走。” ^[7]几乎就是姚文的翻版。与之类似的还有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称“……在此紧要关头，水手王国成挺身而出，反击敌寇……另一水手李仕茂从旁协助，用15公分口径尾炮对准‘吉野’连发4炮：第一炮中其舵楼；第二炮中其船头；第三炮走线；第四炮中其船身要害处。12点43分，‘吉野’受伤，舰头立时低俯，不敢停留，转头向来路驶逃。”^[8]此外，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编写的《近代中国海军》同样深受姚文影响，称“‘济远’水手王国成和李仕茂用150毫米尾炮瞄准‘吉野’，连发4炮：第一炮击中‘吉野’桅楼；第二炮击中其舰首；第三炮未中；第四炮击中要害。‘吉野’舰首立即低俯，不敢再追。”^[9]苏小东著《甲午中日海战》在提及此事时，则更是直接引用了姚文原文。^[10]

关于尾炮退敌的另外一类观点，主要以《冤海述闻》等为代表。《冤海述闻》的作者在上世纪80年代被戚其章先生推定为是丰岛海战中任“济远”舰驾驶二副的何广成^[11]，其著对于尾炮退敌事件的经过叙述大致与上一类相同，但认为击退敌舰的功劳不能由水兵独享，而是管带方伯谦的谋略指挥所致，由此推论“济远”在海战中挂白旗与日本海军旗而遁是为了实施这种谋略而作的准备，水兵击退日舰也是在管带指挥下的职务行为，方伯谦才是尾炮退敌事件的功勋。“方管带发令将船前转看杪准，猝发后炮，一发中其望台下。该船火药炮子震裂，翻去望台，歼其提督员弁二十七人，并水勇无算；再发中其船头，火起水进；又发中其船身，船便倾侧，升白旗龙旗而遁”^[12]。值得特别予以注意的是，《冤海述闻》有关尾炮退敌部分的描述在内容与笔法上都与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存在相似，因而戚其章先生在“《冤海述闻》研究”一文中推测《冤海述闻》的作者何广成即是“济远”舰航海日志1894年7月25日部分的记录者。以《冤海述闻》为代表的这类材料，由于在史料叙述以及人物品评上多有明显的偏颇错误之处，因而并不被学界广泛引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所谓为方伯谦翻案活动开始后，一些翻案文章屡屡采择，引之为方伯谦悬挂白旗的正当理由，虽然一时声势颇大，但终究理曲牵强，难以服人。

综上可知，从丰岛海战至今，“济远”舰尾炮退敌事件在某些认识上还存在有差异和不同意见，但是关于尾炮退敌事件的真实性，则各方都深信不疑，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尾炮退敌事件的发起者等问题上。国内关于甲午战争的著作论述中大都予以收录采用，几乎到了凡提及丰岛海战，必说“济远”舰尾炮退敌的境地，然而围绕着尾炮退敌而丛生的一连串疑问，却始终未被注意。以十九世纪后期的海军技术条件来看，1艘2000余吨的穹甲巡洋舰使用口径为150毫米的旧式架退后膛炮，是否真的能在短时间内重创、击退或是击沉敌舰？当时采用黑火药作为弹头装药的炮弹是否足以在短短几次命中后就能制敌于死地？被中国方面称为重创乃至击沉了的日舰“吉野”为何在丰岛海战后不久仍活跃于海上？……如果这些疑问无法得到确实可信的答复，那么尾炮退敌这种记载终究无法令人彻底信服。

对于此，早在丰岛海战结束后不久，北洋大臣李鸿章就首先提出过怀疑，认为“一炮如此得力，果各船大炮齐发，日虽有快船、快炮，其何能敌？”^[13]可谓一语中的，直指出尾炮退敌问题上的一处关键要害，但是李鸿章并未就此继续深究，事后就不了了之，使得尾炮退敌说的真假更显得模棱两可。近代海军史研究者姜鸣先生在2002年增订版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中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姜文直接认为方伯谦和丁汝昌关于丰岛海战的报告“均存在很大的漏洞和虚假消息”，“不提曾升白旗和日本海军旗，反而谎称‘济远’以一门尾炮击退两艘日舰，还称日提督阵亡、‘吉野’沉没”^[14]，已经觉察到尾炮退敌说存在漏洞和虚假，可惜书中并未就此问题再展开进行专门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