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5年10月中旬，由李伯球同志介绍认识了李章达同志。当时，他住在海珠北路祝寿巷44号，其公馆成为民盟地下斗争的指挥部。

    在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加过李章达同志主持的多次会议和听过他不少次的报告。在实际工作的接触中，他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仪表庄重，精神矍铄，双目炯炯有神;生活严谨朴素，对人和蔼可亲;声音洪亮，作报告时铿锵有力;处事认真果断，使人感到他是一位富有政治经验的、杰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我在从事民盟的工作中感到，有这么好的领导，当引以为自豪。

    现在，忆述李章达同志(字南溟，人们尊称他为“南老”，下同)在新中国成立前使我难忘的几宗斗争事迹：

    一、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后，中国共产党为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的指示，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于1942年8月间，约见民盟领导人章伯钧、李伯球，提出民盟如何在华南地区开展工作问题。随后，李伯球带回此次会议精神和民盟中央文件，请李章达主持广东盟务，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并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有李伯球、杨逸棠、郭翘然、胡一声参加的“民盟韶关小组”，他们与中共地下党并肩作战，为开展华南民主运动而努力。

    1942年夏，中共广东粤北省委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廖承志等同志被逮捕，南老闻讯后，动用他的社会关系，想方设法，不辞劳苦，不怕牵累，积极进行营救。体现了民盟与中共患难与共的深厚革命情谊。

    二、1944年底，日寇侵占韶关后，当时广东的政治中心陆续向东江方面转移。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和进一步开展工作，李章达接受周恩来的指示，于1945年春节期间，在梅县成立“民盟东南干部会议”。参加的有李章达、李伯球、张文、胡一声、郭翘然、杨逸棠、钟介民、陈柏麟、陈慰慈等十余人，公推李章达主任。南老亲自草拟会议成立宣言,使沉寂的山区燃起一盏明亮的民主之灯，这是民盟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会议，已载入史册。南老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个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在全国开展。当时主要的斗争方向是广泛发动群众，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是年2月间，获悉孙科来穗，南老为此事召开在穗民盟主要领导干部座谈会，他大意说：“孙科曾以‘左’的面目出现，企图猎取政治资本，我盟应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趁此机会以欢迎孙科为名义，同中共地下学联团结合作，发动广州大专院校学生，掀起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群众性的大示威游行。”会议决定：这个任务交广州市民盟负责。此次斗争，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声势浩大，收到了预期效果。

    也是在1946年，日本宣布投降后，当时在广东最突出的政治问题就是东江纵队北撤问题。国民党军委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公开声称“广东无共军”。国民党意图把浴血奋战八年，抗日战绩辉煌的东江纵队污蔑为“土匪部队”。激起广东人民的义愤和谴责。后来据悉，由美国和国共两党三方面组织的军事协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于2月间来广东检查停战协定和东江纵队北撤问题。南老为此事召开了座谈会，讨论民盟应该怎样进行工作问题。根据我的回忆和查阅的有关资料，当时作出了如下决定：①电告第八小组，我盟要求派员随同前往东江调查;②发表时局宣言，并由李章达、彭泽民、徐傅霖、丘哲联名电告第八小组，申明广东省目前情况和东纵处境;③召开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座谈会，表明我们反对国民党军队攻打东纵，扩大广东内战的严正立场。后来，东纵完成了北撤任务，民盟及其领导人李章达是有一份功劳的。

    参加上述两次会议的，我记得有民盟领导干部：李伯球、郭翘然、陈柏麟;中共党员交叉民盟的有狄超白、周钢鸣、陈残云、易巩、洪道等。我当时是广州民盟职工部长，列席了这两次会议。

    四、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全面内战，镇压民主运动，大肆逮捕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摧残进步文化事业。国民党特务在广州破坏香港《华商报》和《正报》驻穗办事处，封闭了农工党机关报——《人民报》和蔡廷锴先生筹办出版的《现代日报》，因而激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谴责。南老代表各民主党派召开记者座谈会，通过报刊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反动派的政治阴谋，他指出：“当局制造一连串事件，施行的系列暴行，无非是想先压制舆论，以为其大规模发动内战做准备。”给反动派以迎头痛击。

    抗日战争中期、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全国人民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要求实行民主，反对独裁;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一系列汹涌澎湃、波澜壮阔的激烈斗争。南老高瞻远瞩，排除万难，坚持不懈地领导南方民盟进行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不愧为中共称道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也是令我们永远崇敬的一位民主革命政治家。

    梅日新

    1996年12月